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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

禄德安 · 2014-11-23 ·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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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较大冲击,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学者和政治家对此表示了关注。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对金融危机以来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的表现、原因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研究。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但角度又有所不同。本文拟对金融危机对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机遇未能变成现实而陷入困境、困境的特点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及其判断依据进行分析。

  一、金融危机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机遇

  民主社会主义重视政府干预作用。历史上,每当资本主义发展出现危机之时,便是民主社会主义大显身手之时,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便是明证。2008年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发展再次陷入危机和混乱之中。按照历史经验,民主社会主义应该迎来发展机遇。

  (一)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批判

  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以市场背景下人的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制定出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特征的政策纲领,在推动经济和财富增长方面可圈可点。但新自由主义高估了市场之中人之理性,导致盲目投资甚至是投机行为的蔓延。同时,新自由主义忽略了个体能力、起点和机会不平等这一基本事实,也忽略了社会共同体集体生存这一无法回避现实。这样的理念和政策实践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等结果,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有可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新的破坏。因此,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受到广泛批判。哈贝马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次访谈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议程早已丑态百出”,希望“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要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那些在‘市场命令’下毫无限制地征服生活世界的全部计划都必须经受审查”[1]。美国学者大卫•科茨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2]。

  一些右翼政党领袖,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批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资本帝国的终结”,并大力宣扬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的、以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3]。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忠实执行者、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也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的理论观点有误,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理论系统”已经崩溃[4]。

  二战结束后,欧洲政坛总体上形成保守党与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保守党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机遇。对此,社会民主党人也抱有乐观的看法。例如德国社民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及其对经济的破坏,使人们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党产生了不满,从而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立左翼的路线,通过一系列能够拯救现有经济的理论原则和政策主张,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崛起[3]。

  (二)金融危机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机遇

  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之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市场失败和财富鸿沟。

  (1)市场失败

  市场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基本主张。陆克文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处方源于“无监管的市场更优越”这一理论信仰[4]。大卫•科茨把“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归纳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2]。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在刺激投资、提高效率方面确实具有较好功效,但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面问题也非常明显,盲目投资、生产过剩、贫富分化加大等经济和社会问题伴随而来。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失败对于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好的机遇。计划经济、公有制、政府干预等是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政策。这些政策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比较有效地矫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序性。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以上述政策较好地矫正了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混乱,取得了以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特征的战后繁荣。

  (2)贫富分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美国里根共和党政府、联邦德国科尔政府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之后,社会财富鸿沟在发达国家不断扩大。在美国,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危机和政治难题。美国新经济联盟2014年初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而80%人口仅拥有大约7%的财富。美联储主席耶伦将贫富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现象称为“当前美国社会最令人烦恼的趋势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布报告称,占美国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控制了该国71%的财富[5]。在英国,根据非政府组织乐施会2014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英国五大最富有家族的财富多于占人口20%的社会底层全部民众财产总和[6]。在德国,2008年,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德国净资产的53%,这一比例比10年前增加了8%;最不富有的50%的家庭财产总和占德国私人净资产比例仅为1%,比1998年下降了4%[7]。在法国,根据一份涉及2011年的调查报告,贫富差距是年继续扩大。40%的最贫困者生活水平下降了0.2%到0.8%,40%的最富有者生活水平提高了0.1%到0.8%[8]。

  财富分配不公导致权势等社会资源的集中和垄断。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称现在的美国是“1%所有,1%所治,1%所享”[9]。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家族成员,有17%以上的国会议员来自议员世家。整个英国被2500个家族操纵,日本多位出自政治世家的首相走马灯般执政,法国总统与大企业老板“称兄道弟”,这种种情形在西方世界轮番上演,令西方民众与新权贵世家这两个阶层间的“玻璃天花板”越来越厚[10]。

  民主社会主义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公正与团结(互助)是社会党的基本价值之一。在新自由主义畅行数十年、社会鸿沟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主张社会公正的社会党面临着潜在的历史机遇。

  二、金融危机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

  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失败、贫富分化等缺陷,给予社会民主党大好机遇。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仍处于困境之中。

  (一)选举和执政困境

  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屡屡失败。2010年英国大选中,工党输给了保守党,让出了组阁权。在德国,2009年9月大选中,社民党得票率下降至23.1%,是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在2013年9月的大选中,社民党并无起色,只获得25.7%的选票。在西班牙,2011年5月,执政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30年来最惨重的失败。当年11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选举中失利。2011年6月,葡萄牙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的社会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同时获得下届政府组阁权。2009年10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选举中击败执政的新民主党,党的领导人帕潘德里欧出任总理。2011年11月,帕潘德里欧辞职。2012年6月,新民主党在选举中成为第一大政党并获得组阁权,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选举中沦为第三大政党。在法国,2012年5月法国大选,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战胜当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新一任总统。奥朗德的胜出与其说是法国社会党的胜利,不如说是萨科齐的失败。奥朗德上任后,在应对危机方面不比其前任高明多少,支持率不断下降。

