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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炎黄春秋到香港开出版社了,乌有之乡呢?

美华 · 2011-08-09 · 来源:乌有之乡
《炎黄春秋》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导读:(本文约一万字)  

一、炎黄春秋在香港开公司及自销杜导正新作  

二、炎黄春秋编委 钱理群 教授在八月份港刊撰文《毛泽东新评》  

三、左派如何因应右派的新招式  

四、结语。  

   

一、炎黄春秋在香港开公司及自销杜导正新作  

   

《炎黄春秋》杂志是挂靠在政府体制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下,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编委会52人中,曾在境外月刊发文,直接用本名或借别人采访自己名义,从三个大顾问杜润生、于光远、李锐,到杜导正、冯其庸、何方、杜光、李大同、杨天石、杨继绳、沈志华、邵燕祥、周瑞金、郭道晖、钟沛漳、秦晖、袁伟时、高尚全、陶斯亮、钱理群、章诒和等均有,卢跃刚获赵家子女授权,这几年忙于写赵XX传记。为什么他们舍近求远这样做?或许他们觉得在炎黄春秋发文还不够“畅所欲言”,行文遣字或被限制及删除,但在香港月刊发声就可以“字正腔圆”,将国内无法发出的言论在那里流通,不会无声无息地被埋没,而且稿费是港币支付,喜笑颜开。

   

《炎黄春秋》编委们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于窥雨观风,例如,发现评毛批毛的辛子陵、茅于轼—夕爆红网络,以攻击或质疑毛的言行作为战略主轴,就有人效法,连寨主杜导正都亲自披甲上阵。《炎黄春秋》看中香港的“逢大陆必反”媒体生态,因为专曝名人的“污点”,特别加上性与女人,有利得到广告主的青睐和相当读者的偏好。杜导正曾在2007年10月港刊文章称:香港媒体为大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十足瞎扯!前阵子乱曝前国家要人动态,弄得全球媒体鸡犬不宁,国内百姓一头雾水,遗害既深远又广泛。香港寸土寸金,据说有位“民运”,到港开出版社出杂志,专门危言耸听,一年就把投资赚了回来?类似传闻,让人心动。《香港炎黄文化产业公司》就这样应运而生、粉墨登场。最近该出版社发行杜导正的新作《一颗平常心——杜导正【六四】后札记七百篇》。一如既往,需要一唱一和,造势炒作呀,杜导正就借他人 王彦 君之笔及名义,在今年8月份新一期香港月刊发文“读《平常心》访杜导正”,目的可说是相当明显的。缘由是杜导正上一本书《赵XX还说了什么》销量不佳,不敌宗凤鸣所写的《与赵XX谈话录》,所以要加强宣传力度,在书的封面上刻意印有“六四”两个字吸睛。说话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 王彦 君该文引杜导正的话称: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高峰低谷、大起大落实在太多了,我们当中也确实有人很激烈,主张激进地改革政治体制;也有人悲观失望,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希望走上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轨道。这两种看法都很片面,很情绪化,也可以说他们离开了平常心。我提出的主张是碎步前进,承认困难但决不放弃,坚忍不拔,有所作为。对现在的领路人,则是既寄予期望,又有所提醒、针砭甚至批评。”  

   

言下之意,他们早就心知肚明。笔者倒是认为,杜导正等人在境外折腾的作用,对“现在的领路人”,真才是大帮倒忙!鼓吹经济改革,“解放思想”,甚至“杀出血路”,都很中听,但不能捞过界,踏政治雷区,淌政治浑水。  

   

“我们只能在维护刊物生存的前提下,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那些德才兼备的光辉代表,同时把以往有意无意掩盖起来的真相揭示出来,总结我们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杜导正要宣传胡耀邦和老上司赵紫阳,“揭示”毛泽东,顺带“修理”邓,其用意跃然纸上。今年8月最新一期香港月刊为配合该杜导正文章,还刊出该刊特约记者专访胡德平文章,题目为:“胡德平谈父亲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文中有胡德平一句原话,“毛泽东犯了这么大错误”。中共北京市海淀区纪委约谈辛子陵要他“噤声”,是合宜的,照此推理,全国政协的纪委也应约谈胡德平,要他勿在境外媒体“发声”,毕竟胡德平虽69岁了,但还挂着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组委的招牌,享受党内正部级待遇,总不能是个特殊党员无法无天,没人管吧?  

