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国人和美国人同时接受采访，想必他们对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感受截然不同。刚结束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相当务实，受关注的多为“烦琐事情”。当下，美国两党激辩的却是医改方案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党派纷争甚至让联邦政府一些机构面对关门之忧。
当然，即便新财年临时拨款议案未能如期获得批准，美国也不会一下子陷入瘫痪。法律规定，公共安全、边防等核心岗位上的公务人员拿不到薪水也必须照常工作。但是，这种短暂乃至象征性的“停摆”终究不是什么好事。1995年12月至1996年1月初，联邦政府关门给美国造成超过1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约28.4万非核心政府部门职员停工，部分公共服务被迫延期或取消。
美国不仅有无可比拟的强大综合国力，还有巨大的国际回旋空间，关键时刻总是能找到一些挽救危机所需要的资源。现在的问题是，“两党斗狠”这种政治运作方式是否与时代合拍?
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如果将国际舞台比作竞技场，美国依旧遥遥领先，但赛道上的追赶者正在加速。
“希望国会议员能够聚到一起，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而不仅仅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威斯康星州议员里布尔的期望，折射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无奈与焦虑。
现实压力是明摆着的。如果美国国会下月中旬无法就调高公共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警告说，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可能会造成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股市承压，美国企业招聘新雇员的积极性将受到打击，银行发放新贷款的意愿将下滑，美国民众的日常消费将趋向谨慎。
只有重大危机的出现才能暂时缓解党派争斗，一旦危机露出缓解迹象，政客们就一头扎进党派利益的漩涡，互相推诿责任，拼出全力给对手下绊子。“政治瘫痪”周期性爆发，早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
近年来华盛顿政坛风云表明，“政治瘫痪”发病周期在缩短，症状也在不断加剧。据说，美国探讨政治极化的专著不下几十部，看法也是千差万别：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已纠缠在一起，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随着“60后”一代崛起、二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新媒体对舆论影响加重，民意越来越呈现多元分散状态，形成比较统一的民意诉求的难度加大……
相对而言，更具影响力的判断是，社会极化、价值观和基本信念极化构成了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二者之间互动的力度在加大。
曾几何时，在一些人头脑中，美国政治体制是最优越政治体制的代名词，这甚至是碰不得的“政治正确”。然而，一旦政治家被党派纷争束缚住手脚，无力通过凝聚共识来提升行动力，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又将如何令人信服?
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美国国会实际上成了“埋葬构想和倡议的地方”，奥巴马有可能在第二个总统任期“过早成为跛脚鸭”。
这只是本届美国国会的恶名和奥巴马个人的处境，还是美国政治成本不断加大、决策效率进一步降低的趋势性征兆?历史将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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