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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骐: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阶级斗争——与卢荻、潘毅、卢映西探

李民骐 · 2016-02-16 · 来源:破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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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潘毅、卢映西为一方,以卢荻为另一方,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的中心”以及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讨论,内容丰富,发人深思,切中了当前中国问题的要害,是目前左翼思想界一场最重要的讨论。

  【破土编者按】关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讨论,李民骐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潘毅老师认为中国已是新自由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卢荻教授认为应该以数据重新讨论中国在世界新自由主义中的位置。李民骐老师在观点上倾向潘毅、卢映西老师一方,却认为卢荻教授的数据与分析更为严谨。同为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李民骐老师从工业生产额、金融业占GDP比重等出发,共同与卢教授分析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并拓展出阶级斗争的内涵。破土倡导多元,如有讨论,可来稿groundbreaking@126.com。

  以潘毅、卢映西为一方,以卢荻为另一方,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的中心”以及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讨论,内容丰富,发人深思,切中了当前中国问题的要害,是目前左翼思想界一场最重要的讨论。

  在卢荻的第二篇回应文章中,卢荻提出,他对这次讨论的态度是“必须心平气和,诚恳,严肃讨论”,不仅知识上要负责任、政治上也要负责任。我赞赏这样的讨论态度。在结束语中,卢荻这样概括了他的立场;“左翼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只能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整体人民的福祉,它的对立面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保卫已有的,争取应有的”;“批判应该批判的,珍惜应该珍惜的”。我相信,这是参加此次讨论的各位学者共同的立场,因此也是讨论的出发点。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或许由于某种误会,在卢映西的讨论文章中,在有一处将卢荻与“体制内左翼学者”相提并论,并据此对卢荻的“天真”表示质疑。不得不说,还在我做学生的时代,就在学习卢荻的文章,卢荻的博士论文曾经是我的博士论文的榜样。在九十年代那个“历史的终结”的时代,卢荻几乎是当时国际上唯一的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中国籍进步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方面,卢荻是有勇气、有智慧的,是走在现代中国进步政治经济学前列的。

  就这次讨论来说,我还是要提出我个人、独立的看法。在读了双方现有的往来文章以后,在大的历史叙述以及对中国现状的基本判断方面,我与潘毅、卢映西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在统计数据的运用方面,卢荻则更为严谨,确有值得潘毅、卢映西借鉴的地方。

  下面,我想先就双方统计证据方面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提供一些数据、谈一些我个人的看法,然后与几位学者进一步探讨新自由主义问题。我们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也不是为了经院式地解决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和概念,而是要制止、扭转中国滑向新自由主义的步伐,探索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走上进步变革道路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的私有化

  在第一篇“简评”文章中,卢荻将新自由主义概括为“三代政策信条”,依时间顺序,分别为市场化、私有化、金融化。在第二篇讨论文章中,卢荻又做了进一步的澄清:“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金融霸权,主导运作逻辑是经济金融化”。这两组定义,我认为都是可商榷的。

  应当说,“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在国际进步知识界逐步流行起来)在不同的人群、语境中,其含义是经常变化的。但是,大体上来说,它指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制度,也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代表现形式。由于有这些变化和歧义,当不同的学者之间(尤其是在意见相左的学者之间)展开讨论的时候,就不宜从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而要努力从历史现实出发,从现实的经济关系、阶级斗争出发来说明一定的概念。

  我个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后面再谈。尽管我对卢荻所给出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有保留,但是,私有化作为新自由主义时代一个标志性的经济现象,这是没有异议的,也是几位学者都接受的。比如,潘毅指出,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无论从工业产值比重、资产总计、企业数量、用工人数上,国有企业都无法与私营、港澳台商及外商企业相抗衡。在这整个数据中,我们看不到卢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更看不到工人权益的提升”,并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已经新自由主义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卢映西说,即使“企业有公有私,而公的在逐利方面玩不过私的,那么彻底私有化的趋势谁都挡不住。所以,中国正在奔向那个‘彻底’的终点”。卢荻则认为,中国虽然“在1990年代很大程度上屈从于私有化,但远说不上彻底 … 在2000年代稳定了国有部门的比重”,并且在第二篇文章中提出了潘毅不恰当引用数据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没有系统地发布过国有部门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过,通过研究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比重的变化以及投资、就业等指标,还是可以对中国私有化的程度和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估计。

