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过犹不及”，主张“中庸之道”。凡事要讲适度，不要走极端。老子说：“物极必反”，走极端会把自己给否了。
中庸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然而坦率讲，我不大喜欢“中庸”，有点骑墙的感觉，左右摇摆。正如《诗经·王风·黍离》里的描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行走在路上犹豫不决，心中充满了迟疑彷徨。
“中心摇摇”的感觉不好受，很纠结。为什么?“中庸”其实并不容易维持，保持平衡很难，事物往往容易走向“极化”，这叫“路径依赖”，或者叫“自我强化”。
然而不论你喜不喜欢，在现实中，大多数的人和事的确是处于某种“中间”状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追求 “中庸”境界，以求实现均衡的稳态;另一种则是被动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摇摆于两级之间。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问题是，当下的中间道路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间道路是不是在追求中庸的境界？我不知道，但“中间”实在是难以“中庸”。
“中间”是时间和空间位置的确定或刻画，“中庸”则是指思想观念不偏不倚，中正平和。“中间”之所以难以“中庸”就在于：所谓“中间”，不是只有左右两级正中间的那一点，不是左和右绝对地各占二分之一的状况。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中间”在左右两级中所处的位置，其实并不一样。
当左右两边势均力敌的时候，“中间”的位置正好处于左与右的二分之一处。但是，如果右边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左边的力量，这个“中间”又在哪里去寻找呢？只能在“左”边。
为什么右派连“中间道路”都不能容忍，如丧考妣，破口大骂呢？因为在30多年向右不断深化的改开大背景下，一旦黑色成了整个社会光谱的唯一标准，红色就成了“极左”的颜色，连“橘黄色”和“咖啡色”也被归入了“左”的色彩，恐怕只有“灰色”才是“不左不右”的颜色罢。
也就是说，在右派的分光镜里，原来的“左”成了“极左”，而原来的“中间”位置呢?自然升级被打入所谓“左派”的行列。在右的行为准则成就了一统天下的今天，任何向“中间”位置做出纠偏的言行，不是“左”又能是什么呢?这样的“中间道路”，任志强们能不破口大骂么?
“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不就是“中间道路”吗？可是它能在“中间”位置吗?我看很难。30多年来，我们在邪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要“不走”下去，没有反向纠偏能行吗？既然纠偏是“反向”的，它能“不偏不倚”吗?
有意思的是，左派和右派虽然不共戴天，却有一个基本共识：“要么向左转，要么沿着右边一条道走到底，没有中间道路可选”。要我说，这话也对，也不对：
——说它对，是因为：向右偏离的路线已经导致社会严重失衡，若不做反向的纠偏，中国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倘在不纠偏的前提下谈未来，任何道路选择都没有意义，当然，“中间道路”也在“无意义”之列。
——说它不对，是因为：对严重向右偏离的社会进行反向纠偏，只要不是低水平重复过去的“老路”，在这个范围内的选择，难道不就是在走中间道路吗?
所以，如何解读“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左与右的期望互相较劲，其中的含义十分丰富：
——“既不走老路”，不是要否定老路的历史进步性，而是说，我们要在老路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毛主席当年也没有低水平重复苏联的老路嘛，否则，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道路。
——“也不走邪路”，不是说我们要拒绝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要排斥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而是说，我们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腐朽生产关系的泥沼，不能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陷阱里跳。
就中国目前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不走老路容易，不走邪路却很难。为什么难?不论今天的社会主义如何创新出中国的“特色”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底线是必须坚持的，这条底线在哪里?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否则，离开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任何所谓“创新”，都只能是以“特色”始，以“变色”终。而这一点，恰恰被拿“特色”说事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回避了。
就在几年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和接受，甚至遭到了某些左派的严厉批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2009年在《乌有之乡》的那场讨论)。今天，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常识，甚至连右派们都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个“歪理邪说”。
从不理解到理解，从拒绝接受到真心认同，这个变化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我想，要不了多久，中国历史将从实践的层面再次验证，“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中间道路能不能坚守住科学社会主义的底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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