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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纪要

卫鸿 · 2014-11-04 · 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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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围绕如何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11月2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去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深入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围绕如何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议指出,近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多变。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渐激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胜利,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图谋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遏制世界多极化趋势,维护国际资本大一统的旧有国际秩序。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唆使下,国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散布流言蜚语,造谣生事,煽风点火,制造思想混乱,抢占舆论高地,与我争夺人心民意。香港“占中”风潮,少数民间组织胆大妄为,某些意见领袖、网络大V和体制内“异见人士”嚣烟日长,其源盖出于此。

  在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党政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乡愿作风严重,老想着两边讨好、四处结缘、八面玲珑,以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他们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甚至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更有甚者则走上了纵容、支持错误思潮的道路。爱国主义内容从教材中大幅削减,一些学科马克思主义失语,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改制”思潮泛滥,某些有西方背景的所谓“专家”、“学者”混入一些部门,思想文化领域一些与党同床异梦的干部非但没有受到批评处理,反而得到提拔重用。如此等等,都是极为发人深省的。

  事实表明,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摆在我们面前。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安危祸福,关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要保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致半途而废,要保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掌握斗争主动权,就是要在矛盾对立中始终居于主要方面,就是要牵着对方的鼻子走,就是要玩敌于股掌之间。为此,必须弘扬主旋律,加强正面引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引导舆论,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凝聚人心;为此,必须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斗争,按照网络生态的运行规律,综合运用法律、技术手段,治理网上乱象,让网络空间成为激发正能量的坚强阵地。

  会议认为,掌握斗争主动权,关键在自己。《孙子兵法》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有以待、不可攻,就是最大的主动权。

  当务之急是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涵养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怕鬼是因为心里有鬼。有些同志一听到蝲蝲蛄叫就不敢种地,一听到人家攻击什么就不敢再坚持什么,就是因为内心深处有私心杂念或者对方价值观的因子。这些同志以为忍一回、让一着、退一步,就会求得安宁。殊不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越退敌对势力越得寸进尺、变本加厉,直到把你逼到悬崖绝处。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防线不牢,有了破绽,那就更加糟糕。吃了人家的必然嘴短、拿了人家的必然手软。一旦短处、辫子攥在人家手里,想要拿回主动权是不可能的。俗话说:“篱巴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如果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底无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又何惧之有?因此,建议我们的领导干部重读方志敏、杨靖宇,重读范文澜的《大丈夫》,重读毛泽东提议选编的《不怕鬼的故事》,彻底战胜贪欲、软弱、狭隘、委琐和渺小,以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的伟岸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

  二是要把庭院打扫干净。外敌强攻不可怕,木马计最可怕。掌握斗争主动权,首先要把自家垃圾清除出去。为此,绝不允许东食西宿、两头通吃的现象继续存在,必须明确告诫人们:跟谁走才有好处、有前途,跟谁走没有好处、没有前途。要让正派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党一条心的人吃香,让和境外敌对势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风光不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发议论,就不能违犯《宪法》,不能背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叫板。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而不管你资历多深、名声多大。在意识形态部门尸位素餐者,要调离岗位;砸共产党锅者,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碗。党报党刊党台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绝不能再给拆共产党的台、坏老百姓的事的人提供招之摇之的市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发现多少,处理多少。香港“占中”,大陆一些民间组织猖狂,背后都有境外敌对势力“输血”。要学习俄罗斯,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必须如实申报,申报不实者必须彻查,并作出相应制裁,以切断其供血管道。为境外敌对势力奔走的那些人,多是些利欲之徒。断了财路,他们自然会消停许多。

  三是要在经济基础上下工夫。工夫有时候是在“诗外”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和保障。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大,人民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从而给境内外敌对势力留下口实和空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折不扣地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诚心诚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了这个基础,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有了人民群众这一铜墙铁壁,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会议强调,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正如鲁迅所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100年以后也会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尖锐复杂斗争中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到大风大浪中去迎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就是我们这一代及以后几代人的光荣使命。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要发生多少曲折,还要经历多少坎坷和风雨,我们毕竟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因为我们的事业顺乎历史潮流,因为我们的事业合乎人心民意!

  在京专家、学者20人参加会议。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纪委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原组长林文肯,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彭光谦,解放军总参某部原政委、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原副主编、研究员曾镇南发言。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以下附有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稿。

  张全景发言:谈砸锅——弘扬红色文化,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抓紧抓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专门发出了两个通知,习近平同志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而且讲得明确具体,指导性很强。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抓紧抓实。

  一、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性。从党的历史来看,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不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建设事业的兴衰,改革开放的胜负。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指出:革命要靠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又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当年,我们的红军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宣传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至今在革命老区还保留着许多宣传口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运动。虽然有的也出现过某些失误,但从基本方面来看,效果是好的,团结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新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围绕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发向上,不怕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如果没有各类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夺取革命的胜利,并巩固、发展胜利是不可能的。国际共运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出了问题,就会前功尽弃,造成失败,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苏共是一个成立了近百年的党,苏联是有74年历史的国家,但是垮塌于一夜之间。苏东剧变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们失败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失败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说明这种斗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仍然存在你死我活、谁胜谁负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严重性。如果在思想上放松了这根弦,就等于解除了武装,迟早要遭受失败。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国际敌对势力对我们积极推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鼓吹“民主宪政”、“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污蔑我们搞“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等等。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交替使用软硬两手,从我们内部找代理人,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二、弘扬红色文化,坚决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侵袭。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红色文化,这是非常宝贵的传家宝。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能丢。以战争年代为例,我们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各类学校教育都是突出红色革命精神的。现在我们强调主旋律,主旋律是什么?应当围绕调动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研究会,应当把自己领域、地域内的红色精神研究透彻,为实现新的目标、伟大的中国梦服务。戏剧、电影、电视、小说、诗歌、音乐等等都是教育人民、团结群众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应当是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武器。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从现在情况看,大体有四种:一是公开的反对派,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披上合法的外衣,用隐蔽的方法向我们进攻;三是利用个别事件,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四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以学者的面孔出现,实质上兜售反动思想。这些人中,有的属于个人立场观点问题,有的背后有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有的以老党员、老干部、亲历者自居,实际使用的材料是编造或者歪曲了的,迷惑性很大。各类人物的攻击污蔑,内容越来越多元化、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手法越来越隐蔽化。他们不论以什么面目、什么方式出现,万变不离其宗,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攻击的重点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深知,要否定一个党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必须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同他们作斗争。