  卢荻提出,在研究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比重时,应当使用全部工业企业(而不仅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并且应当研究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指标。据我了解,《中国统计年鉴》已经很多年没有发布过全部工业企业的数据了,自1998年以后仅发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国家统计局新建立的“国家数据”目前也仅发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至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除了与工业部门国内生产总值不尽一致以外,自2007年以后也没有发布过。要采用全部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等数据,恐怕要有专门的数据库。

  科学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定的统计研究的结果要可验证、可重复。参加讨论的并非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也并非都有同样的获得一定数据库的条件。所以,在对于研究结果没有重大、结构性影响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采用所有参加讨论的学者都较容易获得、较容易理解的数据。

  图一比较了1998年至2015年三种所有制类型(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相当于销售收入)的比例。

李民骐: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阶级斗争——与卢荻、潘毅、卢映西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如图所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在1998年至2004年间快速下降(平均每年下降约2.7个百分点);此后,虽然下降速度有所放慢,但是国有企业的比重基本上一直在稳步直线下降,2004年至2015年平均每年下降约1.4个百分点(仅在2009年至2011年间下降速度有比较显著的放慢)。与卢荻所说不同,国有企业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在任何一个较长的时期得到扭转或暂停。另一方面,官方承认的私营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仅有3%跃升到2009年的29%,成为三大所有制类型中最大的一部分。在经过了两三年的相对稳定以后,私营工业企业比重继续上升,至2015年已经达到35%。所以,无论从国有企业比重下降的趋势看,还是从私营企业比重上升的趋势看,中国工业部门私有化的趋势都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种趋势没有缓解,并且无论仅就私营企业来说、还是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加来说,对于国有企业都具有压倒优势。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2014年为25%,2015年陡降为21%。据卢荻说,他所计算的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在1997年至2008年间都保持稳定,至2014年仍然占30%左右。按道理说,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只会比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要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据上的差异,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那么,图一所显示的趋势,是否会由于数据选择不当,从而不具备代表性呢?图二和图三分别显示了各所有制类型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以及所有者权益比重变化的情况。利润总额反映的是企业盈利的状况,虽然只是增加值的一部分,但在市场化条件下无疑是衡量企业业绩的最重要财务指标。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资产总额减债务总额),与卢荻所说的固定资产净值在数量规模上大致相当。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李民骐: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阶级斗争——与卢荻、潘毅、卢映西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在利润总额方面,变化比较复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在本世纪初确实有比较大的恢复。此后,在2002年至2006年间,也一度稳定。但是,好景不长,此后就经历了2006年至2009年和2011年至2015年两次大滑坡,至2015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17%。

  就所有者权益来看,国有企业比重也一直趋于下降,没有稳定迹象。不过,至201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的35%。单独来看,仍然算最大的一个所有制类型,不过净资产总量已经大大少于中外私人工业资本之和。

  以上说明的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具体到工业的各个行业,情况又是怎样呢?以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在全部41个工业行业中,按照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排序,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第一位的有12 个行业,主要包括煤炭、石油、石油加工、钢铁、有色金属等基础性重工业以及电力、燃气、水等公用事业,另外烟草制品属于国家专卖。这些行业,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常常由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条件。

  私营工业企业占第一位的有27个行业,不仅包括除烟草以外的几乎全部轻工业,而且还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等重工业,以及除煤炭、石油以外的几乎全部采矿业。

  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占第一位。其中,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外资(含港澳台资)的比重高达72%;汽车制造业中,外资的比重为46%。一定意义上,外资企业垄断了中国技术含量最高、最有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除此以外,外资企业在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革、家具、造纸、文体用品、化学纤维、橡胶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机械修理等行业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化学原料和制品、医药等行业中比重也在五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燃气供应业中,外资企业比重虽然仍小于国有企业,但是已经控制了燃气供应的五分之二。

  在工业部门以外,缺少国有企业占产值比重的系统统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投资、就业等指标的变化来了解整个经济范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图四说明了2008年至2015年各种所有制类型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变化的情况。

