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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

作者:邓力群 发布时间:2014-05-25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我们要从新的情况出发,为了解决新问题,重温毛泽东思想,重新向毛泽东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请教。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阶级关系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现象的科学方法。只要还存在阶级,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尽管社会历史条件有种种不同,它就不会失去存在的客观依据,没有也不会过时。 这些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多起来了,甚至一提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僵化”、“保守”。从认识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因为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人们的思想容易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在国际活动方面,在国内政治生活方面,如何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观察政治动向和思想动向,这成了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经过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场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很多同志终于惊醒过来,感觉到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都没有熄灭,这种矛盾、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成危及国家、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想围绕这个问题谈点个人意见。

  从国际范围来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还存在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讲和平竞争,在和平竞争里就包含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性质。有一位同志讲,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百多年,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新的激烈的动荡,被列宁、斯大林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期,发生了俄国一九0五年革命,接着取得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中国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资本主义又进入新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比上一个世纪快得多。上一个发展时期,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一次,拿中国来讲,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思潮,是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江泽民同志在国庆讲话里讲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从那时以来,他们的具体策略、步骤有变化,但是,主要通过“和平演变”来瓦解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没有变。用美国一名外交官的话来说,就是在地球上消灭共产主义。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了《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一书,主张通过“和平演变”,首次使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方化”、“芬兰化”,然后,再把苏联搞得七零八落,对中国也照此办理。布热津斯基把希望放在中国完全实行西方市场经济那一套,认为照这一套搞下去,下个世纪中国可能还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公有制就没有了。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再说,中国面临两个前途:要么你自己主动地搞西方式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那就没有社会主义}要么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他们就用各种办法整你,逼你“改革”掉社会主义,“改革”到资本主义。他们说,到本世纪末,整个社会主义各国都要先后失败,到=O00年或者到-o-七年,他们就有把握,在克里姆林官里开一个博物馆,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到它的实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然后到社会主义失败,展览一番。

  布什上台,总的还是要搞“和平演变”。他有一个新的部署,叫“走出遏制”,或者叫“超出遏制”。所谓“遏制”是什么呢?过去讲,“武力威慑,军备竞争”,使你社会主义国家不敢动,使你在他面前服服帖帖。他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不能够仅限于武力威胁,这条不放弃,但是要采取进攻战略。所谓进攻,就是把美国、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用“民主”、“自由”、“人权”、私有化等等办法,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生活。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用他们的面貌改造世界。

  “和平演变”在不小的范围、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得手了。西方把他们那套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来,被一些人接受,而且由个别观点发展成为一种思潮,又发展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活动。我们要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问题是,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不能忘记人家在加紧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加紧培植、豢养一批能够响应、实施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人物和势力。如果对这一手没有准备+那我们不仅过去吃亏,以后还要吃亏。所以,我们要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方针、步骤有所了解,保持清醒的头脑,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工作。

  邓小平同志分析北京的动乱暴乱,讲得很好,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他跟尼克松讲,这是你们挑起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太深。美国人打如意算盘,以为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我们就会屈服。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讲,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美国的事。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发奋图强。你们支持“人权”,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讲到人格,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国格。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只能是由美国采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否则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在原则问题上,中国退让不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蒋介石采取一个政策,就是从“限共”、“容共”达到“溶共”。在这次政治风波中,布什的智囊团,那个兰德公司就讲,要采取一种办法,把社会主义国家融化掉。虽然情况不同,但都贯穿着斗争。因此,从阶级斗争的实质来讲,还是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我们要从新的情况出发,为了解决新问题,重温毛泽东思想,重新向毛泽东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请教。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因素,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一个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科学论断。

  我们国内存在的矛盾,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不是说,国内已经不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或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了。

  比如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剥削阶级不仅作为阶级完整地存在,而且居于统治地位。在台湾,剥削阶级掌握着政权,军队等一套国家机器还完整地保留在他们手里。四十年来他们一直把这块土地当做“反共基地”,最近还配合西方“和平演变”,提出“政治反攻”。

  香港实际上还是英国进行殖民统治,按照中英达成的协议,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恢复行使主权,我们还许诺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生活方式多少年不变。澳门也是这个情况。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台湾、香港从人力、物力、财力、舆论等方面支持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其统治地位密切配合,香港一些人还组织了什么“港支联”。我们平息暴乱以后,一些暴乱分子跑到台湾,继续在那里得到支持,来进行反共活动。港台这些地方的剥削阶级,直接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相联系,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系都非常密切。邓小平同志多次讲,不能允许香港成为反共的基地。实际上,不只是英国,包括美国,包括台湾,都在策划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我们说,你们实行你们的资本主义,我们实行我们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却说,井水要犯河水。因此,我们考虑,国内阶级斗争情况以及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只限于大陆。要考虑到现在的台湾,现在的香港、澳门,以至于“一国两制”原则真正付诸实行以后的情况。

