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说话、办事、做事与立场

学习公报：说话、办事、做事与立场

作者 苏   杜

2007-7-25

           如果早几天，这个题目就不容易让人看懂，今天就不同了，常上网或常看《南方都市报》的人，一看就会明白：这是冲着茅于轼先生来的。此言不差。而且，这还是在觉得对茅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有些批评有点言不及的的基础上，笔者又想了一想，才不惮重复，再次冲着茅先生来的。

       首先，我以为有必要将茅文中“说话、办事、做事”的准确意思厘清，否则，你即便是想冲着茅先生来，也冲不准。一般说来，“说话”与“办事”的意思差不多，前者不过多了点“理”性，后者不过多了点“感”性。“这老领导常为部下说话”，“那老领导很为部下办事”，便是大致相当的赞语，区别不大的。但若以此便认为“说话”即“办事”，“办事”即“做事”，那就大相径庭了。茅先生说，“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这话是不错的，基本上说明了“做事”的要义。“说话”与“办事”，如果茅先生不十分讨厌的话，大致可用“服务”一词来概括，而“做事”呢，久而久之了，便常与“混事”搭界了。

       茅先生是足以影响国策的大经济学家，学识渊博，批评他的文章还从解词开始，不是太小觑他了吗？不，这不是小觑他，而正是正视他。非如此，你便无法弄明白茅先生何以一会儿将本来毫无二致的“说话”与“办事”相分立，一会儿又将本来毫无一致的“办事”与“做事”相混同。这其中的和谐决窍并不深奥。你看他一会儿“说话”，一会儿“办事”，一会儿“做事”的，不过是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他那“为什么人的问题”，却总是挂帅领纲的。“说话”也行，“办事”也可以，掺和一下“做事”也无妨，但“为富人”还是“为穷人”，茅先生却从来没在一处含糊过。茅先生开宗明义就刺了“立场”一枪，不无讥讽地说，“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不必怀疑，茅先生是反对“讲究立场”的，但他的“为了穷人”以“保护富人”在先，“为穷人办事”以“为富人说话”为先，或者说“保护富人”必声明“为了穷人”，称“为富人说话”定标榜“为穷人办事”，却正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此立场不仅穷其讲究，而且颇为坚定不移。茅先生对“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是特别反感或者说是反对的了，然而，“我国”之所以“特别讲究立场”，除了“仇富” “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并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之外，还因为“在转型时期”，还有茅先生一样的，自己“特别讲究立场”却反对别人讲究立场的，也“不乏其人”的缘故。

        “讲究立场”，这是茅先生所反对的，但他只是反对别人讲究，自己拿来讲究，却讲究得特别惬意。茅先生自己“为富人说话”可以是“为穷人办事”，但他就没有从“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中，发现过“为穷人说话”而“为富人办事”的人。相反，他倒是从中看出了“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能看出这样“一批人”来，证明自己对“国内外反对改革的敌对势力”的清醒，没有坚定的立场行吗？茅先生还对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这是他们“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而发生的错误。批评乃至彻底否定一项政策，能“明白当时的背景”自然非常之好，但是能“明白眼下的现实”可能更要紧。茅先生批评“几千年的仇富传统”，特别是批评“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的集中反映”，就没有怎么要求弄“明白当时的背景”，而是专拿“中国开放三十年”来做比照的。茅先生在批评上的这种“双轨制”，也是“特别讲究立场”的结果。 “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真是讲究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连茅先生自己，一不小心，也落进了讲究立场的窠臼，简直是该死！

        茅先生还说，他也是赞成为穷人说话的，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他“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话说得真是不错。但是怎样才算是不“讨好舆论”，不“哗众取宠”，不“宣传富人有罪”，不“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呢？这只有茅先生自己才能为“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们做出示范。幸好，《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这篇名文里，就有茅先生“为富人说话”而没有“讨好舆论，哗众取宠”，“宣传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的内容，我们不妨改变一下人称，依样画葫芦，得出一个茅式“为穷人说话”的样本来，让茅先生也肯定一下“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功效。茅先生的原文在前，所画葫芦在后：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老穷着就可能有种种方便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农民工，当农民工困难吗？他们会说，他们不必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无须对付不讲理的官员，也不必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农民工是全世界最好当的，风险最小的，负担最轻的。在从业中从无闪失，总是获福于众高官，与‘黑社会’和谐相处，常常双喜临门，多年的期待无不心想事成，在一个对穷人政策二十多年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天天过着好日子。”

        茅先生的名文显然是“为穷人办了事”了，不知道这篇习作的“为穷人说话”是不是也“为富人办了事”？但至少，按照茅先生的要求，幸福的农民工看了这篇习作，是不会“上当受骗”的；痛苦的企业家看了这篇习作，也不会认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了。“富人”“穷人”轻而易举地就和谐相处了，茅先生又是壮胆，又是要勇敢，其实是不必要的，徒长了“讲究立场”的威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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