  三、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切实掌握斗争的武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党的伟大理论是“照妖镜”、“显微镜”,各种歪理邪说都会在“照妖镜”前显出原形,特别是那些靠歪曲篡改马列著作而混淆视听的人。要坚持少而精,先学习马列的几篇基本著作,学习毛主席的几篇哲学著作,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只要有了武器就不怕敌人来犯。

  要学习党史、国史,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现在的党史、国史编纂上有不足之处。要结合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真相,增强同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力量。应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学习,联系实际,提高全党思想水平,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党史知识水平,防止上当受骗。

  学习红色文化,要与学习中华民族历史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否定历史传统文化,也是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又不能本末倒置,喧宾夺主。不突出学习红色文化,片面强调学习孔孟之道,提倡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甚至穿上汉服、唐装拜“孔圣人”、举行“点朱”或“开笔式”,这也是不恰当的。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是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当然两者不能互相代替。

  当前,社会风气的滑坡,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的丧失,而是红色文化的断流造成的。这里有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说边区“十无”,那是什么文化占主导地位?一个是“文革”年代,“批林批孔”期间,可以说批孔之猛烈比“五四”运动还厉害,实际也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年间最为猛烈的批判,但是社会风气又是怎样呢?其实,在毛泽东思想、在红色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革命情谊的伦理道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工作上是“精益求精”、“又红又专”……这些不都是很好吗?还有,对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的要求,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等等,都是很好的教材。

  四、严格党的政治纪律,严肃惩处那些恶意向党抹黑的党员。我们党的纪律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凡是违反国家法律、违反党章的问题都是违反纪律。在政治纪律中包含意识形态问题。有的党员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反对共产党的勾当,吃着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对于这样的党员,首先应当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绝不讲情面,经教育不改的,应当开除他们的党籍或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应按照党章规定除名。有些人的错误观点、错误理论,甚至用一些胡编乱造的事实污蔑党、污蔑毛主席,其危害比贪污几百万元还要大。有的党员,机关党的活动不参加,却积极参加那些所谓的“群众”活动,歌颂或维护党和毛主席威信的文章不写,专写所谓“暴露型”的纪实文章,实际是掩盖真相、胡编乱造或似是而非的文章。对于这样的党员,要严肃执行纪律。要加强红色文化的宣传,占领舆论阵地。可考虑办个公开发行的刊物,同时按照习近平同志在文艺界的讲话精神,搞好文学创作、文艺演出,加强对新闻媒体、报刊、网络、电视等的管理和监督,真正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做得更好。

  逄先知发言: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相当严峻。多少年来,邓小平同志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发表汉奸言论,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把爱国主义者称之为“爱国贼”。我们有些思想阵地并不巩固,甚至在一个一个地丢失。高校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师可以在讲堂上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只讲西方的。这样下去,很危险。历史经验证明,出事往往从高校而起。高校又是培养将来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培养将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高校情况如何,决定于领导班子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教师又是直接影响学生思想状况的关键因素,因此高校教师的选用、聘任应当严格把关.对于那些公然反党又坚持不改的,必须作出相应处理。

  上述情况,是长期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对于“左”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放松警惕,永远不能减弱反对的力度。但是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却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对一些严重错误的言论,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了重大转机,情况开始扭转。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批示,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二

  有一些混乱的观念,应当予以澄清。举几个例子。

  (1)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阶级斗争为纲”混淆起来。现在,谁讲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就给你扣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这个问题要澄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上了党章的,写进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一直是这样讲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这是客观事实,不是哪个人主观想出来的。害怕讲阶级斗争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过去受过不公正待遇、受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但有一些人,恰恰自己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他天天在那里搞阶级斗争,却不许别人讲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同“阶级斗争为纲”是有原则区别的。“阶级斗争为纲”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相对立;而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当作是阶级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批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同时又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才是全面的。

  (2)把人民民主专政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任何国家都是实行专政的。问题在于谁专谁的政。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还是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性质是不同的。美国不实行专政吗?对于占领华尔街、反对金融寡头的广大穷人,它毫无顾忌地动用武力进行清场。这就是专政。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它是保障国泰民安不可缺少的武器。所以说,人民民主专政并不亏理,要理直气壮地讲。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它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提供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敌对分子,依法给以制裁。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3)把真左和假左(即带引号的左、极左)混淆起来。现在是左、“左”不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受到压制和攻击。谁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勿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人民民主专政都被人当成是“左”的东西。谁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批评,谁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围攻。

  (4)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扩大化、绝对化,歪曲了邓小平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说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非常坚定,一点也不含糊。他说,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有人大讲“不争论”,实际上是捆住马克思主义者的手脚,让右的错误言论大行其道。还有一个所谓“不炒热”的问题。这要看什么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问题可以这样做,有些问题就不能这样做。比如对党和党的领袖进行造谣诬蔑的,就要澄清,不能怕“炒热”而置之不理。人家早就把谣言炒热了。谣言不胫而走,搞得沸沸扬扬,以讹传讹,信谣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就不能以怕“炒热”而束缚了自己,就要理直气壮地拿事实进行辟谣。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收到好的效果,谣言销声匿迹。