   

 王彦 君文章说:“《一颗平常心》披露了办刊十几年中,跟中宣部大大小小二十来次冲突、矛盾、斗争的内部消息。无疑,对方是强势一方。但是杜老凭着半个多世纪搞宣传的娴熟经验,硬是跟那座顽固“堡垒“周旋至今。杜老说:‘现在没有必要多说中宣部的功过,文革后做过好事的老部长陆定一、周扬将永远被人们记住。他们敢于正视自己跟着毛泽东犯了错误的历史,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而出任中宣部长任期最短但口碑最好的朱厚泽,值得我真心敬仰和学习。他提出来并且为之付出代价的“宽松、宽容、宽厚”应该永远明确列入我们全党宣传工作的方针。’”  

   

把中宣部说成为顽固“堡垒”,并与之斗争二十来次,兹事体大,因为自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称中宣部为“阎王殿”后,好像还没有哪个人用此种负面词汇悍然形容之,语露不满。党内斗争半个多世纪,杜敢于与强势一方大动干戈,是“周旋”高手?还是耍阳奉阴违存活?  

   

再者,陆定一文革后做过什么“好事”?对毛“打到阎王,解放小鬼”耿耿于怀的陆,无非就是在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批毛,被耀邦欣赏,封了个中宣部“顾问”。可惜,在文革后的“彭罗陆杨”,陆的权责和影响力都敬陪末座,没错吧?罗瑞卿若不是因在西德动手术而去世,还会在军界更上一层。彭是人大委员长,杨是国家主席,均为后来显赫“八老”之一。  

   

杜导正不忘批评在左派网站发表意见的党内老同志,公然厚脸表示:  

   

“有些受‘左’的毒害较深的同志,跟我一样曾有过艰苦的奋斗史,又都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受难史,我真诚地认为,他们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只是他们的理念不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  

   

但杜导正的理念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吗?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民主墙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愈走愈偏,他们只会抄袭西方人的观念。讽刺的是,一班20多年前在京城折腾的城狐社鼠窜逃海外,若干八九余孽幸运地躲过风暴,他们的精神领袖赵紫阳却受罪了,搬出中南海后,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一住就是十五年,只能引导追随者走向富强、胡同。  

   

杜表扬党内外的右派名人,因为那些人“坚持体制创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书里提到更多的是坚持体制创新的众多文化名人,如戴煌、李慎之、巴金、谢晋等人。虽然仅仅记录了他们的一件件小事,但表现了历史见证者的崇高人格。其中有的我熟悉,有的不太熟悉,我都真心引以为师为友。”  

   

    杜导正自我角色错乱,他提到那几个人 “崇高人格”,高在哪里,也无法自圆其说。今年七月份《炎黄春秋》月刊,就刊登戴煌《参加革命前后的记忆》,看出在1944年,16岁的他参加江苏射阳县文工团,不是战斗队。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杜导正还爆内幕说:  

   

“朱镕基身为总理时,在内部大会上点名让海关总署署长起立回答:扣押的走私军舰为什么不继续追查?署长只能在会下悄悄告诉朱,因为接到了前中央一位领导的夫人的来电,此事只好停下来了。”  

   

处理远华案雷声大雨点小,百姓自有公断,那些假戏真做的吹牛皮者,不需要你们常挂在嘴边。笔者在乌有网站8月1日文章《美华:八六海战46周年击毙台湾海军少将》(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1969.html)也提及过军舰,也有人不高兴了,但还没有约请喝下午茶。杜导正没有进一步谈及前总理和海关署长是否就以“沉默不语”而结束。是谁造成社会冷漠?人们只能从追忆中思索,当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情操,是否神马浮云?从赖昌星案7·23落幕到今时7·23动车案不约而同之际,人们在琢磨官员脑中“诚意”和“担当”这两个词汇的实际斤两。  

