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近几年，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取消了农业税，不断增加了粮食补贴，而且放开了粮食收购市场，不仅促进了粮食增产，而且实现了“八连丰”。按理说粮食丰收了，种粮农民的收益也应得到增加，然而，往往事与愿违。
以全国著名的大米品牌——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为例，五常市与国内其他地方一样，也迎来了“八连丰”。这里的大米不仅质量好，价格也是节节攀升，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了199元。但当地许多农民却感受不到喜悦，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稻谷，卖给粮食加工企业或经销商每斤不到2元。
农民“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种出的优质水稻，为何才得到这点钱？究其原因，是许多加工企业或经销商低价把水稻收去，“一扒皮”就卖十元甚至几十元一斤。按水稻出米率60%计算，如果加工企业或经销商将大米每市斤卖50元的话，水稻价格应该是每市斤30元。可是企业收购价平均还不足2元，去掉加工费、包装费，企业也得到了十倍的利润。
也许有人会说，加工企业或经销商不是与种粮农民签订了订单生产合同，并写清楚粮食收购价格，农民只要按订单生产，企业按订单收粮并付款。出人意料的是，在黑龙江、河南省等种植水稻大省，虽然当地农民与粮食加工企业或粮食经销商签定了合同，但大多数粮食加工企业或经销商都不履约，不按订单上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稻谷，因而粮食订单反而成为企业或粮食经销商单方面约束种粮农民的工具。
这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一个损伤。近两个月来，国内媒体上不断出现产粮大省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的报道。国内一份财经媒体报道说，在安徽省部分种粮大县，“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已降低到了近几年来的最低点”。同时，《半月谈》杂志近期对山东、河南、湖北、河北、江苏等产粮大省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分析人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弊端，农民卖粮渠道十分有限，他们经过了一季庄稼的种植，投入了大量成本，手里的钱所剩几，因此粮食一打下来就要卖掉，往往这是粮价最低的时候。即使粮食价格上涨，加工企业购粮时，一般也压低出价，农民卖粮，有不少时候都是为了筹钱用，很容易接受加工企业或经销商开出的低价。
这说明，种粮农民在这些环节中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一家一户式的分散经营使得其参与市场博弈的“话语权”极其微弱，甚至无权选择粮食到底卖给谁。被排除在获益链之外的农民竟然在粮价是升是降中也只能保持沉默，他们虽然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但他们却没有发言权。任何与此相关的一方都可以在很多场合、通过很多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传递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他们只能沉默。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未能真正做好一个农民粮食生产的“守护人”角色，以致农民的粮食遭到加工企业或经销商的掠夺。“粮食增产，农民能否增收”，这不仅仅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到位。
粮食一直是中国头等重大的问题，但农民面临的现实却是种粮越来越难赚钱。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已经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基本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然而，粮食却是其中的特例。虽然国内粮食实现了“八连丰”，但辛辛苦苦的种粮农民最后走上的却是贫穷之路，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寒心。
这似乎验证了一句话：“种粮的喝汤，倒粮的吃肉”。可怜的农民被加工企业或经销商盘剥，却无人问津。要不是媒体曝光，大多数人还蒙在鼓里。想想看，如果粮食生产者没有得到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收益，那么，他们的种粮积极性又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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