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10月31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反贪污贿赂总局徐进辉局长回应有关发改委官员涉嫌腐败案情况。他说：今年以来，根据中央反腐败整体部署，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组织指挥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地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了一批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
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办11案11人，其中，发改委国家能源局5人，发改委价格司5人、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分别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 、新能源司司长王骏、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电力司副司长涩梁波、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价格司原司长刘振秋、现任司长李才华、副司长周望军、副巡视员郭剑英等。偌大的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只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在工作。
徐进辉称，从检察机关发改委案件的查办情况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三是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四是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有6人。
其中，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有关部门在其家中发现的现金，动用了16台验钞机，点钞时竟当场烧坏了四台。
读罢这条新闻，能不令人震惊、困惑和痛心!发改委系列窝案表明了什么 ?
首先、发改委的系列窩案串案凸现党的腐败程度确实触目惊心。
中国发改委这一批贪腐罪犯，头顶共产党桂冠，扛着“发展改革”旗帜，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狼呑虎咽地贪污受贿。这个系列窩案犯罪势头之疯，作案人数之多，贪污金额之大，令人惊讶。一个价格司就五案五人，从原任司长到现任司长，以至副司长、副巡视员，贪腐犯罪，剩下的仅是两个“好人”(副巡视员)创“天下第一司”。国家能源局五案五人，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不仅如此，此前不乆抓捕归案的还有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产业协调司原司长陈斌、财政金融司司长张东生等人。
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多达2亿余元，动用了16台验钞机，点钞时竟然当场烧坏了四台，成了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创建国后的“第一”。
贪污2亿元是什么概念?一位好心人将其形象化成一张图表：每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面积120.12平方厘米，2亿元平铺约3.34个足球场大;100元纸钞1万张摞起的高度在1厘米左右，2亿元堆起来约高200米，相当于66层楼房高度;一张100元面值人民币重1.15克，2亿元则重达2.3吨。
而这样骇人听闻的系列窩案，并不是发生在某一经济部门，或某个企业，也不是某地市，或某省，而正是“中国发展改革委“呀!
发改委是个什么机构?从百度搜得：发改委，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的重要组成部门;主要负责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在国务院诸多部委中，发改委地位之高，权力之大，没有哪个可与比肩。 而这里，正是这里，竟发生如此严重的系列窩案串案。反贪总局徐进辉局长说：“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
这不是什么“发改委”?而是十足的“权交委” ?
这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凸现出如今党内的腐败，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里，已不止“冰冻三尺”了!
邓小平出山之初曾说：现在是积重难返。此话言之不当，言之过早。如果用之于照他的政策和路线搞过三十后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积重难返”呀!
毛泽东早就指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革命 、建设成败的关键之所在。他说：帝国主义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但可能“和平演变”掉我们。他在党中央进京时就曾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说到做到了!
经过共和国前三十年“大考”，结果表明共产党执政后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无愧于千百万的革命先烈! 而如今这个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党竟变到了如此境况，真不知邓小平怎么面对毛泽东!
其次、发改委系列窩案更凸现“资改派”的原形。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及许永盛 、魏鹏远等一群司局长，满口“改革开放”，“以人为本”，“改革攻坚”，决“不动摇”，原来早已蜕变成了腰緾万贯的官僚资产者。
记得，1975年毛泽东发表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1页)我当时真不甚了了，似懂非懂。其实，只因毛泽东早看了50年。发改委这一堆走资派不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于党内“资产阶级”!原来如此。
唯物史观的常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经济地位制约着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发改委这一伙人窃取了相当的权力“当权派”，腰緾万罐 ，由“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宏观决策”，不是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怪!
因之，我也就愰然大悟，现今这么多高官，为何如此厌恶马列毛主义，偏爱新自由主义，如此憎悢社会主义，拥抱资本主义，如此反感公有制，迷恋私有制?
原来如此!
最后、发改委系列窩案还凸现了党对腐败只能是“零容忍”，强调“依法反腐”，还是不可急着废除死刑为好。
最近网上获悉，有人竭力提倡乘近期修法，“废除官腐败死刑”。 理由是，要讲“人道”，“废死”便于追逃，贪腐分子就不怕回来。
此问题争论有年。2012年3月两会两会会场上，讨论反贪反腐的议题，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曾经提出：“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对党内腐败必须保持高压态势，要“零容忍”。鉴于当前党内腐败的严峻态势，废除死刑只会害多得少。 甚至今后一段较长时期，似乎不废为宜。如下两方面社会实践的历史经验，可以为证。
“改开”之初，曾传达过邓小平反对干部贪腐的指示。他说：要开杀戒。建国初期，毛泽东果断地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保住了党风三十年清廉 (大意)。薄一波记述过这么一段史实：刘、张“公审大会召开之前， 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的、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判重判。但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我反映。我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他坚持不去。我只好如实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这个道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2页)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曾先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是长征过来的老井岗，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不愧英雄的称号”。应当说，黄敬同志向毛泽东说情，刀下留人，从刘、张而论，不是没有理由的。
只是毛泽东的战略视野更加宏远，“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成千上万“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教育全党。如果讲“人性”、人道主义 ，这是最大的“人性”、人道主义!我们这些人当年在三反中思想所受震荡之大、教育之深，若非亲历，那是很难想象的。
当然，毛泽东时代党风清廉举世公认，这并不只是三反运动中处决了刘、张等42人，而是由于毛泽东历经长期的艰苦奋斗，培育、造就了一个“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超优社会政治生态，走了是一条反腐拒变的“新路”，使干部敬畏群众，而不是相反。
这是开天劈地的伟大创举，实在来之不易。现今也是可望而不可即。
反观这些年来，对干部贪污腐败的惩处，不顾刑法规定，当杀者不杀，据说是为“人性”、“人道”着想，要“与国际接轨”。实践结果呢?党内腐败愈演愈烈，腐败分子越来越胆大包天，越来越无法无天，犯罪金额从十万级到百万级、千万级，以至上亿、几十亿级，都不罕见。连发改委今年就查处了11案11 人，过千万的就达6人之多，而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就2亿余，此犯整个贪污金额肯定更大更大。究其原因，当然不能简单地只归根于杀人过少。但总不能说与此无关 。
须知，如今这么多大小官员，知法犯法，肆无忌惮，狮子张大口，能呑进银山、金山。但他们终归还有一怕，就是怕死。如果贪得金银如山，却陪了老命，那还能不掂量再三，其内人、子女还敢如此心安理得，来者不拒，通通笑纳?还得看到，贪污上亿也免死刑，会发出误导，捞个几百上千万，算不了什么，即使东窗事发，挤出几滴眼涙，无非是坐坐牢。现实是否这样?
当然，提出 “贪污50万死刑，谁敢再贪”，也是极而言之。
现在已不可能;果真如此，还了得? 但如果邓、江时代能有这样坚定决心、气魄，贪50万者死刑，那还真有可能 “谁敢再贪” 了!
201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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