  (二)经济政策困境

  面对金融危机的打击,社会党的经济政策显得无所适从。“第三条道路”被党内外批评者扣上“向自由主义投降”的帽子,已无法延续。但是,回到传统的政府干预政策更难以解决经济疲软、失业率高这些民众高度关注的问题。

  法国的做法最能说明当前欧洲社会党的困境。2012年5月上台的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试图以左右政策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危机,但这一做法未能奏效。从2013年第二季度起,欧元区转向复苏。但是法国的形势却不容乐观。2013年,法国国债规模高达GDP总量的94%,失业率达10.9%。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称,法国可能已于2013年晚期重新滑入衰退,想要扭转经济形势已非易事[11]。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主编多米尼克•多拉说,奥朗德制定经济政策时态度左右摇摆——既想坚持左派传统主张,促进社会公平,对富人征收重税,规范金融市场;又想采纳右派意见,实施改革,给企业松绑减负,提高竞争力。结果是出台的政策方向不明确,两边都不讨好[12]。

  (三)社会政策困境

  “第三条道路”失败后,社会党并未放弃福利国家的政策。他们依然主张教育、健康、福利等公共品的利益相对于市场和利润的优先权。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提出“预防性福利国家政策”理念,认为“社会福利的要求是一项公民权利,它有助于公民应对在人生各个阶段出现的变动和生活困境”[13]。然而,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背景下,对于福利政策的坚持显得相当艰难。以目前执政的法国社会党为例,在福利政策上,奥朗德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萨科齐好不容易退后的退休年龄提前到60岁。法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已超过90%,经济复苏乏力,此举无疑会给财政和经济复苏带来更大压力。

  因此,社会党在传统社会政策上陷入困境。维持福利是“第三条道路”失败后的改革方向,而这一做法则会成为经济复苏的沉重负担。这一困境已经给社会党带来系列负面影响。其一,如前文所述,各国社会党选民流失,在选举中纷纷落败。其二,社会党党员数量减少。如在德国,自从2005年大选失利后,社民党党员不断流失,已经丧失了德国第一大党的地位。一些右翼政党人士称社民党已经不再是人民党了[14]。此外,英国工党、挪威工党、荷兰工党等社会党党员人数也出现了急剧下降的情况。也有些党基本维持了原来的党员规模,但在过去10年中没有一个党出现党员大幅增加的情况[15]。

  (四)基本价值、身份特征困境

  “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金融危机背景下,如若坚持基本价值、回归传统经济社会政策,则难以解决经济低迷、债务恶化之困境;如果采取措倾向于加大市场作用的措施以刺激投资、推动生产,其结果则可能是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与社会党追求的公正、团结互助等传统价值越来越远。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社会党的政策实践来看,虽然社会党普遍坚持对于基本价值的承诺,但实现中不得不采刺激经济增长的纲领和政策。社会党只能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陷入言行不一的矛盾之中。

  经济政策忽左忽右,社会政策偏离传统,这些做法让选民感到困惑:社会党还是不是左翼政党?社会党还是不是中下阶层利益的政治代言人?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党的无所适从,加剧了社会党的身份特征困境,也使选民出现了对于社会党的认同危机。

  (五)金融危机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困境的特点

  相比较于之前的困境,金融危机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具有以下特点。

  (1)机遇中的困境。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加强政府干预,主张对经济社会进行管理,反对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政策。从理论上来说,历经金融危机破坏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在金融危机狂虐资本主义世界的今天,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未能抓住机遇促进自身发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于这一点,社会党人也很无奈。社会党国际副主席、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认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左翼的这种状况显得十分矛盾:全球经济危机使左翼的观念再度流行,市场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公众的要求更符合社民党的传统主张,如市场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管理,消除不平等现象,但此时欧洲左翼却陷入了危机[16]。

  (2)连续性困境。民主社会主义在经历二战后初期的辉煌之后,于上世纪70年代便陷入困境之中。80年代社会党开始探索变革,并在90年代 “第三条道路”的推动下实现复兴。但进入21世纪,“第三条道路”黯然失色,民主社会主义再次陷入困境之中。“第三条道路”之后的社会党正在探索新的变革之路时,便遭遇到金融危机,陷入连续性困境。

