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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文化自觉”研讨会纪要

特约通讯员 · 2011-07-10 · 来源:乌有之乡
“文化自觉”研讨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乌有之乡“文化自觉”研讨会纪要

乌有之乡“文化自觉”研讨会于2011年6月18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在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及“四月传媒”“名博沙龙”等体制内外学者、工、农、商、学的知识分子及投稿作者及年轻学子近五十人自费参加了研讨。研讨会自5月10日征文起,收到全国投稿七十余篇,以全文或以摘要形式收录入会议论文集四十余篇,论文集计35万字。

“文化自觉”研讨会组织者表示:“文化自觉,攸关民族存亡。中华腾飞,世界和平,依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惟愿更多的人能反思随处可见的危机和困境,能猛醒过来,行动起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安宁的精神家园,进而成为站起来了的人。我们搭建发言的平台,愿合众人之力,为传承优秀中华文化,为振兴中华,并造福于人类尽微薄之力。期待后续深入广泛的讨论。”研讨以加深对云杉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认识为切入点,采取开放式讨论,围绕着如何理解“文化自觉”、为什么要实现“文化自觉”,以及如何实现“文化自觉”的中心,展开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方面的探讨。

研讨会征文得到了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四月网、大汉网编辑人员的协助。研讨会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及其他志愿者承担了研讨会大量的编辑、组织及会务工作。会议上由巫若枝博士首先介绍了会议组织情况及来宾,协办方点石金校代表薛云博士致贺词,上、下场分别由徐亮老师和陈人江老师担任主持人。会议发言踊跃,就文化自觉的定义及其背景、普世价值、文化领导权、文化标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等展开热烈讨论,不同程度上增进了与会者对“文化自觉”的思考和认识。

一、 “文化自觉”的界定与认识

在何谓文化及文化自觉的问题上,巫若枝认为,“文化”定义各异,研讨会文集的不同作者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文化”二字,交流时有必要先做出界定,以避免误解,做到有的放矢;“文化自觉”的背景是中国遭受西方文化的大肆渗透,今天讨论“文化自觉”需要反思的是整套西方文化及思维的不足,讨论时宜有意识避免掉入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反思基于西方思维之上的学术概念对我们认识事物时造成的割裂。“文化自觉”意味着系统性地反观整个社会生活。“文化自觉”中的文化宜做广义理解,包含了世界观、方法论,及基于以上基础衍生的政治、经济、文艺乃至日常生活等具有系统性的“活法”,尤其是指称中华传统文化时,由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整体性的特点,不局限于狭义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概念,不拿西方的概念话语自我打架。

针对文化概念使用的多元现象,社科院学者陈人江认为,文化概念有模糊化的倾向,要注意不把文化、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和党的政策混在一起,有必要区分当前的社会危机究竟是文化的没落还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此外,必须跳出文化来谈文化危机,否则会陷入文化决定论。

社科院学者龚云认为,应对“文化自觉”做细致深入的追问,必须弄清楚若干基本问题:文化根源在何处?文化危机的根源又在何处?我们共产党拥有什么文化?毛主席对斯诺说,为什么农民在历史没有被写上去,难倒仅仅是因为农民不识字吗?何谓传统?文化自觉的主体是谁?文化靠谁自强?传统是动态的,不要成为文化决定论者。对文化要有正确的认知,必须把我们传统包括革命传统理清楚,把真正的红色文化历史梳理清楚。文化自强光靠读书人不行,因为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大众。

农民知识分子凛然认为,文化与国家的实践联系在一起。谈文化不能离开阶级性,必须密切联系国家的思想斗争;谈文化自觉,必须与收回“失地”联系在一起。有与会者董建提出,文化是什么,太空。但就是一句话,文化离不开生活、吃饭、治病。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就是因为关注吃饭问题,才关注转基因及其背后的种种思想、政治问题。

二、为何文化自觉——重要性与紧迫性

在谈到文化自觉的紧迫性时,社科院学者金元卿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严峻的文化安全问题:弱势国家普遍遭受了强势国家文化的渗透,可以表现为几个方面。一个是,媒介霸权也即话语霸权,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党的政策,乃至媒体都被话语霸权控制了;另一个是文化殖民。以普价值为突破口,对中国进行渗透,更借助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达到高峰。实际上,当前利益格局下的世界要拥有“同一个梦想”,自身就是梦想。“我家大门常打开”本身就很成问题。因此谈文化自觉,首先要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之中。国内的“普世价值”是被叫停了,但西方的“普世价值”渗透没有停止。奥巴马更是明确提出,要以普世价值渗透中国。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西方民主基金会运作下,我们中国文化遭遇了什么?一个明显的情况是,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勾结国内某些势力大肆污蔑毛主席。所谓《红太阳升起来》,所谓某私人医生的回忆录等等,都是西方势力有组织资助出版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治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成了主流,占据了中国大学平台。大学存在严重的文化导向问题。已有意识形态调研显示,现在中国周边有三十多个电台,一百多个频率24小时对中国公民灌输喧嚣的历史虚无主义,乃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滥用话语权等等,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然而,我们党和政府,我们的教育系统与传媒,都做了什么抵御?种种现象表明,在西方文化有组织的渗透下,我们的抵御意识及能力极其弱化,文化自觉的紧迫性不言而喻。有与会者指出一个现象作为补充例证:美国媒体对中国大地涌现的红歌热表现了特别的反感。有与会者认为,我们在这里开会讨论“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根本在于如何回应西方殖民文化的入侵和挑战。