  三

  面对现在的情况怎么办?首先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前面我说过,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扭转,已经见到成效,方向明确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非常精采,有的放矢,观点鲜明,很有说服力。不仅有理论深度、文化底蕴,言语又生动活泼,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他的讲话,结合新时代的特点,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切优秀遗产和宝贵经验;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发扬了党的正气;同时又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他的系列讲话,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有力武器。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宣传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并以此来统一大家的思想。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太天真。鲁迅的话,“战斗正未有穷期”。现在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并不巩固,斗争不会停止,会长期较量下去。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上的斗争同国内的斗争又是相呼应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毛、邓的这些思想都被实践证明了。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要主动出击,打主动仗,改变过去多年来的被动处境。旗帜要鲜明,观点要鲜明,“不要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如果自己都理不直气不壮,腰杆不硬,旗帜不鲜明,谁还会跟你走?斗争一定要讲究方法。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拿捏好分寸,以理服人。不随意上纲上线,不搞大批判式的批评。不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讲话,要着眼于绝大多数的中间力量,使他们能接受;集中批评那些攻击诬蔑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危害人民政权的极少数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归根到底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人心就是力量。”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人心是最大的力量。”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也是先大做舆论工作,影响和争取人心。它们掌握和利用强大的高科技的舆论宣传工具,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思想渗透,做到一定程度就发动“颜色革命”。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密切联系政治问题,又密切联系经济基础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最后会导致政权的争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固然同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变了。拿国有经济来说,它的总产量只占经济总量的25%,只占出口贸易额的11%,非国有企业反成为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国有经济是不是处于主导地位都成问题,怎能保证主体地位。一些人还在极力鼓吹“民进国退”,谁讲“国进民退”就受到围攻。也有人想把“混合经济”这种合法形式,作为推行私有化的途径。另一方面,则拚命抹黑国有企业,把国企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公道的,别有用心的。我们这三十多年经济起飞,是靠国企打下的基础、创造的种种基本条件。真正能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的也是国有大企业。国企需要改革,是改掉国企本身的毛病,使之更有效率,更健康更壮大。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不能借机搞私有化。国企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不能轻易一卖了之,化公为私。邓小平同志从实行改革开放那天起,就一直强调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坚持。现在我们国家的国企经济所占比例,还不如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变了,加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大量涌入,就出现了今天思想领域的情况。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应当如实地、系统地宣传建国后的前30年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建设方面的成就(如基本建设,水利建设,科学技术等等)。这方面的宣传很不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专门抹黑前30年的历史。使得人们一提到前30年,就是讲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好像什么好事都没有做。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就贬低前30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对比的人们,很容易接受这种宣传。与此相关联的,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就是“民国热”。有人流露出对旧中国的留恋之情。有人替蒋介石翻案,把蒋介石作为正面人物来评价,拿蒋介石日记做文章,声称要改写近代史。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赤裸裸的表现。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作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支力量,要坚定不移地遵循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团结和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发挥自己的作用。

  昆仑岩发言: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也谈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

  这些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污染严重、威胁严重、失守严重,面临信仰丢失、道德沦丧、方向扭曲、人心涣散的局面,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军人、老理论工作者忧心忡忡。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提出一系列部署要求,令人欣慰,很受鼓舞!

  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状况,不是偶然的。外因上与美国一超独大后的东西方较量、单极与多极争锋的国际战略格局变化有关,内因上与党内思想麻痹、队伍不纯、作风不正有关,也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环境影响直接有关。过去一讲腐朽落后的思想,就说是开放后从外部传来的,这固然不错,因为国际阶级斗争较量无声,敌对势力颠覆渗透无孔不入,但“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内因是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经济改革中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倾向,从经济层面渗透到国家政治、思想、文化、法律、外交、军事等上层建筑各领域、各层面,其中意识形态领域受影响最直接、最突出。这是个深层原因,也符合规律。外部思想侵略,必然要在一国思想文化政治理念上找到突破口,而内部经济环境变化提供了这种思想演变的土壤。一旦经济基础上的变化,形成为一种利益驱动下的社会阶层、阶级力量,必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一种思想取向和政治要求,甚至试图左右整个国家舆论机器。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复杂、多样、隐匿的特点,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混杂,不能简单化对待,故其外在形式需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弹性,但其本质上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政权斗争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来不得半点麻痹和天真。一个社会,赖以维系人们精神大厦的支柱和基础动摇了,政权坍塌可能就是瞬间之事。

  如何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简单应对、扬汤止沸,不可能扭转局面,必须釜底抽薪、精打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要纯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这是决定性的因素。苏联垮台前,就是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领导人支持下,纵容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当时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位女教师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表达了对社会错误思潮的不满,结果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授意下该文及作者立刻遭到媒体围攻和当局封杀。在这样的氛围下,形形色色攻击漫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和政治派别甚嚣尘上,一切正能量言论反遭嘲笑、指责和打击排斥。外界评价“苏联人在苏共领导下开始反苏共的时代”。所以最可怕的敌人在内部,在重要位置上。

  我在微评中说:谁都知道今天不少反共分子就在中国共产党内。共产党员必须讲党性,讲政治纪律,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岂可容忍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戴着共产党的高帽,却说着反共产党的话,干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事情。“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一句大义凛然、理正辞严、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话,却在网上横遭攻击、讥讽、谩骂,大有将庐山炸平之势。一些人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吃共产党的饭,就是吃革命的饭,吃掉脑袋的饭,吃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饭。没有人吃共产党这碗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吃饭的锅。砸共产党的锅,就是砸社会主义的锅,砸人民吃饭的锅。当然,这话是对党内说的,从整个社会来说,任何人也不能吃人民的饭,砸人民的锅。党和人民是分不开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的江山;没有人民的拥护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生命。党和人民生死与共,吃的是一锅饭。砸人民的锅,也就是砸共产党的锅,就是反党。把共产党与人民对立起来,用心何在?只能说明想砸锅的大有人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之魂、立党之本。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爱党和爱人民的统一。要把共产党内的叛奸败类与共产党区别开来,下决心清理党的队伍,整肃政治纪律,让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关键的位置上发挥关键的作用,才能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也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赢得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应有形象。人民拥护共产党整肃队伍洗涤污浊,而反对共产党,实质上就是反人民。

  其次,要确保国家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方向。这是根本之策。“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以为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能够维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私有化、附庸化,犯颠覆性错误。三中全会以来,一些所谓“精英”和有话语权的人把西方理念奉为至宝,肆意曲解中央精神,按新自由主义和“佐利克方案”设计私有化改革方案,企图用市场绑架政府,用外资私资绑架国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最终颠覆共产党领导,改变上层建筑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政左经右”的路子不能走,也走不下去。要确保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就不能孤立地抓意识形态工作,而必须围绕经济工作中心,捍卫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住社会主义命根子。两条改革道路较量是活生生的现实,一定要为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斗争。国有经济这个支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要弄到国企“命门”被灭、公有制“根基”被毁、经济基础最终变质,变成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完全不相容的时候,政治思想上再唱社会主义高调也无济于事。

  再次,要在思想理论文化战线全面收复失地。这是当务之急,必须动真格。我们党过去最擅长打舆论战、宣传战,现在是新阵地大权旁落,老阵地四处失守。没有阵地就没有制话语权。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基本上被西方资本势力和国内反主流力量控制。今年以来虽然中央加强网络管控,但人家的网听人家话。一到关键时候、在关键问题上,就看出关键的阵地还在人家手上,而中央加强舆论管控的要求往往变成网络封杀正能量声音的借口。茅于轼发表汉奸右派言论不封,而微信公众平台连转发求是网、人民日报社评都被封,这是什么道理?可见打主动仗不是一句空话。

  要夺回阵地,就要强化政治领导,统一思想意志,坚定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信心和意志。各级领导特别是思想宣传部门应该加强学习,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上来,不要网上一骂就害怕,犹犹豫豫,畏缩不前,甚至在负面舆论面前不敢吭声,打退堂鼓。自己底气不足,战场上怕挨枪子,牺牲的是党的威信。