  (3)方向性困境。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福利国家政策负担过重,刺激经济增长无能为力。90年代,社会党推出“第三条道路”,超越传统的左与右,在重视传统政府干预的同时也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帮助社会党重返政坛。但是,“第三条道路”这一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因备受党内外诟病而于21世纪初寿终正寝。如今,金融危机发生,再回到“第三条道路”恐怕不大可能。多数社会党试图重新左转,重新拾起传统政策,但这些政策难以解决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复苏乏力等现实问题。

  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困境是方向性困境。“目前欧洲多数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找到摆脱竞选失利局面的出路,而且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识混乱,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形成一套能够说服自己并能够说服选民的、能够对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作出较好回答的理论体系,因此有关政党就难以相应地形成行动能力,制定和推行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17]。

  三、金融危机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变革与发展前景

  “第三条道路”全面退场以后,欧洲社会党即开始探讨其替代方案。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及其冲击,加剧了社会党变革、创新的紧迫性。

  (一)金融危机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党人变革的总体思路是摒弃“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左派传统。2007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举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汉堡纲领》、2009年4月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发表的《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等文件,都体现了社会党政策发展的这一趋势。

  在重新左转背景下,社会党的一些传统理念和政策重新得到重视。首先,对基本价值的坚持。《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呼吁,“我们的价值——自由、平等、互助、可持续发展——保证了一个远离贫困、剥削和恐惧的美好社会”[13]。其次,对政府作用的肯定。陆克文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难堪之处,在于它们无法依赖非政府部门或非政府机制来控制风险、重塑信心、再造资产负债表和重启全球资本流动。这一切只能通过国家机构完成[4]。第三,坚持具有左派特色的社会保障政策。《建设一个美好社会》指出,要为一个社会的欧洲而努力工作,在其中,人优先于利润,社会利益置于市场利益之上。社会的欧洲为其公民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保障,以抵御疾病、失业、贫困、伤残,并在其退休后提供适当的养老金[13]。

  社会党人还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和联合,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振兴左翼。如陆克文认为:“鉴于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市场治理、合作和协作之复杂性,国际主义本身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4]达莱马则指出,全球化使资本可以轻易逃逸,不用付税,必须制定全球性的政策来管理金融资本税收问题[16]。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社会党的探索和改革在实践中未能奏效,民主社会主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处于困境之中。结合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历史和目前的状况来看,社会党难以在短时期内找到破解困局的良方,未来一段时期内民主社会主义将在低潮中发展。

  首先,目前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是世纪之初“第三条道路”失败后困境的延续,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其次,右翼政党的打压和排挤。在战后与社会党对峙和交锋的过程中,右翼政党已经学到了社会党的政府干预政策精神,社会党政策纲领的施展空间大大减小。第三,欧债危机的打击。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债务危机接踵而至。长期以来的福利国家模式是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一模式本是左右两派合力推进的结果,但由于这一模式与社会党的政策纲领更为接近,人们习惯于把这一模式归于社会党名下,社会党因此背上罪名。

  作为欧洲政治和社会中一支活跃的力量,社会党人会不断探索变革之道,还可能出现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那样“神奇回归”的景观。金融危机背景下,保守党一样面临困难,如果保守党对于金融危机应对不力,也会给社会党带来机会。

  【参考文献】:

  [1]赵锐.哈贝马斯谈新自由主义破产后的世界秩序[J].国外理论动态,2009(3).

  [2]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3]吕薇洲.金融危机后西方思想理论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认识[J].红旗文稿,2011(1).

  [4]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J].中国金融,2009(6).

  [5]廖政军.两极分化动摇美国人逐梦信心[N].人民日报,2014-06-17.

  [6]侯涛.英国五大家族财富多于穷人财产总和[N].环球时报,2014-03-18.

  [7]贫富差距拉大影响欧洲社会稳定[N].人民日报,2012-09-26.

  [8]报告称经济危机以来法国贫富差距扩大 领薪雇员也“很穷”[N].欧洲时报,2014-07-03.

  [9]Joseph E.Stiglitz.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EB/OL].(2014-03-20)[2014-04-11]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10]新权贵世家令西方民众失落 与富豪联姻加剧社会不公 [N].环球时报,2010-08-09.

  [11]李佳璇.法国总统开年有点郁闷[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1-14.

  [12]李明,郑斌.奥朗德:从政路,不好走[N].浙江日报,2013-05-07.

  [13]张文红.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J].国外理论动态,2009(6).

  [14]张文红.人民党缘何失去其人民?———《汉堡纲领》之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4).

  [15]夏庆宇.浅析当前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J].科学社会主义,2011(6).

  [16]高静宇.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和前景[J].国外理论动态,2010(10).

  [17]夏庆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困境及前景———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2010年末专刊述评[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3).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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