国学学者曾维范指出,以西方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中国未来的标准的普世价值根源于赵紫阳。当时“第三次浪潮”的报告,就已宣称不懂电脑和英语的,将成为文盲,将英语提到比汉语高的地位。以至于现在央行开会都必须使用英语。

学者孙锡良的《热战时代——五大围剿》之宗教篇也被收入本次研讨会,该文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五大围剿,其中最严峻、最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挑战是基督教、消费文化渗透的宗教、文化围剿。

学者徐亮认为,严峻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缺乏自己强有力的话语权,而这与对中国崛起的理解有关。中国崛起很重要的部分是思想上的崛起,精神上的崛起,文化上的崛起,但现在中国只成为世界大的经济实体,在精神文化上缺乏自己的优势。而实际上这在50年代已经完成了,那就是毛主义的崛起。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语录在全球的发行量超过了圣经。随着毛主义思想崛起的,是中国6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崛起。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开始的合法性来自于为老百姓打天下,为人民服务;改开后执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倚重于经济的增长,而第三种合法性的主张,则是与西方接轨,取得美国包括西方的通行证,虽然历史和现实已证明这将把中华民族推向死路,但这种主张已形成当前国内一股不小的势力。现在重庆则出现了另一种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模式,即百姓民生模式,通过打黑及改善民生等措施获得人民的支持。为了应对并抵制全盘西化的势力,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尤为迫切。

学者高粱指出,国内从二十年前开始至今,思想舆论相当混乱。现在有的人公然宣扬毛泽东不如蒋介石,而蒋介石又不如袁世凯。这种种论调,已经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思想战争问题。我们在学术问题上要虚心,另一个务必要看清现在思想斗争形势的严峻。

学者田文林认为,最近几年热捧的几部片子,包括《建国大业》,《南京、南京》等影片,只是片面地渲染民主革命党人乃至蒋介石领导下国民党的作用,对共产党及参与革命的老百姓所给的镜头则少得可怜。文艺界思想历史虚无主义的情况有目共睹,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形势严峻。

清华教授武元子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社会普遍的焦虑和不安,如抑郁症乃至自杀等,而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化的缺位,对云杉“三自”文章提出的文化与人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有密切关系深有感触。农民知识分子毛伟指出,现在许多农民工、大学生蚁族乃至城市白领,处于找不到精神家园,找不到根的流浪状态。退学大学生“秦苏王瑞”说,他由于反感原所读高校里弥漫的片面西化气氛,乃至师生汲汲于个人名利的乱象,感觉学不到什么好东西而退学。

学者秋石客指出,可以透过世界史看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欧洲历史上决定谁胜谁负的,靠的不是枪炮,而是文化之胜。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引起全世界的景仰,靠的也是文化的自觉,比如改造传统的样板戏就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学者郭松民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西方的体系中的。近代以来,主要是要解决如何在西方的体系中站住脚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已完成了这个任务。但西方体系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制造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另外,中国存在一个很不利的状况:现代大学是从西方舶来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先天性的带有一种殖民化的特点,有的人觉悟到了,有的人没有觉悟到。因此,要改造这一不合理的体系,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另外,从历史经验看,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大肆入侵可能造成民族分裂。中国文化是长期一个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在魏晋南北朝存在分裂,如果找文化的原因,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直到佛教的中国化完成了直到禅宗结束了这种局面。

三、文化自觉觉什么?如何实现文化自觉?

在“文化自觉”觉什么及如何实现文化自觉的问题上,曾维范认为,实现文化自觉必须再次回溯五千年的中华传统,而不局限于90年的传统。中国文化与其他各古老文明不相同的是,生生不息。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文化的胜利。比如“三湾改编”,就是中国红军得以节节胜利的根本保障,根本就在于毛主席制定的八大纪律: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可以说,没有三湾改编,很可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胜利。而这一内容,直接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抗战的胜利许多人只看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实质上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就曾断定中国能赢的,是靠自己的文化。中国共产党许多优秀的传统,乃至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等等词汇都来自于古代。如果要实现文化自觉,需要从历史吸取营养,来获得经验。高粱认为,中华文化自觉、继承传统这件事,毛主席已经做出过精辟结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与会者“为听风雨通三统”认为,学习毛主席将“支部建在连上”,将是实现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出路。孙中山那一批知识分子已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偏颇,试图从中国的文化出发,纠偏西方文化。而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主张人人都有良知——这是源于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于是将“支部建在连上”,建立起意识形态组织对行政体系的控制,用一种主义直接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完成了思想的启蒙。只要找到了这一条道路,就有希望切入普通人关心的问题,纠正西方文明的错误。如果能实现这个变革,不仅对中国的未来,对人类的前途也将是重大的贡献。