  要夺回阵地,就要组织力量,依靠群众,打一场人民解放战争。要把被动局面扭转过来,就必须利用主渠道,把专业主力军和群众武装都动员起来,让代表人民意愿、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正能量像泉涌一样喷发出来,包括写出更多扶正祛邪的好文章,推出更多健康向上的优秀文化产品,扩大正面宣传的社会影响力和感染力,批判抨击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现象,陷敌于汪洋大海。

  要夺回阵地,捍卫宪法、捍卫真理、捍卫事实,驳倒各种错误思潮。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这是极具欺骗性和蛊惑力的。这些年意识形态领域是非观念给搞乱、搞颠倒的太多了,连宪法都给全盘否定了。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必须一面重树宪法权威,加强宪法教育,批判纠正各种违宪言论和行为,使宪法成为最高准则;一面抓住要害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揭露伪历史、伪文化、伪理论、伪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目。“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要把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关键还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搞清楚、讲清楚,而且用事实说明真理,赢得群众,重塑科学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要夺回阵地,就要强化网络法治,掌控新媒手段,打造党直接联系群众、保护和激发正能量的新型互动平台。网权亦“兵权”,我们党只有握网在手,操势用功,与群众无障碍沟通直接联系,才能如虎生翼,如龙得水。现在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强化依宪、依法治网,制定能把住政治方向和国家安全底线的网络舆论管制法规标准,用法律手段管住各大门户网站。国家网信办不能只和网站密切联系,还应开设网民检举申诉窗口,建立网络司法机构,对助长负能量、打击正能量的网站行为要有受诉渠道,一旦发现,坚决查实严惩,使目前网管办法由软变硬,实现强约束。另一方面,要国家重点投入,吸引社会融资,做大做强官方网站和民间正能量网站,特别是要开发出能超越微博、博客、微信功能的即时性、多能性、互动性的新型信息交流平台,用最先进、便捷、人性化的新媒手段争取群众,为弘扬正能量服务。对私资外资控制下的主要门户网站也要有计划有步骤渗入,力求从外部制约逐步转变到内部领导、组织、管理乃至资金股份的实际控制。

 刘祖禹发言:意识形态斗争要动真格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里提到我们党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党外人士对《决定》的意见时也讲了这个话。我认为这也包括意识形态: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扩散。到底有多复杂?是更趋复杂,复杂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就是空前的,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

  我觉得具体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个是体制内,有些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未必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比如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有的人就回避最本质特征,说只是一般特征。体制内也包括某些党内“民主”派,像李锐、杜导正、贺卫方等人。他们挂着中共党员牌子,成天干的是毁党、毁社会主义制度、侮辱开国领袖的事情。他们多年来干的这些事情,迄今没有收手,也没有什么减弱。地方上有些人不了解情况,常常请他们出去做报告,还以为他们讲的符合中央精神。听说贺卫方最近在内蒙古一次报告,当场被听众“炮轰”:“你是不是教我们造反?”体制外就更是千奇百怪。一些人利用互联网搞“议题设置”,在一些个案问题上寻衅滋事,用个别否定一般、否定全局,抹黑党抹黑社会主义。这是一些人的惯用伎俩。这些人经常在一些早就解决的问题,一些60多年来全党认可的问题上兴风作浪,制造思想混乱。王伟光同志讲“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并不输理”的文章刊登后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些人在这个早就解决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我听说有人甚至于咬牙切齿,提出要“绞死王伟光”,“要永远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这真是刻骨仇恨!

  人民民主专政本来就是立国之本,是上了党章与宪法的。一些人成天价把“宪政改制”挂在嘴上,他们觉得好像共产党怕提宪法,共产党干的都是践踏宪法的事情。《炎黄春秋》几乎每期都要讲到“宪政”问题,他们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对全国人民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须臾脱离的东西恨之入骨,谁讲人民民主专政不输理就猛攻谁,这到底是谁在践踏宪法?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那么贺卫方、《炎黄春秋》这样的一些人和单位这些年干了那么多违宪的事情,他们该不该予以追究?

  长时间以来,网上持续出现一个非常荒唐的现象,一些人为了达到其毁党毁社会主义的目的,极力喧嚣西方式宪政、普世价值,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谁提爱国就群起而攻之,居然还提出了“爱国贼”的概念。茅于轼就是其中极力鼓吹者之一。爱国,是华夏子孙的共同情怀,是再普通不过的情怀,现在竟然成了“罪人贼子”的勾当。那么,卖国就是光荣的了?网上的谣言大V、无良大V和汉奸大V们,正在变本加厉,加速把局面搞乱!

  那些大V们侮辱别人爱国,就是教唆人们不应该爱这个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拒绝走西方宪政的道路、拒绝普世价值,拒绝西方式公民社会,爱这样的国家就是“贼”。一些人在网上发表了爱国的文章,那些无良大V和他们的水军们简直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正的爱国者受到如此无度的攻击辱骂,这些无良大V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乱臣贼子的位置上去了。

  最近中央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和网上乱象,着力指出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党报党刊党网等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这些话站得高,非常正确。中央领导同志再三告诫各级领导同志不要过分爱惜自己身上的羽毛,要敢于亮剑、敢于担当、敢于发声。应该说,这个告诫并没有引起很多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认真贯彻。一些共产党人吃共产党的饭,正在起劲地干着砸共产党的锅的事情。还有一些吃共产党饭的人眼瞅着共产党的锅被人砸着,却无动于衷、视若无睹,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我们的主流媒体发过一些批判西方式宪政、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些文章并不能真正击中要害,甚至起不到震慑作用,广大读者也没有从中得到很大启迪。那些党内“民主”派摸透了这个气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看你能奈我何?网上的气场往往就在他们那边。

