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阅读到新浪网的一篇文章《重庆落马副市长揭秘:手握旅游大权曾受贵人提拔》，作者陆思敏以非常隐含的笔调暗指重庆落马副市长谭栖伟受到某位高官(文中的贵人)的提拔。原文“也有人称谭栖伟能从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升为重庆市副市长，与其土家族的身份有关。当时重庆市政府只有7名副市长在职，本身缺额一名，按照当时重庆市领导班子成员配备的要求，需要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充实领导班子，而只有谭栖伟一人符合条件，因此被提拔……”
我们不妨查询一下谭栖伟的履历：2006.03— 2013.01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06.07兼任市委移民工委书记。也就是2006年3月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升任重庆市副市长。而当时重庆市的主要负责人正是现身居高位的某政治局委员，2005-2007年 重庆市委书记，2006年任重庆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还有现退居二线的王鸿举(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当然我们并不清楚指向的是谁，通读整篇文章，作者似乎暗示在谭栖伟背后的贵人，不是当时的市委书记，而极有可能是一位重庆本土官员。
当然，不管谭栖伟背后的“贵人”是谁?是否涉及有其它贪污腐败丑闻的指控?我们看到，在现实的政治体制下，背后没有神秘的“背景”和“贵人”的提拔，是很难在庞大森严的官僚体制下异军突起。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着太多的集权化、人为化因素，某些地方在官员选拔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个别地方对官员选拔甚至明码标价，其透明程度还比不上腐朽的封建官员选拔制度。官员选拔制度如此，对官员选拔的责任追究制度几乎接近空白，在媒体披露的很多腐败案件中，我们只看到因经济犯罪被查处的腐败官员大多涉及“非正常提拔”，但却很少有人因提拔腐败官员而受到查处或追究责任，尤其是官员选拔中没有明显的“金钱交易”，一般提拔落马官员背后的责任人没有一个受到了处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官场越发严重的腐败问题，并引发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官员选拔的责任追究制度几近空白，使中国官场各种游离于法律和道德边缘的“潜规则”盛行，不仅极其严重地扰乱了官场正常秩序，而且加重了官员队伍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沦落。有些人为了仕途，不惜在官场中拉帮结派，“类干爹、干妈现象”层出不穷，丧失人格、不讲政治、没有作人之准则;有些人为了仕途，不惜变换花样，规避法律惩处，帮领导出书、请领导出国考察、利用学术进行变相贿赂等等;有些人为了仕途，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色相，自甘堕落作领导的二奶情妇，满足领导的淫欲换取政治资本……以上种种既有现实升迁的强烈渴求，又有迫于“潜规则”的无奈。难怪有一句在中国官场尤其盛行但却透露着无奈的话，“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镇干部是喝出来的，县市级干部是买过来的，省部级干部是生出来的。”甚至杭州市某前区委书记总结说：“男人提钱方进步 女子日后才提拔。”只不过透过如此“非正常途径”上位的领导们，无论是个人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政治素质恐怕不敢恭维。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和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就否定整个公务员队伍，因为庞大的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队伍中还是有极其正直的人，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这些丑恶现象的受害者。那些“非正常途径”上位的领导不仅破坏了整个公务员队伍的公平竞争法则，阻碍了其它有能力的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职位的正常晋升道路，而且其形象也败坏了整个领导干部队伍，让所有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队伍因此蒙羞。
我们看看今天中国官场各种丑陋的现形记，在回过头看看毛泽东时代，一个童养媳成为一方乡土的带头人，其威望至今当地群众还念念不忘，一个农民能够当上副总理……这些优秀的官员成长轨迹中国历史上曾有吗?中国的现实可能存在吗?世界其它国家出现过吗?没有，只有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只有那段令人无法忘怀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这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仍念念不忘毛泽东时代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切正直而有良心的国际友人至今仍高度评价毛泽东时代的根本原因。
我们今天很少人能够想到，今天中国官场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是我们社会深刻的经济改革与政治变革的必然结果。而今天很多反对者们又陷入了“形而上的错误”，盲目迷信制度的影响而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能彻底解决这一现象，如果我们简单地寄希望用制度来改变一切，那恐怕会让那些寄予厚望的人大失所望。天才创建出来再完美的艺术品被一群蠢材捡拾起来，也只是毫无任何价值的废品，中国人不能够只是简单地寄希望制度的改变(当然也不能彻底否定制度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重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改造整个社会的政治思维，也改造整个社会的个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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