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以来，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到建立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几代劳动人民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建立的。无论后来有什么样的说法，周总理生前的对人大的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建立初步工业体系绝对不是什么胡说，不可以因为后面有人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而否定总理和主席生前为我们打下的基础。而且那时候是没有外债和内债的，因此这一份遗产是实打实的，是没有任何水分的。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物资比以前丰富了很多，人民生活也应该说有了一定的提高，这里面是有先人积累的，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的努力而否定先人的积累。
而且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得益于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中国法律是很不完备的，动辙得咎，因此我们的生产方式也不是非常灵活，有些流通领域本应该可以做的事情被视为投机倒把，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有点可笑。
不过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一旦否定了一个方向的极端后，就会立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你很难想像如果当时北大教授像张维迎那样说“往大家的饭碗里面吐痰，然后这碗反只有你能吃”这种话的人还能够呆在北大这种地方。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说这种话的人不但可以说第一次，而且可以再而三地反复说，却只能在网络上受到铺天盖地的评判，而在他们发文的媒体上却很少见到反驳话语。哪怕像马立诚那样发表汉奸话语的人，在大家心目中为百姓讲话的南方周末的鄢烈山嘴里也可以成为政论家（实在难以想像如果这种话写在鄢烈山做天涯杂谈版主的另外一个版面煮酒论史那里会被了解日本历史的人批驳成什么样子），居然南方周末可以开一整个版面让他应付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批评，而不给任何批评者开版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中国古代对教育者的两大要求，张维迎身为北大教师，公然藐视社会道德，在做独立董事时候，藐视广大投资者，还公开说是友情难却，以友情来做独立董事的人怎么保障其他股东的利益。身为中国著名最高学府的教授，居然说这种话，而且经常在中央电视台讲话，其后果的放大影响可想而知。
法律和道德是国家和社会构成的两大基础，一旦这两个基础动摇，那整个国家的管理成本将立即升高。缺乏道德约束，那就会引起法律纠纷的增多，执法者如果缺乏道德，那暴力事件将层出不穷。
96年，对中国是很重要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四川长虹的彩电价格战使中国百姓受益，很多中国百姓买了电视机，应该说电视机的普及是那时候开始的（尤其是乡村）。
电视机的普及是中国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大特点，但电视机的普及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立即显现出来了。
中央政策可以直接通过电视机传达到普通百姓那里，绕开了各级政府的传达，上下级政府有矛盾，也就立即可以显现。
最要命的是中央政府的错误政策和类似张维迎这种人公然在电视上的错误言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其散布面不可想象。像梁定邦在电视上公然鼓吹超常规发展，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和他银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老婆左小蕾公然鼓吹教育产业化，吴敬琏似是而非的市场化言论（现在大家都认为私有化就是市场化了），2001年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公然在电视上说国有股市价减持是利好这一类的公然的谎言和胡说八道，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打击面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中央二套的经济节目对整个中国的自信心（动不动就让外国人对中国经济指手画脚）和中国传统道德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看看中国股市跌跌不休和二套节目的狂吹也就知道了，撒谎也得有个限度啊，不能无休无止地乱说啊。
中央电视台二套谈论中国经济的节目是有明显的派性的，张维迎（价格双轨腐败派经济学家）、吴敬琏（88价格闯关大动荡派经济学家）、林毅夫（后发优势让出高科技发展派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的观点，反对他们观点的确上不了电视。
1994年央视二套栏目的《商战》公然为河南郑州亚细亚的商业发展大跃进鼓吹，结果是引领了一波全国性的连锁店大跃进，到现在仍然在继续。2003年11月报道陕西洪水500万人受灾，居然让张光斗这种造成水灾的凶手撒谎胡说，而漠视逝去黄万里教授的功绩，怎么在清华采访的，网络上批评铺天盖地。央视二套鉴宝栏目公然把假文物弄上电视台（国家正规刊物《文物天地》有照片为证，应该是2004年11期，二套标志清清楚楚）。一套的新闻会客厅公然为有争议文物辩解，几千万的资金买这种有争议文物，居然不让反对者说话。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电视也上了不少了吧，举报他贪污的人被迫下岗。当年央视面对面栏目中，主持人王志追问刘姝威女士（揭露兰田股份业绩造假）谁泄露了国家金融机密，刘姝威女士不敢说，因为她的人身安全是没有保障的。播出这种根本无法一查到底，惩治腐败的节目，结果就是全国性腐败高潮，连上了央视的刘姝威女士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谁肯为国家利益出头啊，谁来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啊。像王志这种采访方式简直恶劣透顶。
如果把很多旧的央视二套的节目拿出来回顾一下，大家都会痛心疾首的。现在仍然是在坚持当初的做法，为那些伪精英，所谓成功人士吹捧（说不定哪天坐牢了）。
中国经济的第二大阻力就是中国股市，股市是投资的场所，不是撒谎和欺诈的场所。中国证监会的出尔反尔是闻名全国的，要让这么多把现金投入股市的人不关心股市是不可能的，在股市公然撒谎而觉得百姓听不到更不可能。一边是中央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一边是中国证监会动辙百亿狂发股票（多少人能看多少页上市申请报告是四则运算就能够算出来的，造这么漂亮的中国证监会大楼谁会认为证监会清廉。），中央的威信当然一落千丈，中央的政令当然各级地方政府阳奉阴违。老百姓都能够看到，更何况与自己有说不清利益关系的地方政府。自己都在通过股市乱投资，却要下级政府收手，难。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好大喜功已经全面开花，难以收拾了，中央政令不通已经由暗而明了。这是历朝历代都少见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没有改变的特征。无论是三反五反、文革还是改革都逃不过这个现实。
当年周总理犯了一个大错误，批准吴晗挖长陵，结果挖了定陵，其后果是全国各地打报告上来挖帝王陵墓。如果按照现在的当事人石兴邦所说总理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他说让后人来挖，我们应该行动的话，那现在所有的帝王陵墓都别想保住，中国将面临一次文物浩劫。
当年周总理为了反冒进在南宁回忆上挨了批评，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支持他的人是陈云、陈毅、贺龙、李富春。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支持？
总理生前说过：只要我活着，就不允许国务院造大楼。
因为总理知道一开这个头就会掀起全国性的造楼高潮，就会浪费全国人民的血汗，就直接挑战勤俭建国的国策。
只要中央电视台和中国证监会的作风不改变，这种破坏法律和道德的传播效应就将不停顿地打击中国，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重建工作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的改革的负面效应将永远大于他的正面效应。
丁丁的兰莲花
20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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