  长期以来,在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内存在着一种醉心于当好人不当“坏人”的现象。他们为人处世,四面作揖、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大家舒舒服服过太平日子。中央领导同志称领导干部这种状态“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等于说是当了错误思潮的助手。这种态度归根结底害人害己,也必定害党不浅。主管部门要带头、党委主要领导同志要带头,打破好多地方出现的这种全然违背党的优良传统、极不正常的状态,还党内一个活泼泼的党内民主张扬的状态。倘能如此,对党的建设来说就是大幸了。最近听说,一个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表述:“当前的反腐斗争推动了党在左中右各派中的威信普遍得到提高。”这真是不可多得的奇谈怪论。明明是别人无时无刻不在推倒你的领导,抄你的老底,砸你的锅,置你死地而后快,现在忽然对你在反腐斗争中的做法拍手称快了?你竟然在他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了?这是明白无误地颠倒事实、混淆是非,连一点逻辑都不顾了。我们知道的客观事实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想方设法要把整个共产党都搞臭搞垮,只要是党的干部,天下乌鸦一般黑,应该统统打倒。那些右派们怎么可能从骨子里对你喝彩叫好呢?如果有人真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这种想法在我们队伍中一些人脑子里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与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追求相关联的是,有些同志总是要求批评错误思潮的文章要少登、不登。理由是防止“炒热”,不登人家不知道那些错误观点,一登人家都知道了,那不是给它扩大市场了吗?你要让它自生自灭。而事实是,那些错误的东西在不断泛滥着、扩散着,它们什么时候“自灭”过?错误的东西好比灰尘,扫帚不到,它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这句真理般的语言,我们的一些同志早就忘得干干净净的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看法来看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的。总之,别惹事,谁也不得罪,见谁谁叫好,有口皆成碑,已经内化为一些同志的品性了。这是很可悲的。

  习总书记去年8·19讲话到现在一年多了,但是真正落实和贯彻离人们的期望还有相当距离。有同志说,只要落实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动真格的了,那就是把贺卫方这样的人清除出党。把这样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却说共产党是非法的人还留在党内,对党的形象真是莫大的损害。

  彭光谦发言:坚守思想战线上的“上甘岭”

  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主攻方向,是敌我生死较量的主战场,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主阵地。这里虽然看不到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但同样残酷激烈,惊心动魄,斗争的结局对国家、对民族、对党同样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敌人可以用武力征服我们。65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敌对势力就曾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试图用武力把新中国一举扼杀在摇篮里。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连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官也承认,当年中国被迫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新中国的开国第一战,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对美国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一败涂地。这是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抗美援朝战争是确立中国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重建民族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的翻身之战,是告别屈辱,走向民族复兴的崛起之战。抗美援朝战争为我们民族抹去100年屈辱的黑色胎记。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从此中国人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真正站起来了。

  抗美援朝战争后,尽管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从未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封锁、军事遏制、军事威胁,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但他们知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麦克阿瑟临终前说,“美国决不能在亚洲大陆进行战争”。战争一个铁的禁律就是不能进攻中国。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上,寄托在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上,寄托在对中国的软战争上。

  还在1945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就曾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声称:“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1957年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鼓舞,已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公开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总结其对外军事扩张的失败教训时也进一步强调:“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杜勒斯和尼克松的和平演变战略不幸而在苏联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面曾经的旗帜,一个红星照耀70年的红色政权,一个拥有224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和400万军队,曾在战场上战胜过无数敌人,创造过无数辉煌的苏联,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攻势下,在所谓“指导思想多元化”、“公开性”、“新思维”的一片喧嚣声中,自我解体了。苏联没有倒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而是倒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称“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一样”。曾经任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确实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苏联的解体是长达40年美国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此结果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西方在苏联得手,似乎鼓励了他们如法炮制,对中国加紧渗透,用和平演变的一手,搞垮中国的信心。为了一劳永逸地搬掉影响美国实现其全球地缘战略的天然障碍,拔掉挑战美国意识形态的眼中钉,排除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后来者,近年来,美国锁定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实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许多人看到了美国调兵遣将,将兵力部署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西太平洋,对我实施战略恐吓和战略围堵的严峻事实。但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是,美国在我周边布设军事基地,强化冷战同盟,加紧战略战役侦察,频频举行联合军演的同时,更加密锣紧鼓的是把全球意识形态渗透的重心也转向了中国。 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国,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策略,不仅向中国大量倾销转基因生物产品,而且对一些意志薄弱者实行政治转基因,在我们队伍内部培养代理人,组织第五纵队,瓦解我们的队伍,动摇我们的阵脚。他们拨款上亿美元,制订“数字暴动”计划,打造隐形网络,公开声称要“利用技术工具之力量推进外交”,在中国策划“茉莉花行动”,制造中国内乱,让“阿拉伯之春”进入中国,与中国内部的接应力量一起“扳倒中国”。他们利用手中的话语霸权,推销西方价值观和种种歪理邪说,蛊惑人心,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我国变成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附庸。

  应当承认,西方长期以来的种种努力在中国并非一无所获。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眼中只有GDP,没有敌我友,面对国际垄断资本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猖狂进攻,放松警惕,消极无为,甚至步步退让,意识形态领域的防线几乎面临全线失守的危险。尤其严峻的是,在西方的渗透下,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一股专门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黑暗势力。他们有的被西方发展成为“线人”,接受西方的“保护”或“严格保护”,为敌对势力充当眼线,提供情报;有的以所谓“理论权威”、专家学者自居,摇唇鼓舌,专门充当西方的辩护士与传声筒,极力贩卖连西方自己都承认已经衰败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腐朽价值观,企图扰乱人心;有的以历史研究为掩护,玩弄春秋笔法,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抹黑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试图磨灭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有的与国际垄断资本勾连,大挖社会主义墙角,极力把中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他们还不惜赤膊上阵,直接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寻租变现,用金钱换取权利,用权力取换金钱,聚敛财富,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窃为己有,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资产者。

  这伙势力,有的是在中国革命中被推翻阶级心有不甘的继承人,有的是受政治事件冲击而心怀怨恨者,有的是被西方收买、出卖灵魂者,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有人、有钱、有圈子、有阵地,有计划、有纲领,他们以新兴的网络技术为联络手段,南北呼应,内外勾结,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他们受外国垄断资本包养,经费来自外国,理论来自外国,其中有些人身居要职,至今还在出头露面,仍受到我们的信任和重用。他们毫无顾忌地为敌对势力搞垮中国共产党,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效力,希望从国际垄断资本中分一杯羹。他们迫切希望资本主义复辟,把非法攫取的财富永久合法化,以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严酷的现实说明,意识形态较量已成为当代战略较量的重要形态,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尖锐复杂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政治意识,认真吸取苏联在敌对势力里应外合,内外夹击下,轰然解体的沉痛教训,不仅要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且要关注政治动态。不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要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应对裕如,而且在生死较量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能见微知著,洞察秋毫,明辨方向。对于敌对势力的种种“心战”伎俩,我们要有足够的鉴别力、足够的免疫力、足够的批判力。要增强忧患意识、政权意识和使命意识,不为噪音所扰,不为流言所惑,不为暗流所动,以走在前列的使命担当,肩负起维护和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的政治责任。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仗,夺回失去的思想阵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被他们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塑理想信念,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唤起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地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大仗。不然的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

