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法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动政治改革的迫切需要。不妨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为例，探讨在中国启动改革的必要条件。邓小平改革是在极左路线令包括党内精英在内的许多人蒙受深重苦难、国家前途未卜，人们痛定思痛，视文革为浩劫的情境下启动的。对原有路径的斥力、急于寻找新路径的压力，共同构成了改革的动力，使邓小平新政获得广泛支持。胡锦涛权威不及邓小平，政治改革的风险远大于经济改革，在今天启动政改，无疑需要远比当年更大的危机压力和对现有路径更彻底的否定。但是，今日中国并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反之，今天被中国领导人视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被一些人赞为盛世。虽然对是否“盛世”的理解各有不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今日中国并没有陷入文革后那种危机困境，自不待言；在公平问题上民众虽有不满，但这种不满并没有集中指向政治改革。没有危机的压力，就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不仅是最高领导人没有动力，更重要的是整个执政集团没有动力。他们不但没有改革政治的动力，而且有着保持政治现状的充足动力，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纵然有点想法，也没有可能带动整个执政集团积极行动起来。
不仅执政集团没有政改意愿，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政改的迫切要求，这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国内真正视政改为必须、对政改有着明确而迫切要求的是部分知识分子、工商阶层一些人，以及少数原属于胡赵派系的离退休老干部。这种力量在政治行动层面极其单薄，只不过在民间话语层面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们的对手却是庞大的“官+商既得利益集团”，这是目前中国最强大、足以左右社会进程的力量。真正对政治改革形成压力的是来自海外的声音，但这种压力也有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综合实力处于增长期的大国来说，海外力量对内政的影响不大。
有人认为全面的政治改革有风险，但有限的党内民主可以预期。其实，党内民主作为单独的解决方案，作用有限，而且必然引发全面改革的全民政治浪潮。毕竟现在已不是等级制天经地义的时代了，凭什么党内可以民主，党外不行？因此，除非将党内民主作为全民民主的前奏或突破口，否则很可能弊多利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大上真正可以期待的政治改革举措，只有由全会对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一定差额选举。这种举措在社会上波澜不惊，震荡只在党内高层，却可以对高层领导人的行为取到一定约束作用，使其多少要顾忌于全会代表一级的群众监督。这样做也符合最近中央高层高调反腐的意志和施政方向，可以为治理贪腐提供新的动力，多少弥补体制的缺陷。
有些人之所以坚持认为胡锦涛会启动政改，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政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不政改不得了；他们认为，胡锦涛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其实，虽然政治制度不转型始终是中国的隐患，但政治改革并非今日中国最迫切的需要。胡锦涛磨刀多年，确实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治国理念和一整套构思，而这种理念他也早就公之于众，它不是政治改革，而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只是凝聚人心的口号，它底下对应着一整套完整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力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以劳动力价格优势为基础到以内需为基础的转型，从而从根本上化解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使温家宝最近提出的社会主义两大目标“发展生产力”和“增进社会公平”真正成为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为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黄金期”奠定基础。
在这种构思中，没有政治改革多少位置，这将主要是一场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是一次使前进方向由“效率优先”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调整。有人将其与当年邓小平所领导的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相提并论，称之为“第二次拨乱反正”。比之立论宏阔的政治改革，这种革命更符合当下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更具有针对性，既更具可行性，也更具迫切性。上述两种改革思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从理想、理论出发与从现实需要出发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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