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观察：“弱势”们的声音为什么大不起来
云淡水暖
两会的开始，自然是每一年年初的大事，也是新闻媒体追逐的热点，那么，社会自然就能够听到两会代表们发出的一些声音，但草民观察，这些声音的发出，并且“音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代言性，其特点就是一个字——强，“强势”的强，一般是由“强势”如官员、贤达、泰斗、富豪代表发出，一般是代表了“强势”的利益诉求。
谨仅举几例：
其一，据《信息时报》报道，广东省政协委员厉有为（原深圳市委书记）提交的“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提案指出，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应对所有财产的保护，不能是“有限制”的保护。按照历委员的意见，国家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上，应该取消“合法的”三个字。这样的观点，已经取得了法律专家的一致认可。原因是历委员认为，私有财产这么多，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有无发生转化，谁又能认定得了？
且不谈此提案的核心观点是否荒唐，只看这个提案所涉及的利益最大群体是什么就可以认定，这是一个偏向于极少数资产寡头的提案，越是资产巨头，得益越大，因为近年来通过官商勾结、侵吞国资、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一小撮人，在其财富的合法性方面，一直是犹抱琵琶，“羞于见人”的，其们吃 “定心丸” 的需求实在是太迫切了，这样“行八囊”（广东话：统统）保护起来，对其们来说，“功德无量”。
其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表示，九部委《意见》处罚开发商囤房、炒房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为什么呢，彭委员认为，房价涨的还“不够”，彭委员预测，5年后，珠三角将难觅均价万元以下的房子。不知道彭委员此番话的依据何在，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广州市人大期间，一个区的副区长（相当于处级）坦言，按照目前的房价，其每年10万元左右的收入是“买不起”房子的。副区长比中低收入普通广州市民高出数倍乃至于十倍的收入，尚不敢言买房，那彭委员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权置于何地。
但是，不能够怪彭委员“冷血”，因为彭委员是广州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祈福集团的私人老板，房地产老板当然希望房价越高越好，能够多从最终购房者、银行、投机者手中榨取最大的利益，是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其它一概免谈，不是有“学者”已经吼叫“资本没有道德”了么。
其三，据人民网报道，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今天进入小组讨论，在经济界的小组讨论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委员对今年铁道部实行春运票价不上浮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由此导致的价格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而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痛”，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涨价还是不涨价，火车票都是一票难求，票贩子都要猖獗一时，草民有亲身体会，这与吴委员所毕其全力推销的“市场万能论”毫无瓜葛。草民倒是认为，这跟吴委员们所欢呼的所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伟大创举”，而又无法解决农民“真正地”进城定居而不得不辛苦来回奔波造成的巨大运输压力有根本的联系，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谁愿意花钱买罪受？
其余的，还有一些看上去似乎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贴身问题关系不大的“提案”、谈话之类在媒体上占着地方。起码，关于“新三座大山”的最痛切、深刻的东西草民目前还没有见到。
草民觉得，这与能够在媒体平台上大声说话的群体有密切关系，以上发出声音者，莫不属于“强势”，两会代表中有没有所谓“弱势群体”的代表呢，答案是肯定的，2006年的两会期间，《工人日报》发表过一篇报道“一线工人代表“工资条”引发关注——来自政府部门的代表热议职工收入问题”，其中讲到，6位基层工人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工资情况，有的月薪只有四五百元，有的刚刚过千元。江苏徐州矿务集团公司矿工戴兴旺代表：500元。黑龙江省哈尔滨电机厂冲剪分厂工人郑春林代表：800元。某一线职工代表：400元。四川省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热线服务中心接线员周屏代表：1000元。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二机床集团铣床制造厂马恒昌小组组长孙普选代表：1300元。…
若以金钱论强弱（事实上时代是这样的特征），以上几个代表显然“弱势”，这还没有包括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000来元（西部地区年收入只有500元）的8亿农民，中老年失业下岗人群。但是，人们从媒体上却鲜为听到他们最直接、最坦率的诉求，比如，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原管理层的不当获取和对工人利益的盘剥，对国有资产的吞噬。比如，基层政府官员欺上瞒下，蚕食中央农村政策，侵吞农民经济利益。比如，对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严重流失，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这样的财产是否要“保护”底层诉求，比如，收入如此之低者如何面对数千、上万一平方米的房价，比如，春节期间如何才能回家….
草民以为，两会代表就应该体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宪法原则“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特色，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劳动阶层大声说话，或者大声说话者的立场、观点是基于这个最广大群体的。草民还以为，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差距，起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代表比例的倾斜性，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看一个历史的变迁；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工人占28.2%，农民占22.9%。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工农比例为54％。到了十届人大，工农兵只占27%，工农比例从五届的54%降到十届的19%。而干部比例在逐年提高，目前达到32.44%。
还有一个特点是，所谓“新社会阶层”代表的不成比例地增加，比如，据报道，广州市近几年来，民营企业家大量当选人大代表，广州市本届（2007年）的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前一届增长了860%。据资料统计，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60%以上的社会私人财富，那么这个群体在两会中的代表比例就如此地显眼。
第二，媒体的镜头、笔触、话筒对准方向的倾向性，权力精英、学界精英、财富精英往往成为媒体的追逐对象，比如人民网的报道附图就感慨“吴敬琏委员的人气毋庸置疑。”，什么叫做“勿庸置疑”，要么是记者们认为那些拿400元/月的工人代表的话“无足轻重”，要么是吴委员之类的“官产学媒”群体的声音的分量“勿庸置疑”。
让“弱势”们理直气壮起来，让“弱势”们的声音在各种场合大起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那么，首先应该让“弱势”的声音在两会上响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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