  姚有志发言:采取综合措施坚决夺回以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思想文化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一定会去占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苏联解体20多年来,我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放松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给内外反共非毛势力的渗透和围攻腾出了足够的空间。“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共产党打着白旗反红旗,成为21世纪初叶的一大怪现状。这种怪现状在十八大以前达到明目张胆、登峰造极的地步。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反共非毛逆流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他们人还在,队伍还在,心不死,行动依旧。因此,必须结合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的精神,采取综合措施,立规定制,整风肃纪,坚决夺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措施之一:首先是清党。我们党现在8600多万党员,数量极其庞大,战斗力却比较小。原因在于不合格的党员不在少数,反对共产党的所谓共产党员也并非个别。当年毛主席领导延安整风后,按着就实行精兵减政,从而极大提高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今天如果实行清党减政,通过清党减退那些根本不具备共产党条件的党员,党的战斗力、执政力也一定能产生飞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清党的实质是清理阶级队伍。清党应自上而下,首先从掌权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清整。那些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大放反党厥词,狂写反党文章的教授大()们,应坚持清除党!如果仍允许这些人留在党内,不仅仅是破坏了党的纯洁性,更重要的是影响和抹黑了党的性质。1991年越共“七大”,越共将党内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主张建立民主政体的持不同政见者,开除了党籍并罢免了党内职务。我们党内还能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存在吗?

  措施之二:整军。子毛主席创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以来,党是人民永远不变的军魂。军队始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最完整的团体之一。然而在这些年国内外反共非毛逆流的冲击下,特别是军队高层蜕化变质分子徐才厚之流对军队思想建设造成的长期破坏,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魂不附体的病态。军魂尚在,但魂却常常在本体之外徘徊。整军就是要使党魂回归人民军队的本体。最近中央军委组织全军高级干部集中到人民军队铸魂之地附件上杭,联系自身成长经历学习古田会议精神,就是为了唤回游离于本体之外的军魂,使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军魂,回归人民军队的本体。

  措施三:是为媒体和文化与艺术设轨定向。应该肯定自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和文化艺术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病态现象不少,尤其是在反共非毛的逆流中扮演了一些极不光彩的角色。切不说十八大前网络阵地几乎全部沦陷于反共非毛势力,臭名昭著的《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毒箭频发,向党进攻,就连中央直接领导和掌控的媒体,也常常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迷失方向。文化艺术领域更是病态连连,乱象丛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方向相悖的低级庸俗、享乐奢靡、伪娘奶油文艺成为群体时尚;封建主义文化遍地蜂起,到处开花,随着开放以来新建各种庙宇84000多座,正式教氏已超过3亿,其中不少是党员。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更是泛滥成灾,影视作品中美化国民党,丑化共产党的现象并非个别。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亲子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文化文艺战线的整顿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措施之四:是整肃教育。这个问题出在基础地位,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本应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然而,小平在1989年就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政治教育。30多年下来,这个失误就更大了。这些年来教育界逐渐远远背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些学校的讲坛反共非毛成为常态,中共中央党校也出现了反共非毛的教授群体,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还有怪事,前些年大学扩张和兼并中,作为社会科学基础之基础的历史学科被彻底边缘化。大陆2700多所大学中,设历史系的不足50家。更糟糕的是,全国大中小教材中红色文化的内容越删越少,可能已快被删光了。我们知道日本右翼不断修改日本的教科书,是为了抹煞和否定他们的历史罪恶,给日本青少年灌输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我们党领导的教育部修改教科书,大删共产党、毛泽东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内容,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毛主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确需要认真整肃整顿了。

  董学文发言:拿起“看家本领”,迎接意识形态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会议上强调: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的经验。而这一经验,是付出了无数教训、代价才获得的。我认为,目前意识形态战线、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缺乏力度,缺乏主动性,缺乏理想和信念的感召色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冷落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被大面积地边缘化了,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这就在许多领域造成了正不压邪的局面。特别是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谁还要讲马克思主义,讲四项基本原则,几乎就成了被人奚落、被人嘲笑和另眼相看的事情。这充分说明,某些方面的意识形态工作已经坍塌,某些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前进;什么时候我们忽视或抛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和引领作用,我们的事业就受到损失。这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不论是思想理论教育也好,还是文化宣传工作也好,我们是不能也不应该脱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的。否则,我们就有走上邪路的危险。

  我们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精神,讨论如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这个角度非常好,很有现实意义。

  现实情况是,目前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多元化”了,意识形态斗争十分尖锐,争夺人心的战斗无比激烈。如何在这种斗争中处于主动的位置,我认为最为关键的就是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就是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对那些与中央唱反调,“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言论和行动,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给以反驳和抨击。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应当向马克思学习。在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在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的问题上,再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再不能犯理论和思想上的精神分裂症,以至于助长错误思潮的扩散。

  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基本原理已被一些人糟蹋得差不多了,把马克思主义仍当作斗争武器的人已经很少见了,某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已经变成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不问是非、没有原则、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不强的“开明人士”了。现在,强调或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不合“时尚”、不合“潮流”的异类。相反,漠视、抛弃和搞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倒成了颇为“时髦”、颇为“前卫”的事情。这种咄咄怪事,是很令人担忧、令人深思的。

  记得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句话所蕴含的哲理是需要我们深刻领会的。倘若我们在精神上——包括意识形态斗争上——由主动转为被动了,那么我们有必要从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上找寻原因。

  总之,一句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恢复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主动权的一剂灵丹妙药。

