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改错了吗？——对两种民主制度的一点思考
红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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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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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原创
对两种民主制度的一点思考 红木（2006年8月4日）最近看到三条新闻，心里实在堵得难受。一条是发生在7月10日的《福建一纺织厂女工热死，曾向厂方请假未批准》（新华网7月10日），说的是福建私营企业长隆纺织厂女工刘运芳长期加班加点工作，在酷暑中被活活热死在工作岗位上。另外两条分别是《市长亲自拍板 福建漳州大老板子女中考加20分》（新华网8月3日），说的是福建漳州出台规定，为“尊重关心民营企业家”，大老板们的子女中考加20分，和《昆山企业主给官员打分 低分者将下课》（新华网8月3日），说的是江苏昆山私营企业主可以通过“打分”直接让不合意的官员“下课”。听“精英”、“主流”们说，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普世的民主。而美国整天在其本土以外通过战争和“天鹅绒革命”推销到其它国家例如前苏东、拉美地区的也正是这种民主制度。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标榜着“最最民主”的制度，是人类生产力水平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来最坏、最落后的上层建筑。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球两制”的时代，“民主”这种上层建筑自然有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分。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毛主席曾明确地说过，就是“劳动者管理”。他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各种权利中最大和最根本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保证。如果没有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这条新路，共产党是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是一致的。笔者曾经指出，这种民主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它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因而主张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而总是标榜“唯我独革”资本主义民主，抑或叫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强调“精英”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在他们视野里不过是今年年初某“主流理论家”所言的“阿猫阿狗”。这种民主制度，表现为承认“精英”、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当家作主，然后每四年给人民发一张选票让他们从两个或几个在经济上剥削自己、政治上压迫自己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中选一个上台继续剥削和压迫自己，美其名曰这就是最好的民主。一些人说，资本主义民主象美国、欧洲那样是多么“完美”，可他们就是看不见被树立为“样板”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缘还有近百个“又有私有制、又有民主”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民主”是通过黑社会、血腥和暴力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人抱怨“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笔者倒认为，恰恰是由于这种“精英”主导“政治体制改革”，才导致了上文中福建女工刘运芳的热死、漳州非大款子女和大款子女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以及昆山政府官员的命运掌握在私营企业者手中。这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判断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优劣，最起码要看这个国家真正能当家作主的人的绝对数量。如果某一个国家这个数量不断锐减，最后只集中到权贵的手上，那么这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最标准的专制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这就叫资产阶级专政。最近刚看完两本关于苏东剧变的书，一本是著名苏东问题专家周新城教授的《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另一本是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世纪大拍卖》，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前苏联“精英”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给现在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无限痛苦。坚持认为自己“很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世纪大拍卖》这本书的封底上写道“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通过阅读这两本书，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唯一能够让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不至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方法只能是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坚持决不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否则将来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女工刘运芳无辜地死去——他们死于一种据说是“真民主”的政治制度。最近还有一本名为《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的新书很值得关注，出自《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章敬平之手。章先生在这本书里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所描写的浙江财绅不会变成古辛斯基或霍尔多可夫斯基那样的寡头，可是当我们经常性地看到上文中那三条新闻的时候，有谁还会相信章先生说的是真的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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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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