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刘汉黄，我们与你一起接受审判！
11月2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刘汉黄案将进行一审判决。我们静心等待。
刘汉黄，贵州人，26岁，土家族，初中文化，未婚，2009年6月15日前无犯罪记录，2008年在东莞进入私营工厂未经培训进行危险的机床操作，工作仅7天发生工伤事故，手术被迫截去右手手掌。与资方谈判工伤赔偿未果诉诸于法院，虽获胜诉经一年索偿未成，屡遭资方打骂驱赶，百般无奈被迫试图自杀；2009年6月15日再遭资方及保安驱赶及打骂，冲动之下左手持刀砍死资方2人，重伤一人。目前拘押在审。
我们这些“话语者”没有必要再重复所有关于刘汉黄本人和家庭如何饥寒可怜，受伤住院期间厂方一天16元伙食费（在东莞，一个重伤病号，一顿饭5元伙食费）的细节，也不必如其父老乡亲般念叨，“这孩子老实腼腆，待家人好，也没听说有女朋友”；更不必如其律师般孜孜以求的证明其“全家上下都是精神病”。
我不是说这些说明没有必要，这些都很有必要，尤其必要在那些掌握着舆论媒体的“小资”面前反复念叨，家人应该不停地给“记者大人”下跪然后声泪俱下地叫到“我很傻很天真”；更为必要地是在法官前应该表现一番“集体精神病”；一边向重庆的某些被告学习“不知道，不记得”，一边要露骨地向法官暗示“我很听话”；同时还有一个建言就是千万不要忘了强调自己的“少民”身份，别把“土家族”不当少数民族；人家在那里“事关改革开放，国家统一”，这厢要强调“事关民族团结，边疆安定”。
所谓左翼的“捐款之争”实在是无稽之谈，信得过的不忍的捐款便是，信不过的不捐便了，如何扯出“捐款救刘汉黄”便能“害死工人阶级兄弟”之说。马克思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刘汉黄的历史就是一个“活着的”刘汉黄，对他和他身边的人来说是重要的也就是“活着的历史”；假如刘汉黄死了，不管如何“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与个体的刘汉黄本无关了。喜欢“微言大义的无产阶级导师们”假如乐意塑造一个“活生生的无产阶级钢铁战士”大可以自己去做，不必非要设计一个“独臂英雄”以示世人。斗争自然不免牺牲，但牺牲自己与牺牲他人却是截然不同之事。
刘汉黄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是一个遭受压迫和凌辱的无产阶级，但他最初只想着到广东打工能挣几个钱给家中改善一下环境，并没有准备着来做一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假如因此一役，刘汉黄觉悟成了“无产阶级战士”固然遂了“导师们”的愿；虽然刘汉黄在法庭上数次下跪，被某些人指责为“屈膝投降”，但也至少提出了“社会不公”的疑问。而且即使刘汉黄未曾觉悟，我觉得他也完全有权指着鼻子骂我们这班所谓的“左派”，“我工伤出事一年多，从来就是一人面对资方，挨打也好，挨饿也好，乞讨一般地拿不回赔偿。怎未见得哪位左派仗义援手？也未见得有什么工会拔道相助？你们那时死到那里去了？”
若他如此一问，个人觉得实在无言以答。幸亏他未曾如此发问，他在法庭上哀叹的是“请判我死刑，但我觉得不公平。”刘汉黄案终会结束，不管他是死是活，终归结束，但我希望刘汉黄能活下来，千千万万个刘汉黄能活下来，而且不必要再走到法庭上来哀叹“社会不公平”。
120年前1889年巴黎的“国际劳工会议”上将“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当然如今的五一劳动节已经成为“和谐安定，商业繁荣的”节日）起因就在于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的“干草场事件”，一场迄今未明真相的警民冲突后，大批美国的劳工领袖和左翼分子遭到美国资本家和政府构陷。因此而被判处绞刑的美国劳工活动家奥古斯都-史佩斯（August Spies）在法庭上和在绞刑架上说道，“假如你们以为把我们统统绞死，你们就可镇压住劳工运动……制服被压迫的数百万劳工，扼杀数百万工人于饥寒交迫、贫病无依中的反抗运动——如果你们真以为如此能得逞，那就绞死我们吧！你们在这儿，消灭地只是一点星火；但是，在你们的前方、后方、左面、右面，熊熊烈火正在到处蔓延，这是劳工的心灵之火。你们永远也无法扑灭。……这一天终将到来，到那时我们的呐喊将百万倍于今天镇压后的沉寂”。
无产阶级的觉醒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觉醒，是以阶级的团结的力量与觉悟来实现阶级的整体的解放，而并非是塑造一两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先觉先知的天纵英才”，那样的人物历史上固然也有，但他们不叫“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叫“刘邦、朱元璋和洪秀全”。刘汉黄案并非孤例，仅东莞一地，何止千万，四海九州，计以亿兆；寰宇之内，难以计数。但每一个刘汉黄，我们都不能放弃，每一个刘汉黄，我们都要竭力声援，因为只有千千万万活着的刘汉黄、李汉黄、张汉黄，才有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自我权益的捍卫最终需要依靠团结化的工人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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