  张海鹏发言: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从亲历的三件事说起

  最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系列讲话,很受教育鼓舞。这些讲话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我看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已经很严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就看我们党内主持意识形态的部门、我们党自己的各种报刊媒体和新媒体是不是能够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结合自己的三次经历谈一点体会。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2003年非典期间。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作品,至今还有影响。此剧是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全力支持的,拍成后先在湖南电视台播放,但未能造成很大影响。后来经过宋祖英介绍,中央电视台播了,这一下影响就大了。这部电视剧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用艺术手段表现朝野共同走向共和,慈禧太后、李鸿章、孙中山、黄兴共同走向共和,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黄兴领导推翻清王朝而后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怎么可能是朝野一起走向共和呢?第二个错误是走向共和到今天还在走,这是影视片的策划者、编导者一再在报刊上鼓吹的。他们要告诉观众,我们今天还不是共和,今天还要走向共和,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实际上就是主张西方宪政的那些人的腔调。毛泽东同志故乡的党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竟然忘了毛主席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共和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共和。这样一个主题,长沙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居然不能把握,央视的负责人居然不能把握,他们用艺术的形式来传播这些错误观念,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当时,我们在京的六、七位史学家看这部电视,看了一半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这部电视片问题很大,于是给胡锦涛同志写了信。胡锦涛同志批示:尊重专家意见。后来,中央电视台还是播完了,但是原先计划的大报评论以及其他地方台播出都没有了。我写了批判文章,其中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送中央,另外的只能在学术刊物发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了文章,都是正面讲,读者完全不知道所指为何。实际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丧失了。据我的了解,许多人都不了解《走向共和》有什么问题,反而称道的很多。我后来到长沙去,长沙市委还是把《走向共和》作为他们的成就来介绍。我们党的领导部门在怎样认识这些问题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是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应,中宣部新闻阅评登出了读者来信。团中央让“冰点”停刊整顿。停刊整顿的消息被“冰点”主编李大同上传到美国法轮功的大纪元网站,立即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批评中国新闻不自由的声音四起。我每天追踪网络的情况,了解“冰点”停刊引起国内外极为强烈的反映。2月22日,团中央第一副书记和团中央宣传部长找到我,要我写一篇批驳袁伟时的文章,3月1号要发表。我用5天时间写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12000字,在团中央网站上发表了全文。文章发表以后,国内媒体都不转载,只有新华网的记者发来一个简短通讯,国外却反映非常强烈。香港电视台找到我,日本共同社记者找到我,要求采访。

  台湾有一家报纸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而且写了编者按语,对我表示敬意。台湾统派刊物《海峡评论》主编给我打电话,也要全文转载,他说共产党把意识形态怎么搞成这样?我当时很惊讶,他是台湾的刊物,居然能这样说。可是我们大陆的媒体不转载,让人不可理解。

  我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属湖北团。2007年两会期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要我就意识形态做发言。我以《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为例,建议改善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我认为我们一开始不应采取停刊整顿办法,而应该放开百家争鸣,鼓励学者直接写文章批评,这样就可能不会发生国外新闻媒体对国内新闻自由的广泛批评。我发言后,湖北团一些代表替我担心,怕我受到压力。俞正声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怕,我支持你的意见,我在政治局也讲过了,不要怕。我看,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是丧失的,工作是被动的。后来我还听说,有的领导说这是惹事。所以我认为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关键是党内。

  第三件事,今年《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三篇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退休研究员和上海同济大学历史学教授。这三篇文章居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虚无主义来批判。我与我的学生联名写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吗》的文章,用非常鲜明的观点对《炎黄春秋》和三位作者点名道姓进行了驳斥。这篇文章在《红旗文稿》16期上发表时,把《炎黄春秋》改成某刊,把三位作者的名字也全部删掉,对这种作法我是不满意的。后来我又把原文在一个网站上发表。我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应该旗帜鲜明。《炎黄春秋》是一个公开刊物,三位作者也都是公开表明观点的,我们写文章驳斥,为什么不可以以公开对公开?他是公开的,我也应当是公开的嘛。如果我讲得不对,他也可以来批驳,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红旗文稿》是一个很好的杂志,但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不够鲜明,大概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们党的有关部门,党报党刊,都应当有非常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而不能遮遮掩掩、含含糊糊。

  我认为,抓意识形态斗争,我们今天要做到敢于亮剑,主动出击,要支持学者们、作者们主动写文章,不要含糊。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现在倒有点边缘化了,有点偷偷摸摸的了,似乎有点背理了,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实在值得深入检讨。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的意识形态领域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多元的状况。实际上,各种经济体都要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换句话说,各阶级都在寻找自己的代言人)。这个现实,若干年内都不会改变。既然多元,我们党的领导就应该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者去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者在1949年以前的论战中是能够站出来的,并且能够取胜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不敢公开出来论战?既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的言论从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公开站出来斗争?我们党的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认识是不是很清楚、态度是不是很坚决,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问题工作的讲话精神,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把这些精神落到实处,意识形态领域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林文肯发言: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今天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提出要“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关于“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它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有极强的现实性、针对性。这个问题的研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我们党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会去占领。坚持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当今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面临着机遇,又面对着挑战。必须深刻认识,“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2]西方敌对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绝不会改变,他们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渗透、瓦解、颠覆、分化、西化活动。国内有些势力遥相呼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此起彼伏,有些人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三权鼎立、多党制、私有化和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狂热鼓吹“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未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的‘党学’”,“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是‘国学’”,“国学高于党学”的谬论,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大肆攻击诬蔑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纷纷出笼,没有得到有效的批判,反而得到党内一些人和一些所谓理论权威的吹捧和鼓动,气焰愈加嚣张,蒙蔽和拉拢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形成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的安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攸关的伟大斗争。苏联失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前车之鉴。因此,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比过去任何时候就显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风云紧急,时不我待。我们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同志最近一系列极其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雄心壮志,展示伟大气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防止被动,主动进击,坚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这种批判始终应该旗帜鲜明,摆事实讲道理、富有说服力,能够深刻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并对极少数严重违纪违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决不能再让他们再无法无天,必须绳之以纪,绳之以法,有的应当让他们下岗,决不能再让他们继续拿人民给予的薪金来危害人民,危害社会主义制度了。

  二、我们党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一个时期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思潮甚嚣尘上,对这股思潮必须坚决给予彻底批判,展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战斗锋芒和灿烂光辉。因此,这里就不得不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证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不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4]列宁指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5]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6]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7]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8]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也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宁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他们害怕思索到底,害怕做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这个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并且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成更为残酷更为独特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9]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为我国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指导思想。

  我国现在社会主义阶段,绝不是如有人讲的,已经没有阶级斗争和不需要讲无产阶级专政了。事实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错误。”[10]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11]请看客观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对霸权主义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和军事包围活动的斗争,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我国惩治了一系列恐怖活动、暴力事件、走私贩私、毒品走私、贪污受贿、掠夺国有资产等各种犯罪,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我国惩治了许多血腥掠夺、甚至对遇难矿工焚尸灭迹的富豪,惩治了数以千计官商结合的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惩治了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堕落成为的腐败分子,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吗?仅从1998年至2013年的十五年间,就有48名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不包括部队的)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主要罪行是什么?是受收贿赂,而进行贿赂的主要是谁?是那些不法的大私营企业主,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吗?当前开展的既打苍蝇、更打老虎的反腐败斗争,事实触目惊心,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隐藏在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尤其是高层的腐败分子,掌握很大权力,是颠覆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最危险的力量。这表明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特殊形式。面对如此严峻的阶级斗争,若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毁于一旦,人民就会遭殃!

