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贾大山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贾大山1997年因病去世，时隔十七年成为媒体热点，颇值得玩味。论官职，贾大山1982年曾任河北省正定县文化局局长，官职并不高，后来担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严格来说不算正式官职。论作品，贾大山1978年因《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说实话，获得此奖充其量只能算文坛新秀，贾大山后来并没有发表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媒体关注贾大山，是因为今年1月《光明日报》刊发习近平《忆大山》一文，这篇文章并不是新作，而是刊发于1998年。为何在这个时候重发十几年前的旧文章?有人说这是要体现当今领导人的“礼贤下士”，我认为并非如此。习近平与贾大山密切交往时，只是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书记。以当时的情况看，两者级别差距并不大，贾大山当时的社会名气可能还更大些，所以谈不上“礼贤下士”，更应该说是趣味相投的平等交往。因此，媒体从今年年初开始关注贾大山，我认为另有含义。
有意思的是，这几天，一个名叫李小文的人突然走红网络。如果不做介绍，绝大多数人未必知道李小文是干嘛的。李小文走红网络是因为一张照片，他头发凌乱，蓄着两撇胡子，面庞身形消瘦，一身黑衣，光脚穿着黑布鞋，低头念着稿子。咋一看，以为是个底层老头，或是个村干部，一看介绍才知道，李小文是中科院院士，有一大堆令人震惊的头衔：美国博士，中科院遥感所前所长，北师大遥感科学院名誉院长，博导，几何光学创始人，国内外遥感领域顶级专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等等。贾大山和李小文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读书人受到媒体关注，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李小文网络热照
读书人又称知识分子，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流行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不够友好。这个观点未必站得住脚，毛泽东早就提出要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并且身体力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舆论圈里“知识分子受委屈”、“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等流俗观点已成普遍趋势。因此，一句借古讽今的话大行其道：“千万不要得罪天下读书人”。这一观点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观点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周恩来在1956年提出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被进一步确立，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中的“异见”人士，很多都采取“养起来”的措施，确实体现出生怕“得罪”读书人的心态。
对于知识分子中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不争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集中精力搞发展，中国社会快速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面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保持发展动力，如何确立未来发展目标，不同意见的争论日益加大且尖锐，一些极端、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屡见不鲜，有些甚至走向以造谣、传谣、操控舆论的手段试图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花朵革命”的对抗。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继续深化改革。为了让改革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改革与稳定就需要形成适当的共生、共存关系。然而，某些对于改革目标、改革手段的不同意见借助部分形成利益共同体的知识分子，试图以舆论左右改革，甚至试图破坏改革与稳定的共生、共存关系，试图更大限度地实现“利益集团梦”，阻碍实现属于全体民众和国家整体的“中国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负能量”。因此，中共十八大后，对于网络谣言依法采取了治理措施，对于一些不利于大局的极端过激言论也限制了传播范围。于是，有些人又搬出“千万不要得罪天下读书人”的论调，认为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把自己等同于“天下读书人”，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民心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被他们用来标榜自己，仿佛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未来中国的命运将岌岌可危。于是，曾经为知识分子大面积平反的领导人被歌功颂德，成为借古讽今的道具，仿佛善待知识分子就应该等同于无条件地溺爱、宠爱知识分子。
由此我们再来看贾大山、李小文被媒体关注的现象，便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政府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媒体关注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出端倪。例如，贾大山做了9年县文化局长，局里尽然没有一笔吃喝账;贾大山经手上千万的文物修缮费用，竟没有一分钱不合理的搭车开支。李小文作为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其淡泊名利、不修边幅的形象，似乎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最好的注解。
知识分子如何修身立命，知识分子与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是另一个庞大的话题。就当今舆论来说，某些人经常列举民国政府时期知识分子待遇如何好、地位如何高，其矛头所向就是中国共产党。但这种指桑骂槐并没有说服力。蒋介石的确优待了很多大知识分子，但是，优待大知识分子就等于真正拥有民心民意吗?蒋介石政权最终不仍然被民众抛弃了吗?知识分子问题的确是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大问题，但解决方案绝不只能是某些人的高调主张。贾大山、李小文这两个例子，给了知识分子和政府两方面都共同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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