李民骐: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阶级斗争——与卢荻、潘毅、卢映西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如图所示,在2008年,所谓“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就已经超过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投资方面最大的一个所有制类型。如果说,2008年以前,国有投资还勉强占有“半壁江山”,到了2011年以后,只能说“三分天下,仅存其一”,而所谓“民间”投资则占据绝对优势。2011年以后,国有控股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相对稳定;这与决策层为了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而不得不依靠公共投资以保持一定的总需求扩张速度,有一定关系。随着决策层积极推动所谓“供给侧”改革,国有控股投资仅存的这三分之一“天下”看来也是守不住的。

  图五说明了1995年至2014年,各种所有制类型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比例变化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

  1995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仍然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59%,至2014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6%。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包括大量的原国有企业,其中有的仍然属于国有控股,大量的则不再是国有控股,可以权且算做“混合所有制”企业。2012年,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约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4%。2013年,大量原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在统计上划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导致两类“混合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在统计上大幅度上升。至2014年,两类“混合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1%。2014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25%,成为城镇就业的最主要“来源”;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约为8%。

  上述各“单位”就业人员相加,其总比重不到70%。除了上述纳入官方统计的单位就业人员以外,尚有一亿多、约占城镇就业人员三分之一的城镇非正式部门工人。此外,还有近四亿的乡村劳动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工业部门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各工业行业的业务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从城镇就业来看,私营部门都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并且大部分指标都显示,私有化的趋势一如既往,并没有放慢或稳定的迹象。除此以外,在若干关键工业行业,外资企业取得了垄断或者有重要影响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走向新自由主义化的判断相一致的。

  在卢荻的最新博客中(“理解国企改革•点滴见解”)中,卢荻写下了这样的话:“2015年九月份官方公布的国企改革指针,可以说是代表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整体变革方案的妥协——指针明确抵制私有化,这与十多年来的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一致,而指针要求国企彻底市场化,尤其是以股东权益最大化作为国企的目标,这却是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一致。”

  说是两种方案的“妥协”,但是前一半(“抵制私有化”)仅限于中央文件上的空头条文,没有相关政策,更无利益集团推动;后一半(“彻底市场化”),也就是卢荻也认可“却是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一致”的,既有政策又有推动,国务院全面部署,各省市积极跟进(甚至抢进)、唯恐落后,现在更有最高当局的贴身经济顾问领衔发动“供给侧”改革。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孰远孰近,孰假孰真,岂不一目了然?

  世界银行数年前为中国“顶层设计”准备好的《2030年的中国》,现在无一不在落实。中国现在的形势,即使决策层不采取任何积极的私有化步骤,渐进私有化也会逐步完成,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世界银行所期望的10%以下,不过是时间问题。更何况,“混合所有制”、“供给侧”改革正在大刀阔斧进行中?

  中国经济的金融化

  卢荻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金融霸权,主导运作逻辑是经济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极致形态即经济金融化”。并且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屈从于金融化”,这是中国仍然在“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证据,并且据此认为,“不能说中国政治经济主体上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来判断中国是否已经受到了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卢映西指出,中国的“债务雪球已经相当吓人了”。卢荻以为不然,认为“债务雪球”还必须与资产相比较。卢荻将经济金融化概括为“资本的投机化导向,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并且认为中国在“抑制银行资本参与金融活动”以及“资本流动管制”方面进行了抵制。但是卢荻也承认,“从房地产到股市的泡沫和震荡,影子银行活动的膨胀,以及相应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急速回落”意味着“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自去年以来的巨额外汇流失,更意味着第二道防线也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卢荻仍然坚持,“不能确定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卢荻,你是政治经济学家,我也是政治经济学家。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化、放开资本管制的力量是清楚的也是强大的,国内有你所说的“买办投机集团”,国外有跨国金融资本以及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霸权。那么,“抵制”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在哪里呢?是人民大众吗,他们是无权无势的。是上层中的某个集团吗,这个集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存在吗,他们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动机,有什么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吗,现在的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吗?