   

二、炎黄春秋编委 钱理群 教授在八月港刊撰文《毛泽东新评》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炎黄的精心安排,《炎黄春秋》编委会成员钱理群(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在八月最新同一期港刊发表题为《毛泽东新评》的文章。钱理群与袁腾飞、辛子陵、茅于轼都作了适度的切割,他并没有像袁辛茅那样全面否定毛,在言语上也有所节制,多少担心被反弹口水淹没吧。辛子陵摆出打架的态势,终无法持久,一度还累及 杨澜 小姐。钱理群就来个新评,以示与辛评有所区别。

   

钱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部分:

一、毛最后成了孤家寡人。钱写道: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后期所有民间思考,都涉及毛泽东,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体制的质疑与背离。我们刚才说过,这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的民心、人心、党心的变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那些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文革的依靠对象,那些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以至支持毛泽东主义者,都对毛泽东的革命性产生怀疑,对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满,充满了变革的要求。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玩弄于股掌之中,但现在,所有被他玩弄、制伏,因而绝对服从他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对立面,成为怀疑他、诋毁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评论:笔者不同意钱的上述讲法,他那样的心态让人震惊。况且,毛曾经一度是党内的少数派,反潮流,但从未当过孤家寡人!文革前北京市委针插不进,他就在上海发难;林彪不大听指挥,他就坐火车南下向各地诸侯吹风。

   

二、毛泽东1971、1972年得对美和解战略决策最具深远意义。钱写道: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时代。而对外开放又必然带来对内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毛泽东开启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老百姓的一份重要遗产,留给他以后的中国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因此,今天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毛泽东最初的开拓的。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把邓小平及其后继者的时代,成为“后毛泽东时代”,这也是一个重要理由。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第二方面的作用,是根本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开启了台湾历史的新时期。后来台湾强调独立自主,以至开放党禁,其后又出现“台独”势力,形成所谓“蓝、绿对立”的格局,都跟中、美国家关系的变化直接相关。而中美和解对台湾年青一代思想的冲击,其影响所及,是几乎决定了台湾以后几代人的思想走向的。最后,毛泽东的决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更为深远的。今天,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个格局也是毛泽东所奠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毛泽东亲自主导下,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  

   

评论:持平地说,此说有一定研究依据,但不尽然。当然,“改变世界历史”的评价,早已出于基辛格和西方政治家之口,非今日始。

   

三、毛泽东坚持认为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钱写道:

    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毛泽东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一是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二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依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点:不断发动阶级斗争,打击“党内资产阶级”。因此,他公开亮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主要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也是对以后必然出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的一个预警。他最后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看来,毛泽东是自觉地要为自己塑造“最后形象”:一个永远的革命者,永远的受压迫者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支持,还是对“一百年后还要革命”的预言,都表明,我们在讲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历史时所强调的,毛泽东所迷恋的理想国的幻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前方”吸引着他,召唤着他。这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又自有一种悲剧性。我们又想起在文革初期他写给江青的信里的一段话,这封信里又两段话非常有意思——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那页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会有)右派当权”,“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到。”  

   

评论:毛主席先知先觉,料事如神,已深植人心。尤其最后那段话,是革命左派宝贵精神食粮。

   

钱理群称:毛泽东留下的最后遗言是:

   

“我的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些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钱理群归纳为:毛泽东显然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评价,以及对他自己的历史评价,留给了后人。留给了历史。

   

评论:他显然比急于对毛及文革盖棺定论者要严谨。正史往往是胜利者的诠释,但中国自古就有春秋之笔的说法,史家可以和当权者并驾齐驱,提出不一样的历史诠释和价值观,这对于千千万万当代及后代的无权力者,都有巨大的意义。

   

   

钱理群总结说:“今天重读毛泽东三四十年前这些遗言,在当下中国,不同的人,会完全有不同的反应和评价,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是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所有的人必须正视的,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和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他至今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存在。巨大的存在。”