  有人说,再搞阶级斗争,将是私营企业主大逃亡、资本大逃亡、生产力大破坏;还有人说,私营企业主大移民,二十后,中国将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些恫吓的话,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的“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出一辙,其目的是妄图逼迫中国共产党就范,放弃阶级斗争,放弃人民民主专政,解除武装,坐以待毙,这是痴心妄想!中国共产党深知,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人民的护身法宝,是一刻也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一定要倍加珍惜,正确使用。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轨道上,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扭转乾坤的强大威力,使国家命运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绝不能让国家命运落到少数富豪和腐败分子的手中,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阴谋彻底破产。

  三、我们党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12]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这一论述十分明确:两极分化是邪路,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是邓小平一贯坚决反对的,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无计划地利用外资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是邓小平反对的,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是邓小平坚持的。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这一富有远见的教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请注意,邓小平这里只提有计划地利用外资经济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还没有提到发展国内的私营经济,但他在当时就已经卓有远见地敏锐地指出要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防止走“邪路”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14]

  有些人对邓小平的科学论断和严厉警告置若罔闻,甚至公然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这里,特别要警惕对中央政策的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搅乱人们的思想,迷惑人们的视线,妄图将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篡改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共产党人在为现阶段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决不忘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要走向共产主义,达到彻底消灭私有制。如果忘记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邓小平这一重要论述,却被有的人说成是“口误”而加以否定;也有一些人加以曲解,他们讲社会主义本质时,只讲“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闭中不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把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篡改成为机会主义的观点,若不是别有用心,那就是思想片面、断章取义啊!中央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些人就说“现在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要能发展生产力,不管什么所有制都可以”,“所有制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是目的”,“要淡化所有制观念,不要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和私有制要平等发展”;中央提出企业要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反腐败,有些人就说“公有制是腐败的根源,私有制是遏制腐败的力量”;中央提出国有经济中一些产业要“有进有退”,有些人就提出要全面“国退民进”,“国有经济要跑步退出”,“排队限令退出”;中央提出国有经济在一些领域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人就提出“国有经济重在不为”;中央强调国有资产管理中应“产权明晰”,有些人就提出“只有产权量化到个人”才算明晰,主张把公有制企业“卖光,没有人买,就送”;中央提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一些人就通过承包、租赁、改制和暗箱“置换”,将国有企业产权低价转让和“零转让”,把国有企业变成私营企业;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有人歪曲说“现在重要的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点是发展私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来就有明确的概念,有人却加以篡改,胡说“纯粹”由私人持股的典型的私有股份公司,都明确为“新公有制企业”;有的提出“现阶段最紧迫的不是国企改革,而发展非公有制”,“非公有制大企业家收购国有大企业”,“以后不再搞国企”。此外,还有些人人云亦云,把宪法明确规定的“私营经济”说为“民营经济”,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明的“私人资本”说为“社会资本”,这必然混淆是非,引起混乱,等等。这些观点中,有的赤裸裸地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唱反调,主张把公有制经济改变为私有经济;有的貌似公允,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以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来蒙骗群众,企图否定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只许自己大放厥词,不许别人反驳,如有人加以反驳,他们说是反对改革,就拿出“不争论”大帽子压人,说什么“不争论”——“这是邓小平说的”,用虚假的大帽子来威吓人,妄图封住别人的嘴巴。这是他们色厉内荏,心虚胆怯,害怕争论,害怕他们的谬论被戳穿,而真理昭然于天下。实际上,他们所谓“不争论”的话是造谣,是对邓小平观点的歪曲,是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以达到压制和反对他们的意见和实现私有化的目的。邓小平曾尖锐而明确地痛斥:“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6]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7]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18] 很明显,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在事关政治大局、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历来不是主张“不争论”,而是主张“还要继续争论”。如果照那些人所谓的改革搞下去,势必造成两极分化,离开共同富裕的目标、背离我国几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广大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主义,那“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末就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坚定而严厉地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19]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家机器要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混乱中,打着企业改制、经营层持股(MBO)和混合经济的改革旗号,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掠夺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资产,把地县乡级的公有制企业基本毁灭了,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刘汉黑社会集团就是典型的代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比重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地位不断削弱,贫富不均日益加剧,这应当引起党和国家高度警惕和重视。如果公有制不占据主体,那末是违宪的,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应该根据宪法对违宪现象坚决加以纠正。必须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规律的要求,国家宏观调控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地位不动摇。只有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才能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得到实现,也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效防止两极分化而导致腐败发生。

  四、我们党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是加强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增加了共产党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危险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党员队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某些所谓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在共产党内部,有些党员成为私营企业的雇主,有些党员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这些共产党员之间必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地位差异极大,这竟然被有些人说是平等竞争。一些私营企业或私营企业商会设立共产党组织,其中党委成员主要是由富翁的党员组成,他们中不乏有亿万富翁。许多私营企业主有“代表”、“委员”等各种头衔,还有种种桂冠,这样一来,金钱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人们价值的标准。这种情况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有些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模糊,划不清剥削与劳动的界限,以官商联盟为时尚,以傍大款富豪为荣耀,结果许多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堕落成为腐败分子,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党内消极因素增加,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监督、管理困难增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增大,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教育的渗透力、辐射力受阻,组织纪律的约束力弱化,一些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受损,大大削弱了对腐败侵袭的抵抗力。因此,整党势在必行,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使全体党员与剥削阶级、剥削思想、剥削行为划清界限,坚决禁止党员领导干部口头高喊要大干社会主义,而暗中却支持家庭大干资本主义,搞“一家两制”而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以保持党员在思想上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决不断清除党内的蜕化分子、腐败分子和各种的投机分子,积极慎重吸收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入党,保持党组织上的纯洁性;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对违纪行为和腐败现象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以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必须加强作风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坚强的团结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得起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得起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考验。要真正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并把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落实到各级党组织,落实到每个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一切阵地,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失之地。

  时代在呼唤,人民在期待。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一定能够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把握正确方向,完善战略策略,加强领导,团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行到底,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开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创造出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鼓舞全世界人民为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8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11]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

  

  中纪委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原组长林文肯

   

  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姚有志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彭光谦

   

  解放军总参某部原政委、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原副主编、研究员曾镇南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

   

  会议现场照片1

   

  会议现场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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