  图六比较了1997年至2014年中国和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资料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中国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2005年以前,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这与卢荻所期待的生产性投资主导、抑制资本的投机化导向基本一致。然而,2005年以后,中国的金融化比重直线上升。到了2014年,出乎我的意料,恐怕也出乎卢荻的意料,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7.3%,超过了最标准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美国。考虑到中国经济中,农业尚占有约10%的产值份额,金融业增加值占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约8%。

  这是截至2014年的数据,据说2015年中国的金融业产值因为股市动荡而更加畸形膨胀。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各项组成部分完全发布的时候,相信还会有更加“令人鼓舞”的发现。

  中国和新自由主义

  在“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一文中,潘毅很好地阐述了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重大危机以后,世界资产阶级惊魂未定、痛定思痛,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比较大的让步,在核心国家内部实行福利国家、阶级妥协,在外围地区实行非殖民化,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让步,划出从鸭绿江到易北河的一大片地区做苏联的势力范围。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核心和半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力量大大增强,世界工人运动全面高涨,主要核心国家的利润率全面下降,东欧、拉美等主要半外围国家开始陷入卢荻所说的“债务陷阱”。如果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继续向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世界范围的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就得不到克服,发展下去,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有倾覆的危险。

  正是面对这样的严重局面,世界资产阶级不得不集结起他们全部的力量进行反扑。首先是在智利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即在法西斯铁蹄下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货币主义”实验;撒切尔和里根在英国、美国分别上台标志着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扑进入了总攻阶段;当柏林墙倒塌、历史“终结”之际,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扑达到了顶点。

  正如潘毅在文中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时期,“工人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水涨船高,导致工资和福利增长,资本的生产成本随之增长。这意味着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不断降低。于是出现了以保护资本为目的的反击。这是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起源。”

  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质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出现的世界范围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高涨的反扑;这一反扑的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全面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为此就需要使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决定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为了削弱工人阶级力量、增强资产阶级力量、恢复资本积累有利条件、提高利润率的经济政策或制度,无论是私有化、金融化、自由化,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

  那么,在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反动中,中国又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卢荻指出,他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金融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明明“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但是却持续了很长时间。借鉴戴维•哈维的观点,卢荻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掠夺性积累”从“体系之外”或者从“外围经济体”将生产性资源榨取并吸纳进来(到底主要是从“体系之外”,还是从体系内的“外围经济体”榨取资源,卢荻并没有澄清,可以进一步探讨)。

  “掠夺性积累”是一个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相接近的概念,主要是指通过“超经济强制”、通过直接使用暴力和欺诈、通过剩余价值生产以外的手段来积聚资本和财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掠夺性积累”是资本和财富积聚的一种重要的手段,比如拉丁美洲的“结构性调整”、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东亚金融危机、中国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都带有“掠夺性积累”的方面。但是,仅仅依靠“掠夺性积累”,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是否能维持下去,我觉得还是很可怀疑的。

  新自由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积累方式还是资本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或“掠夺性积累”。新自由主义的成败,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能否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决定性的变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一块比较大的地理区域,能够提供相当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它的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条件,使得核心国家和一部分半外围国家能够将原来的、一些利润率已经大大下降的部分产业转移出去,转而从事新的高利润产业(包括专门从事高利润金融投机的“金融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单单靠“掠夺性积累”,属于“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休克疗法”不光是休克无产阶级,也要休克掉一大批资本家),能不能坚持到新自由主义完全确立,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恰恰是由于在中国发生了对世界资产阶级有利的政治变化,“改革开放”也好,还是卢荻所说的“策略性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好,客观上都是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一支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巨大到相当于全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劳动力队伍之和),并且还能与其它资本积累所需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做“世界工厂”,就不会有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在1995-2008年间的相对繁荣,整个新自由主义体制或者早就如卢荻所说,“不可持续”了。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和中国经济的危机

  关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卢荻有这样一段论述:“全球范围的积累于是表现为资本追逐廉价劳工,设立低劳动技能的血汗工厂,支付低水平的工资,推动外围经济体之间竞争到底,导致他们堕进‘低技能、低工资的发展陷阱’。更有甚者,‘掠夺性积累’一方面扩大了全球范围的(尽量以劳动替代资本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全球范围收入分配不均,导致需求不足更为恶化,系统性危机更易爆发,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欠缺内部需求作为缓冲的外围经济体。”

  这段论述,应当说基本符合2008年以前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一些主要特点。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面激化,这种矛盾一度通过美国的金融化(即内部的借债消费和外部的巨额贸易赤字)掩盖起来,但是最终导致美国居民部门债务不可持续、美元霸权地位动摇,触发2008-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