   

钱理群较之于袁鹏飞认为中国中青一代多数不再信毛,郭道晖认定当年党内开会多数与会者也批毛所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当前左右激烈争论基本形态,势力不分上下的表象,相对来讲是客观的,有这样的评析未必是坏事,但他貌似中立稳健,实际看不清激烈争论显示社会互信度及社群感严重缺乏,症结是辙乱旗靡,价值观混沌,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在中国占上风。一个简单的社会原理是,经济的平等可加强社会互信,反之则是进一步削弱,左、右的心结就此开端。当初共产党的幽灵在欧洲大地游荡。不就是要揭露和挑战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贫富不均吗?同时也可以悟出,马克思和毛泽东仍然是资本主义最为畏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能凝聚人民的向心。西方仍有大学在讲授马克思学说的课程,中国仍有乌有之乡网站等传承毛泽东思想,相映成趣。平心而论,左派没有必要拒绝与 钱理群 教授进行理性的争论,也要比风度。

   

党内有些人自认包容“异端”,未歧视任何人。只是在看见异端或歧视时保持沉默,并自我安慰“独善其身”就好,杜导正们常以胡耀邦为表率。然而,很多人忘了,不发声抗议反驳,就代表对异端的默许。如果真的要履行人大委员长的“五不”,就必须大声对所有动摇党章国本的言行和人说“不”,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一再拒绝为右翼意识形态背书!因缘际会,挪威人现在也不敢说包容极右“异端”了,中国党内外的“普世派”怎么IQ这么差,不知道挪威是海盗民族维京人的原乡?挪威人一天到晚要中国人搞民主现代化,钦点达赖刘晓波当普世圣人。照照历史镜子,今夕何夕,奥斯陆那里还有国王!基于同理,中国人有要求他们废掉King,换个刑事犯当现代体制的总统吗?想想中国已没有国王多久了,没有大清宣统皇帝刚好一百年。

   

三、左派如何因应右派的新招式  

   

笔者以往文章有提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有关机构,对中国两大左右重镇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都相当重视,并有专人搜集有关文章择其要点报回国内,记得有些乌有读者对此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笔者言重了。等到乌有网站对洪博培大使的剖析,及对茅、辛公诉书有逾五万实名签署,一再引爆社会热点,发挥典型的舆论功能,有些朋友终于大梦初醒。许多人开始相信。“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毫不讳言,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所各自代表的声音,是毛泽东主席所引称“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印证而已,左、右阵营都有中共老党员在其阵中。杜导正曾称,炎黄春秋的政制改革主张,“任仲夷把这叫做改良主义”。《炎黄春秋》有来自庙堂的暗送秋波,杜导正在2007年10月一期港刊就得意地爆料:我的朋友看过十七大的草稿,他表示中央政策一点也没有倒退,大家可以安心。人们不禁要问,十七大前泄露中央内情的某些人都要依法处理,而杜导正口中这位“朋友”,就能网开一面,安然无恙?再细细观察,炎黄春秋不仅有“金字招牌”(据说杜导正办公室中),其撰文者在党内曾经担任的职务更高,包括有前常委XXX,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XXX,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XXX,此外,炎黄春秋编委会内曾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内大官不少,前新闻出版署署长就有好几个,前人民日报负责人也有数位,中宣部内干过的更有。这也印证了当前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环境下,非社会主义之意识形态大有市场,甚至暂时压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足为奇。但莫悲观失望,毕竟乌有之乡网站草根网民更多,更能反映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呼声,不必怕自己阵营秀才少,要敢于不买精英的账。

   

现在,炎黄春秋能够闷不吭声地就把公司、把出版社开到香港去了,这里有两点需要左派朋友们思考的:一、为何相关主管部门对炎黄开绿灯?事先是否知情?放它到香港这个“自由”地方去损人利己,乃至咬人?二、炎黄春秋香港公司的经费从何而来?有关部门对到香港开出版社有无约束条文,党纪国法是否足够“周延”?

