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

郭道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　　

在网上看到郭道晖的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文章把建国后一些失误，不做全面，系统，理性，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一点攻击整体，统统把问题归到毛主席一人身上。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同志在主持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中央犯的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1975—1982》（P.250）)还说：“我也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P.353）　　

郭文中有一段：“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 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我在此先讲反右运动。反右运动，划了55万人的右派分子。我认为，这完全不是毛主席当时的本意。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最后，“划右派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多40万人”（见《回顾》P.619,620）从这些数字上看，毛主席说全国4000人，中央全会认为，最多15万，完全说明各单位划右派的时候，不按毛主席的数字办，也不按八届三中全会的数字办，而是如丁玲在1979年的《讲点心里话》一文，回忆反右斗争时说：“文艺界吃了大亏”，根子是“封建的宗派主义”，这些派性疯子“手里有权，再搞宗派主义，就达到了可怕的程度”。结果，划了55万。（丁文见《演讲辞》一书 贺年主编 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　　

郭文还加了句“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发挥自已的想象，以想象代替事实。还说：“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又是以想象代替事实。最近写国史第二版，作者把第一版中说困难时期，饿死4000万人，改为1000多万人。江西的李建军同志著文说，这是乱说，当时国家统计局根本没有统计过饿死人的数字。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同志仍健在，他可证明。郭道晖就是这样，以想象代替事实，造谣惑众。　　

邓小平同志肯定，反右运动是对的。本来，毛主席想通过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人士，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整顿党的官僚主义。可极少数右派分子，却想利用这个“大鸣大放”的好机会，浑水摸鱼，在他们掌握的报刊上，公开叫嚷“要轮流执政”要“共产党下台”。说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没给他们民主自由等等。难道这些反动言论不该反，不该批判吗？反右的错误是扩大化。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然应负领导责任。但那些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投机分子等人，就没有责任吗？我看，主要责任该由这些人负。　　

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有的人却在执政为民，改革国企等的幌子下，搞的是工人下岗，国企私有化，搞强拆，搞三公消费等等为自己，为少数人谋利的事。开始，我们对于他们这种打作为民谋利的幌子，实是为自己谋利，为少数人谋利所欺骗。国企改革，教改，医改，房改，公有经济，集体经济的改革等，开始，我们都受骗了。最终，才看到，这些改革，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吃亏，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人民在现实中得到了教训，提高了觉悟。我想，如果哪天这些人把共产党弄垮了。岂不也可把责任统统推到胡锦涛同志身上吗？　　

毛主席反右时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是“多数人的合理批评”。对合理批评的人，他是爱护和保护的。他公开说，王蒙的《组织部来的青年人》写的官僚主义是事实,“北京就有官僚主义。”但王蒙还是被划右派分子。我读《名人传记》，看到钱伟长说：“毛主席说我教学好，所以我仍在教书。”他对费孝通说，“找了200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在那个圈子里出不来”。“吃亏就在这个地方。”还劝他“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外找二百个。”（《毛泽东选集》五卷 P.487）毛主席想要保护的人，没能保护住。毛主席说，在反右运动中，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应用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还说：“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是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又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的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郭文认为，建国后17年有条错误路线。“ 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郭说的“大家”，从列举的几个人中，也只有张闻天，李维汉二人是老革命，高干，而且他二人，在历次党内斗争中，错误多于正确。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到底对不对，有事实证明，有黄克诚等许多跟随他多年的老革命证明。黄克诚说：“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黄克诚自述》P.261）罗瑞卿，薄一波等许多老革命也有这“三个习惯”。所以，在庐山会议，毛主席发言批判彭总后。黄说，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转到了主席一边，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四人。　　

邓小上世纪80年代，就意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会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再三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又说：如果改革开放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走到了邪路上。陈云退下来后，也强调，国际上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仍在继续。王震同志说；主席比我们高看五十年。这统统说明，毛主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始终代表正确的方向，代表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对待反右运动，郭道晖与邓小平同志，薄一波等党的领导看法截然相反呢？为什么郭道晖的认识，与被划为右派的丁玲，也完全不同呢？这只能说明，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社会的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观点。“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毛主席总结经验教训……为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几百万人平了反。”（《回顾》P.1290）事情早已过去。为什么郭道晖还要搬出来，并以“大家”的意思，说“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是路线错误呢？邓小平同志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郭道晖的目的，就是如老李锐，小袁腾飞之流一样，要推翻党的领导，在中国顺利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　2011年3月2日　）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