  但是,自2009年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重要变化意味着,我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要做一些新的分析。首先,2009年以来,虽然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是贸易赤字缩小了,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下降了,政府部门债务也处于可控水平,在居民、公司、政府几个部门之间目前没有明显的金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有可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中心,世界经济矛盾的中心很可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

  就中国经济来说,在2010年以前,具有一些造成消费不足危机的条件和因素,包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居民消费份额下降、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等。然而,2010年以来,上述几个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仅居民消费份额已经稳定并且略有上升,特别有意思的是,多方面证据表明,中国确实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局面,就是说,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或许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这些现象,卢荻认为中国得到了“依循新自由主义运作不可能得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树”。

  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仍然要遵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增强。既然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增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通过经济斗争可以争取到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中一个更大的份额,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也确实证明,在西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在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半外围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在日本、韩国、台湾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壮大了的工人阶级斗争能力增强,要求实现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情况,并且都导致了资本积累危机。

  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一个“世界工厂”,其必然要导致的一个长期社会后果,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已经成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阶级。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萎缩,新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权利意识的觉醒、斗争经验的增加,以及进步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日益广泛的影响,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在2007年以后斗争能力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应当说,这是目前中国资本家利润率普遍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不是说中国工人不再受剥削。中国工人不仅受着剥削,而且仍然受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之一。像富士康那样的“血汗工厂”,并非如卢荻所说,是局部现象,而是普遍现象,至少是中国现在大多数地方劳动者的实际状况(见附录关于中国制造业目前就业构成的说明)。另一方面,即使是富士康那样“超剥削”的血汗工厂,也可能会出现“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是因为,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攫取利润,资本积累的动力是达到一定水平以上的利润率。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利润率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容纳的劳动力成本的上限。

  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一界限就更加狭隘。这是因为,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家无法从全世界剥削“超额利润”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贵族”,进而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尽管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取得了巨大增长,但是总的来说,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还是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的“比较利益”,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中国资本家仍然普遍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节约”维护工人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各种劳动条件、不定期地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金、偷税漏税、牺牲环境等比较“原始”的方法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然而,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工人的斗争能力现在已经强大到开始挑战这一狭窄的界限了。

  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

  据笔者研究,中国经济的利润率自2007年以后开始持续大幅度下降。2010年以后,不仅利润率下降,利润份额(即资本家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开始快速下降。按照现有趋势,有可能在若干年内,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即下跌到历史上导致主要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重大危机的水平。

  图七用一组比较直观的数据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的困境。这里比较的是美国制造业和中国制造业每一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其中,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成本根据制造业中属于正式部门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和属于非正式部门的农民工工资加权平均计算(关于制造业每美元所包含工资成本的计算,参见附录)。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详见附录。

  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每一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越低,企业越有竞争力,资本家越可以降低价格、抢占市场而不牺牲利润,从而可以扩大出口、占据更多的世界市场份额;反之,则竞争力下降、利润萎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大约是33 美分,中国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成本大约是25美分。但是,如果仅算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每美元增加值的工资成本,则在30美分以上。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低效,没有竞争力或者竞争力不够强,不如“血汗工厂”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4年以后,中国的工资成本大幅度下降,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下降到了只有15美分,大约是美国同期工资成本的一半。正是在此之后,中国的出口开始持续高速增长,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确立了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制造业出口中心的地位。

  大约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的工资成本开始持续大幅度下降,向中国的工资成本靠拢。这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向底线竞赛”的活生生的写照。

  然而,在2008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每单位美元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开始上升了。这说明,中国工人的斗争力量已经增强到,不仅可以提高工资,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资本家减少一些剥削强度。到了2014年,中国制造业每单位美元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已经超过了美国,恢复到了22美分。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并因此为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的逆转创造了条件,进而成为全球范围“向底线竞赛”的一个巨大因素。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工人斗争势头的进一步上升,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巨大规模,能不能使得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变全球范围的“向底线竞赛”为全球工人斗争的新高潮呢?这个问题,姑且留下来思考。

  就眼前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改变、中国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上升的势头不逆转,中国经济爆发重大危机是早晚的事,并且不会拖得太久,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规律所决定的。