   

关于经费,有的说是某些炎黄编委本人或子女出资,没有慷中央政府之慨,没用共产党一分钱。笔者不怀疑这种可能。像 章诒和 女士现时就相当有钱,靠写那些诋毁共产党的书在境内外(尤其境外)的版权费就很可观,至于她有无那么大方就另当别论。李尔重的三儿子李新民生前对笔者说过,帮赵卓云(文革前广东省副省长)儿子打工的他近年来数度在北京、深圳做“李式鲍鱼”(既不放油也不放盐)私房菜,章诒和及其它自由派是常客。李和赵紫阳做生意的儿子们很熟,已是旧话。再说到陶斯亮(陶铸女儿),其夫理由(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作者,在香港回归前到港做生意赚了小钱,九十年代末理由又出资、刘小钢(前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之女)出地,在广州CBD珠江新城旺地建“新大厦”楼盘(离广州亚运举办开幕式场地海心沙仅有百米之远),赚了大钱。陶斯亮后来虽与理由分手,但仍分得腰缠万贯。陶斯亮与胡德平的政治关系非常好,利用自己是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多次为胡德平提供讲坛。大家可以想想,陶斯亮不愿在中共党政军高干子女2004年纪念毛的名单上署名,反倒在今年与易中天、叶选基(叶元帅的公子之一,他也不在名单署名)聚在一起,为茅于轼抱屈,说明了什么?须知,“剑英后代”在赵紫阳病逝后去富强合同送了个大花圈,与 胡耀邦 夫人李昭及子女的花圈并排,却没有一个人在纪念毛的名单上签名。“吕端大事不糊涂”,九泉之下想必会向毛请罪的。

   

坦率地讲,乌有网站那篇有关高官子女签名文章以及前些天关于习仲勋、薄一波评论毛的文章引用的前元老们对毛评价,当时情况与今天现状已有较大的落差。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事情正在起变化”。所谓“七年之痒”,有些元老子女在2004年签名,七年之后的2011年可能就不会再签了,更别提从未签名的林豆豆、刘婷婷。签名的林晓霖、刘涛,早已不为林、刘两家所认。陈毅的儿子陈昊苏不久前也写文章兜圈子赞扬赵紫阳什么的,陆定一儿子陆德也说三道四,更别说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出书(2005年)为父辩护陈晓农引用陈伯达的话说:

   

我只说一件事,1948年在阜平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听到飞机响,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说,飞机就在头顶,要赶快走,赶快走,我看着毛主席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才离开。飞机炸弹噼噼啪啪落了下来。陈还说,“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大概我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从条件很差的地方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至于陈X的女儿陈伟力,杨XX的女儿杨李,耿X的女儿耿莹,军委刘XX的女儿刘朝英,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原内蒙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彭真的儿子傅锐(原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更别说黄、吴、李、邱、谢富治的子女们,他(她)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没有签名。元老子孙并非铁板一块,况且若干数量是改开的既得利益者,犬牙交错,怎么会怀念毛时代?怎么会真心唱红歌?莫说同辈大失所望,就连其身边朋友和媒体人也是质疑声四起。官二代、甚至官三代必须谦卑,别再扮演当年西纠、联动角色,毕竟国内资源及人事配置,重自然轻人文,已不完全掌控在你们手里。毛泽东在1967年谈及《触詟说赵太后》此文时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说得太贴切现实了!至于那些当今居庙堂之高且没有在2004年签名的官二代,更宜努力打破“一代不如一代”的魔咒!像红十字会加郭美美、铁道部这些,在人民对闹剧悲剧的源头骂成一团时,才知事态严重而去扮可怜、装无辜地修补形象,乃至刻意培养的粉丝也会看破手脚跑个精光!

