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的产生，就国际而言，是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后果。资金流动的屏障减少了，同样的资金量，流动性也会倍增。而投资机会不可能同速增长，于是导致流动性过剩。可以说，当前普遍发生的流动性过剩，说明全球经济继商品过剩、产能过剩之后，已进入资本过剩的时代。当然，与商品过剩、产能过剩一样，这种“过剩”只是阶段性的。新的需求会产生新的投资机会，积累一段时间就可以填补这段空白。
国内的情况更复杂，流动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与外汇占款有关。不断增发的基础货币，必然导致流动性过剩。对这种情况，中国并没有两全其美的应对方案。导致外汇占款增加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外资赌人民币升值大量进入中国，二是巨额的外贸顺差，二个因素都难以调整。
虽然中国拥有巨量的银行储蓄，在资金上已不需要外资进入，但外资不仅仅意味着资金，还意味着市场竞争力。迄今为止，中国出口额的70%来自于外资企业，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同理，由于人民币升值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顺利进行，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国际资本还有对赌人民币的巨大时间和空间。
无论是从中国的要素禀赋特征，还是从国内消费力状况看，保持外贸顺差都异常重要，关系着能否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即使迫于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不得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也只能是逐渐的，大致与国内居民消费力的提升同步。
正因为导致外汇占款增加的几个因素具有刚性，不好调节，发行特别国债将问题延后或许已是惟一方法。但这种方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这条路同样有其极限。加息本来是最直接的办法，但它一方面会增加企业资金成本，另一方面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所以也不能大幅运用。而小幅加息约束不了已经泛滥的流动性，就象过于松散的缰绳羁绊不了狂暴的烈马一样。
可以说，对于包括流动性在内的中国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贴切描述，确实就是赛跑：没有对症之方，只有成与败的对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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