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红旗反红旗”与“借着改革反改革”
黎阳
说“追究‘原罪’就是否定改革”，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把改革给否定掉了。因为这其实是说打击犯罪就是否定改革，要想不否定改革就只能保护犯罪。这岂不等于宣布你那个“改革”原来是跟犯罪栓在一起的？跟犯罪勾在一起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这岂不是要把“改革”二字在老百姓心目中搞臭吗？难道这还不是在否定“改革”吗？
但是从长远角度而言，任何人、任何事在老百姓心中变臭都不是别人能“搞”出来的，尤其不是仅仅用言词就能“搞”出来的。如果硬要说“搞臭”，那只能说是这些人、这些事自己“搞臭”了自己。
甜言蜜语一次两次可能有效，再三再四或许还可以，但反复无穷总有不灵的那一天，水中无从捞月，画饼不能充饥，假话空话谎话费话当不了饭吃。虽然“精英”们喋喋不休宣布其“改革”如何如何美妙神奇天花乱坠，但老百姓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可没那么浪漫愉快，不得不害怕、不得不犯愁的事太多了：怕“减员增效”，怕“买断工龄”，怕“下岗”，怕解雇，怕生计无着还要忍受“谁让你没本事”的冷嘲热讽，愁付不起学费，愁倾家荡产供孩子上了学毕业了仍然找不到工作，怕生病，怕哪个地方稍微出点意外就足以搞得倾家荡产，愁房价涨得单靠工资多少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怕强迫征地，怕强迫拆迁，愁不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谁信得过、谁千万沾不得，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每天都不得不怀着“怀疑一切”的心理战战兢兢过日子，愁将来年迈体衰丧失劳动能力了怎么活，愁中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愁到处见贪官污吏奸商恶霸沆瀣一气蛇鼠一窝，整天变着法地从老百姓身上刮油水，而老百姓却无可奈何：不但“不准上访”、“不准自杀”、“不准恶意讨薪”，而且连“话语权”都被“精英”们霸占了：“改革代价论”、“腐败有利论”、“中国贫富差距还不够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的综合效果就是：只要“精英”们一谈“改革”，老百姓心里就直哆索：不知道哪个部位又要挨宰了。
非洲人有一句谚语：欧洲人刚到非洲时，我们有黄金，他们有圣经；后来的结果是他们有黄金，我们有圣经。
以前中国的财富都是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全都属于老百姓。也就是说，“精英”们刚开始闹“改革”的时候，财富在老百姓手里，“改革”在“精英”手里。改来改去，结果是财富跑到了“精英”和洋人手里，老百姓手里只剩下了“改革”：中国不到10%的“精英”占据了90%以上的财富。不管“精英”们如何娓娓动听，事实就是事实。
亲身经历比任何花言巧语都更权威。只要中国老百姓还没有都跟阔佬们的宠物狗同一个智商水平，就不可能面对如此事实还无动于衷。“精英”们要想让老百姓对此没想法没怨恨，靠剥夺老百姓的“话语权”没有用，用“资格论”剥夺老百姓思想权也没有用，“图穷匕现”搞政变用暴力镇压更没有用。算来算去，恐怕只有干掉老百姓的感知能力，让老百姓对一切痛苦都毫无知觉，也许还能够解决问题——当然，这是“精英”们“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只要这个白日梦没有实现，老百姓就必然对这一切事实有自己的判断，“精英”的“改革”在老百姓心目中想不臭都难。这不是谁用言词把改革“搞臭”了，而是“精英” 们用行动自己把自己搞臭了，把他们的“改革”搞臭了。
口口声声言必称“改革”的人未必真心要改革。“当头一棒”是反对，“借力打力”同样是反对。以“改革”的名义专干坏事，名为改革，实为掠夺，在老百姓心目中把改革彻底搞臭，从此人见人厌，这才是风险最小、效率又最高的破坏改革法。这种手法在“文化革命”中叫“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放到今天，则叫“借着改革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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