   

有些元老本人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说毛的好话,但在邓去世以后,他们就摆出另外一副面孔了,翻来覆去,犹抱琵琶半遮面。举杨X昆为例,他临终前就对文革前“监听”毛等事大发牢骚,而且留遗嘱骨灰坚决不放八宝山,前几年才专门由女儿杨李捧回重庆潼南县安放,路上好大阵仗。过去一年内病逝的原军界领导XXX、原副委员长XXX,临终前均对毛主席的看法变味,奇哉斯变!有网友在那篇文章跟帖质疑元老们对毛的态度:“有真有假,真假难辨”,可谓一针见血。特别要补充一点的是,单独去韶山,与去韶山顺带去刘、彭故居是有很大区别。前者意味一元,后者意味多元,秘书们安排线路图很有政治学讲究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什么数量不菲的前官员为炎黄春秋摇旗呐喊呢?捧彭德怀一次,就再打毛泽东一拳。

   

四、结语

   

本文标题,并非判断或期望乌有之乡也去香港开个出版社什么的,只是想向乌有之乡和它的读者点出,国家前途仍然多艰,左翼支持者们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庙堂者对乌有网站公诉书什么态度,是否不动如山?无从知晓。网络政治对茅辛的问责声音再大或许也成个案,大伙儿充满了无力感,每天上网叹气,反正我是这样认为;二是炎黄这些对手们不断在改变斗争手法,包括那些非常态之举。现在到香港开出版社,自产自销其理念书籍作品,也是党内一小发明。大家可睁大眼睛注视。

   

广东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之一,东莞又是广东的晴雨表,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已证明是没有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的败笔。因为GDP这两年大降,个人消费力从电信行业收费锐减可以佐证。东莞的繁荣是靠村村镇镇租地卖地,甚至用个人宅基地供境外商人设厂来料加工出口。大量的外企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夜生活需要,催生东莞的无烟工业,繁荣娼盛。工业加服务业的产业链和利益链就此形成。你动用行政手段要来料加工迁往广东北部地区,隔山放牛,无疑让东莞自杀。原东莞书记后广东省副省长佟X上月离休,不是能力不行,而是身体太差,只好由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接任。有道是,到了东莞呆过,才知道身体不好。再有一个晴雨表是南方日报,原珠海市委宣传部长黄晓东已近日到南方日报社当第三把手(总经理),此君是原团省委副书记,到珠海后与市委书记甘霖(原广东省委书记,现任副总理XXX秘书)不睦,唯有设法回广州管事业单位。  

   

毛泽东生前预见左右两派都会利用他的话做文章,左派当作大旗,右派当作箭靶。总设计师当年游走于党内左右之间,利弊相随,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现在主事者也寻求不左不右,平衡维稳,不乐见中国出现多头马车,设置可控制的临界点。8月12日,深圳开世界大运会,数万外国人入境,数万高危者出城,包括盲流、小姐,蔚为大观。中国国家主席将破格莅临,增加对青年人的国际影响,万众瞩目。只是倘若下面的人不用心花力去固本(五不),昔时呼风唤雨地位会渐失。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左、右都要出招,让己阵中轮番出击。打个比喻,前些日子世界游泳锦标赛,美国队的菲尔普斯不在最佳状态,就让另一好手罗切特出马,一人夺五金,成为新泳王;而中国队的张琳低迷,就让更亮眼的孙杨一举夺长距离游2金。体育比赛如此,政治角逐亦不例外。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辛子陵2010年12月23日的文章(港刊2011年4月号刊出)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右派的想法:“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善于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在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他们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起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发言权,成为反倒退、反复辟的中流砥柱。”看来,反倒退文革、反封建复辟,其修辞语已成为党内外“普世派”的共同心声。或许应该这样说,右派如何变招已略见一二,左派宜考虑更有效地把自己网络上的声音转为更具体的行动。陈胜、吴广除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年并没有任何讲得出口的正当性,也把秦朝闹翻。尽管在现实维稳和谐体制下,民众关注所显露表现力还不够大,围观或许还不能改变中国,但明显地已经改变中国的舆论生态。炎黄春秋在香港设点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讯息,是大家应该严肃面对并认真思考的。至于左派及其网站在纷扰的政局中是否有下一个行动,抑或继续无所适从,那就交由其他的朋友去探讨了。

      

本文建议的思考题:“不了了之”是否当今社会政治的“特色”?太多事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公诉书和7·23案会不会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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