  我们说,经过三大改造,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在大陆上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不能说旧的剥削阶级的影响一点也没有了。不久前,我们一位曾在苏联留学的记者重访苏联。十一月七日,他在莫斯科看到两个“长龙”似的队伍。一个“长龙”去瞻仰列宁墓,另一个“长龙”举着沙皇的国旗、军旗。两个“长龙”里,都有年纪大的,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他的苏联朋友、同学谈起后一个“长龙”,都非常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据他们介绍,后一个“长龙”里的人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沙皇帝国继续存在下去,今天的苏联由沙皇统治,不知要好多少倍。这跟我们国内自由化思潮差不多。一些自由化分子说,如果不抗日,中国大陆现在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如果不打蒋介石,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七十年,中年人、青年人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这些人也未必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比如中国的严家其,本人是个孤儿,是党和政府把他养大,又送去上学、直到读研究生的。革命胜利以后七十年也好,四十年也好,还这么怀念旧制度,可见旧的剥削阶级影响之深。最近,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故,纷纷从宪法中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条文,一些被革命推翻、一直流亡外国的王公贵族们还想回来执政。台湾国民党时刻梦想重回大陆,照旧统治。这种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这种发展可以弥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不足,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方便和丰富人民生活,也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允许其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还要进行引导,保护其合法经营、合法收入。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四年在全国科技大会讲话说,国内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分子。对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政策,大体经过两段。一九八二年或一九八三年,我们提出允许七个雇工。那时的说法是,两个帮手,五个徒弟。后来实际上突破了。突破以后,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怎么办?当时说再看几年。这是正确的,同时要求报纸、刊物不要报道。当时公开报刊对雇工如何优越的宣传,已经不少。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竞相低息贷款扶持个体户,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大大发展。原来是对城市的,后来又推广到农村。一九八七年公布过一个数字,说城乡劳动者近两千万人,其中雇工超过七个人以上的二十二万五千户,雇工三百六十万人。解放初期,全国民族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大约是三百至四百万人。应该承认,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大多数是守法经营的。对此我们应当加以支持和鼓励,但是,也没有必要对事实上存在的剥削关系加以掩饰或美化。至于偷税漏税,这和我们税收办法不完善、执法不严有关。但是,也确有一批“倒爷”、“暴发户”违法经营。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有前科而又没有改造好的,用一位同志的话说,就是“流氓无产者”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变成“流氓资产者”。在去年春夏的政治风波中,他们成为一支支持动乱的力量。动乱期间,“高自联”帮助建立、支持和领导“工自联”,还有那个“飞虎队”,其实是“精英”和地痞的结合。

  严重刑事犯罪、经济犯罪分子,相对地说所占比重不大,但绝对数字不小。他们也是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力量。

  还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这股力量在国内制造民族不和,同时又企图把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民族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反对祖国统一。

  特别是这几年来,国内出现了一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动乱“精英”。他们宣传自己的“独立意识”,要成为“独立阶级”、“独立政治力量”。其实,他们并不独立。一方面,他们自觉地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收买下来、培植和豢养起来的。动乱中间,他们自吹他们的行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实际上,他们真正是反民主,真正是腐败,而且真正是卖国。方励之反对讲爱国主义,要“解散”中国,呼吁西方制裁中国。刘晓波说,香港要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动乱暴乱中间,“精英”们很多活动受“美国之音”指挥。平暴以后,叛逃出去的“精英”组织反动组织“民阵”,投靠台湾国民党,投靠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在全中国复辟旧制度。

  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国内的这些现象,要注意一个特点,这就是,大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已经而且越来越同海外、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特别是企图复辟旧中国剥削制度的势力,台湾作为完整阶级的剥削阶级,香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亲帝分子,大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民族分裂分子等,都要求在政治上实现、争取、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势力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目标下结合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顽固坚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那些所谓“知识精英”、“权力精英”,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站在共产党对立面的政治反对派。决不可以低估他们的能量。他们是在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进行活动的。美国有人说,我们平暴胜利,使他们“第二次失去中国”。他们决不会因为这次的失败就停止继续活动,实际上也在重整旗鼓,想要再度培养他们的代理人,新聚集反共反华力量。

  国际国内的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我们要坚决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能重复而且需要继续警惕和防止重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我们说阶级分析没有过时,是说必须严格从实际出发,科学地研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且在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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