郭松民认为,要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是文化的领导权问题,能否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一本上海的教科书,把西方的侵略描述为文化传播的历史,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习近平尽管只在上海任职时间很短,但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把这本书废掉了。这个举动,表明了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另一个例子是苏联的解体,有人认为苏联是被拖垮了,但实际上主要原因是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领导集团,从内心里认为资本主义是更好的制度,导致了历史的虚无。现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经济精英严重存在这样的问题,包括茅于轼这样的,都是对中国革命全盘否定的。把中国共产党污蔑成有前科的形象,目的就在于抢夺文化领导权。说到这里,可以谈谈建国初期的文化斗争。许多人对毛主席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很不理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例子来看。仔细分析电影《霓虹下的哨兵》,可以看到党一个阶级在军事上政治上处于胜利的状态,而文化处于防御状态的历史真实。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文化是防御性的新文化,是很弱小的文化,没能完全替代灯红酒绿的旧文化。也因此,建国以后文化领域是处于戒严的状态,这是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始终比较弱小有关的。说到底,要实现文化自觉,关键环节还是领导权问题,是文化斗争问题。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是容易完成的,最重要的是要靠文化革命的胜利。而文化革命的完成是很不容易的。

金元卿建议,中国要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特别需要确立中国文化标准权,否则我们只能总是由西方人来判断我们的文化产品。有与会者提出,共产党需要把历史的解释权拿过来的。

有龚云等多位与会者认为,文化自觉要觉的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红色文化,毛泽东思想。要实现文化自觉,就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明确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唱红歌,传播红色文化。“四月网”编辑李玉桥认为,文化自觉的目标要明确,要能让我们的社会和公众自觉维护我们的文化。我们要弘扬红色文化,要保持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必须注意时代条件变了,要不断创新文艺形式,通过多种形式展开。

凛然认为,现在西方的科学是二元论基础的,中国文化则是整体思维,整体科学的。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必需依靠整体科学,因此共产主义的复兴希望在中国。

陈人江认为,俄罗斯社会出现危机时,左翼也习惯于求助于民族文化。要分清当前危机的出现,是因为文化的没落,还是意识形态的危机引起的。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如果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民族文化,让其他国家的毛主义者情何以堪。

到延安实地考察的退休干部王二路认为,延安文化建设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典范。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的最为宝贵的三大运动之一。延安时期的文化运动,无论对党对军队,对抗战的胜利,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是实现大众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化自觉,要有激扬奋发的主旋律。

学者刘海波认为,当前中国政界、学术界的被殖民状态,很大程度来自于美国的中国学,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看待事物的方式,东方成为他者,这被称为“东方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做好反思,吸取教训,尤其是接轨派都要接受教训,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确立中国主体性。对于国内左派来说,也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只是知识上的资源,而不是全部真理,更不能替代我们自己独立的思考。

国学学者刘浩峰认为,中华文化实际有七千年的历史,文化自觉要复兴的是天道文化,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宇宙万事万物,都是按照逻辑性规律论述的,这就是太极模型,这是一个一体多元的包容性的文化。自觉之后,要觉众生的心。自觉还要觉他,毛主席是行菩萨道,共产党也因此负有重大的文化使命。西方人靠他们的形式逻辑和哲学排斥我们,我们的文化要真正自强,就要在学术上战胜他们,他们有的我们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

学者杨帆者认为,文化问题不能空谈,需要有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视角。当前唱红歌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要注意分寸。当前的思想斗争,要集中打击的是中国式的瓜分权力与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一支也是反对权力瓜分的。要超越左右之分。真正做到理论斗争的胜利,就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下都能结合得上,现在理论水平还不够,要切实提高理论水平。

学者张宏良认为,乌有之乡发起文化自觉的研讨,大家聚集一堂讨论文化自觉,本身就是自觉的标志。学西方的文化,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已经意识到开始走不通,走不动了,我们感觉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文化自觉,就是民族复兴。现在都需要有新的文化领导权。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赶上了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我们讨论文化自觉,必须致力于给人类提供新文化,是人类自我更新文化的方式。欧洲当时的精神文化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竞争文化是适合的,谁是狼,谁就是强者,能使资源使用达到了最大化。但资本主义走过头了,把人兽性化了,整个社会兽性化了,制造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人们感到西方文化是有问题。于是人们转向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的确内核合理性比较高。

此外,与会者还就中西文化的比较、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学等其他问题做了交流。(纪要未经与会者审阅;乌有之乡特约通讯员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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