  中国未来的前途无非是三种情景中的一种(下面仅分析两种)。中国继续维持目前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相对地位不断上升的势头,在危机前或危机后,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核心国家,通过剥削世界其它广大地区的劳动人民,获取大量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在中国内部实现劳资“双赢”,实现诸多自由派工运人士所梦想的“劳工三权”以及福利国家,同时保障资本家的利润和资本积累。

  然而,这一“美好”前景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相冲突,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决定了,核心国家只能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少部分。由于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如果中国要上升为核心国家,除非将现有的核心国家全部挤到外围或半外围,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种情景,是目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大力叫嚣、决策层正在认真考虑,但是尚不敢全面推进的。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在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也不可能上升为体系核心的前提下,能够选择的“次优”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组织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彻底打垮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迫使他们世世代代接受“血汗工厂”式的超剥削,永远不得翻身。这是中国主流媒体经常叫嚷“劳动力成本过高”、“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目的。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实现这一“次优”情景,困难在于,历史并非总是由上层精英来写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被凌辱、被鄙视、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总是不甘寂寞,每隔一个历史时期就要登上一次舞台的。

  中国无产阶级现在的斗争力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城市化、现代教育的普及、现代交通通信的发达,等等)在客观上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停止,它造成自己掘墓人的历史进程就不会停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任何“胜利”归根结底只能是暂时的。

  历史经验证明,要比较长久地打败一个无产阶级,还是要找到一块比较大的、能够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理区域,以从事资本转移。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要想找到与中国劳动力规模相当、并且廉价、并且其它资本积累条件优越的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资产阶级冒然发动全面进攻,连“改革开放”时期唯一还可以夸口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要予以剥夺,造成几千万人失业,强行将工资增长速度压低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以下,乃至剥夺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城镇正式部门劳动者尚且享有的不多的福利,那么,政治上将发生何种难以逆料的变化,诚非笔者所忍言者也。

  卢荻说,“仅有政治-道德立场是不够的,除非能有更加彻底系统的替代方案”,否则,“以为现实这整个构造弃之不足惜”,是“危险的判断”。类似这样的话,不仅对于左派适用,对于精英其实更加适用。

  “现实这整个构造”,“惜”也好,“不惜”也好,那要看精英守得住还是守不住。守得住,别人不“惜”,也奈何不了他;守不住,别人惋惜也好、珍惜也罢,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气数尽也。

  王铁人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旧世界正在垮掉,即使“珍惜”,也无法挽回,仅仅因为没有“替代方案”,大家就会坐在那里等死吗?要相信,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长远的(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历史观点来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附录:中美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工资成本的计算

  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工资成本的计算方法为:

  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工资成本 = 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按美元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就业人数)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来自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用小时平均工资乘上制造业工人每周平均劳动小时数,可以得到制造业周平均工资。然后假设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年平均劳动45周,可以得到年平均工资。

  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为:

  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 = (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数*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制造业非正式就业人数*外出农民工平均工资)/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

  其中,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数、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可以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外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获得,然后假设外出农民工每年工作10个月以得出年平均工资。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和制造业非正式就业人数的估计在下面说明。

  据此计算出的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再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以美元计算的工资。比如,2014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37658元(其中,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1369元,外出农民工平均工资28640元),折算为美元的年平均工资是6130美元。如果按照中国工人每年劳动45周,每周劳动60小时,因而每年劳动2700小时估算,相当于每小时平均工资2.3美元。美国制造业工人2014年的小时平均工资为19.6美元。

  美国1997年及以后的制造业增加值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1997年以前的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用美国经济分析局所公布的制造业国民收入来估算,假设1997年之前的制造业增加值与国民收入之比和1997年一样。中国历年的按美元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直接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采用的是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制造业全时制雇员人数当量(即实际就业量相当于多少全时制雇员人数);缺失年份,采用世界银行所提供的美国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估算。

  《中国统计年鉴》仅提供整个第二产业的全部就业人数。我假设中国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占整个第二产业全部就业人数之比与城市单位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数与整个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之比相等,据此估算出历年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然后用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减去制造业中的城市单位就业人数,得出制造业中的非正式就业人数。据此计算,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1.32亿人。其中,城市单位就业人数5240万人,占40%;非正式就业人数7970万人,占60%。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构成,仍然以“血汗工厂”为主。即使在所谓“正式部门”中,类似“血汗工厂”的实践也是普遍存在的。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有转发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柳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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