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自由经济还是寡头经济

　　文/薛涌

　　寡头们喜欢利用垄断权力，倒来倒去挣快钱。这样的经济，即使能够创造短期的繁荣，从长期看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改革当今面临的挑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起飞的红利，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寡头的手中

　　有人把当今关于改革的大辩论定为“姓资姓社”之争，我看未必。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着改革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选择：是要小民百姓的经济自由，还是要由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的寡头经济？

　　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言人张维迎非常坚定地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民众所能表达的，只能是“情绪”。民众不具备精英阶层“理性思考”的能力。改革的目标，是“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政策。”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市场精英来把持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前途？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市场经济的历史。

　　在世界市场经济史中，13～15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是个经济奇迹。这些意大利城市，利用各封建王侯之间的争斗获得独立。它们经营城市，就像经营一个超级公司，贸易船队遍布欧亚，财富迅速积累，实力很快超过了周围的封建王侯。曾显赫一时的拜占庭皇帝，由于财政破产，跑到威尼斯借钱。可是，在威尼斯人眼中，这位皇帝不过是一位借钱不还的债务人，于是正当行使自己的债权人权力，将其下了狱，等帝国凑够了赎金，才肯放人。意大利城市国家之气焰，由此可窥一斑。

　　但是，这些企业经营的国家，权力过度集中在市场精英手里。他们的垄断，最终窒息了城市的活力。在那里，权力全由行会精英们控制。他们彼此通婚，强化家族纽带，形成封闭的小圈子，把持着一个城市的主要贸易。在政治上，也只有进入这个圈子才能获得权力。结果，城市国家内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形成了一种自我交易的格局。比如国家要把一块公用的土地拍卖，对土地进行估价的和最后买下这块土地的，常常是一个家族。

　　这样高度垄断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一度给各城市带来了惊人利润。当别人不搞“市场经济”时，他们的生意眼还有相当的优势。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他国家崛起时，他们因为固守原来的既得利益，不能与时俱进，最后在国际竞争中坐失良机。

　　这时在英格兰，完全不同的变革发生了。14世纪的黑死病后，人口减半，人变得更有价值了。过去的农奴，现在利用统治集团的矛盾，和领主讨价还价：我只愿意付现金地租，不愿意再服传统的劳役。领主不同意，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最后领主只好投降。由于现金地租是固定的，几代不变，以后人口增长，物价飞涨，地里产的粮食卖得贵，许多农民最后发展成大型的商业化佃户。其土地利润，刺激了农业革命。不要忘记，当时的社会，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农业革命，当然使英国国力大增。最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城市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意大利的工商寡头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后，他们短期可能获得巨额利润，长期则必然衰落。但英格兰的小民百姓从统治阶层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后，他们的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权力的下移，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强盛。

　　中国目前的发展，有走向寡头经济的危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公开提出让企业来代政府进行经济决策。我们有把一个县当成个大公司经营的地方官。我们到处建开发区，说征地就征地。小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抵挡这一切。于是，高楼大厦一栋栋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这一由企业来主持规划的新式计划经济，确实相当有效率。

　　但是，这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丰富低廉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的。15年后，中国进入老龄化，人力资源不足，外资跑到别的地方怎么办？那一栋栋高楼大厦，万一空下来怎么办？小民百姓基本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家庭内部没有积累，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到时候想提升产业结构，瞄准高端企业，我们哪里找高端的劳动力？

　　所以，改革当今面临的挑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起飞的红利，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中，更要防止这些寡头过多地把持资源配置权。小民百姓的利益应该有基本保障，应该在经济决策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保护每个竞争者的市场体系。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