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话题非常热，但这个将影响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发展走向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含义?推进城镇化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在一片热闹之中，却难以找到这个基础性的问题的答案。高层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如何落实这一原则，也还不能在政策层面上看到端倪。
谈论这个问题的专家们多半继续在重复一些论点，比如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网等措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但这一点都不新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自从“三农”问题进入讨论的视野就开始被关注了，这个讨论是被放置在“城市化”这个命题之下的。
城市化和城镇化都是对Urbanization的翻译，但两种说法的侧重点从字面看便有所不同。城市化更强调大城市的发展，意思接近于日本和中国台湾所说的“都市化”。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大城市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大城市病”，但由于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城市的扩展并没有将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的建设者“化”入其中。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工融入城市便成为切实推进城市化的题中之义。
城镇化当然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不是全部;从这个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对，但不全面。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农民最大的心愿是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一部分人进入大城市打工并定居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所有的农民都进入大城市，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这就得靠小城镇的发展—既包括现有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也意味着要建设更多的小城镇。
温铁军说，城镇化意味着“去大城市化”;李昌平说，城镇化的意思是“就地的非农化”。城镇化原本就是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即便有政府的主动干预，也需要有相应的工业予以支持。这样的发展如何实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盲区，无论理论界还是决策者都还没有勾画出靠谱的路径。
城镇化推进的比较现实的动力来自对资本对集体土地的冲动，通过重整和征用农民的土地进行资本化运作，发展房地产市场。但这个方向不可能实现“人的城镇化”，因为房地产不能吸纳就业，与土地分离的农民一般会一次性拿到不菲的补偿金，但这部分钱花完之后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退一步说，能引起资本欲望的土地也仅限于大城市周边，那些中西部地区远离城市的农村土地是没有资本化的价值的。农业领域的资本恐怕也不愿意下乡下到这些地方，即便去了，资本也会将农业产出的利润带走，不会为当地留下足够实现城镇化的资金。那么这些地方的城镇化如何实现?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尚未得到回应的问题。
也许集体经济发展良好的华西村、南街村等可以成为这些地方可借鉴的榜样，虽然还叫村，但华西村和南街村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工业，利润留在了社区而不是被外来资本带走。如果国家在政策上能够给予足够的支持，更多的农村可以以集体的形式自己办工业，在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等领域做文章，既可以就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又有希望实现增收。
这将是对政策的考验：“人的城镇化”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还是个真正的目标?政府是站在资本的一边，将城镇化作为资本积累和保增长的工具，还是站在农民的一边，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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