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民权昌盛的社会，禁止思想文艺类作品的出版发行是对人权的侵扰，也损害了社会在多元杂交中自发演进的能力。因此，封杀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不具备正当性，也无所谓性价比高低之说。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社会，这种言说对中国的出版管理当局没有意义，这不是他们必须遵循的行为逻辑。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只知道有些作品对现行体制及其所依赖的价值观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现行体制在自我论证方面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它几乎已经承受不起来自这方面的任何冲击。这就象在已经失去了臭氧层保护的天空下，人们经不起任何一点紫外光线的照射；只能设法躲在黑色的房子里，将光线阻挡在外。
由于权力结构、政权性质的不同，在西方社会对政权不构成威胁的事物，在中国可能构成威胁；在西方社会对体制不具颠覆性的东西，在中国可能具有颠覆性。这就是中、西方政府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对待政治异见和思想文艺作品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只要中国政权的性质、结构不变，政府行为遵循的逻辑、对待政治异见和思想文艺作品的根本态度就不可能改变，二者之间是高度依存的关系。寄望于某个领导人“有走向言论开放和宽容的想法”，或某个公共领域会先行放开，都注定要失望：“皮”如果不准备变，“毛”也不可能变，最多颜色深浅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客观规律，与具体某个领导人的主观意愿关系不大。
纵然禁止思想文艺类作品合符中国政治的现状逻辑，对现政权的存续安危具有某种必要性，但查禁章诒和的书，即使在这种逻辑下也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不合性价比。章诒和所讲述的旧时代精英逸事，所褒扬的旧时代精英价值，早已是明日黄花；在当代知识分子内部，也只能在某个小圈子内获得价值认同。大多数读者只是把她所珍视、所讲述的一切，当作京剧一样的古董欣赏。这样的东西，对现行体制和政权的杀伤力极其有限，可以忽略不计。但章本人名气极大，封杀她将引起极大反弹，需要付出更多道义和形象上的不菲代价。花大代价来做一件本来可以不做、没有多少收益的事，此其不合性价比之一；将一个本来只是与现行体制及其价值观保持距离、沉浸在自己几十年前的精神世界里自说自话的有影响力人物，刺激成体制的坚定敌人，此其不合性价比之二。在这里，性价比的值其实已经为负，等于是在花钱买罪受。
现行体制下，政府官员经常会出此昏招，因为他们对待本职工作普遍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免责心态，着重点不是怎么尽量把事情处理好，而是尽可能不出乱子，避免殃及自身。所以在路线上宁左勿右，在管理上宁死勿活，惯于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复杂微妙的社会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情况之所以普遍，不是因为智力、能力的原因，而是两种心态使然。其一是犯不着。这个国家又不是我个人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卖力？何况卖力也未必讨好，认真干事反而有风险；即使要追求仕途的长进，关系学也远比干实事重要。所以除非是提拔在即的考察期，或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少有人把公事当回事，敷衍得过即可。二是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忙着利用职权结交关系，经营个人利益，实在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可花在公事上。而且工作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只须应付好上级即可，而上级可能也只是在应付更上级而已。
在这种官场心态下，解决问题往往演变成制造问题，缓解矛盾往往导致矛盾激化，不断制造敌人；具体操作者捅出的烂摊子，最后都得由政府兜着，政府的敌人越来越多。封杀章诒和的错误既已铸成，哪怕外界的反弹再大，在现行体制下管理当局可能也不会示弱、修正，而只能死顶硬耗着。在坚持错误选择的同时忍受负面的冲击，等待着“往事如烟”；然后再不声不响地、用睁只眼闭只眼的实际态度修正——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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