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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张建星发泄的是什么“感情”?——评反毛右派分子内心的阴暗心理

钱昌明 · 2014-09-01 · 来源:乌有之乡
人民日报反毛现象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在一般百姓眼里里,领导人为家人求情,只能是一种耻辱,绝不会是一种光荣。

  8月27日,以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为契机,反毛右派分子张建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读一位政治家,也读一位父亲——重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笔记》,借着“感情”二字大做文章,大大地发泄了一通其内心对人民领袖毛主席厌恶与痛恨的感情。

  读了该文,不由让人感受到一阵刺骨透心的阴风。张建星身为反毛右派分子,但却没有辛子陵、茅于轼的反革命“勇气”(也许因为顾忌自己头上还顶着《人民日报》副社长官帽的缘故)。因而,他只能采用一种阴晦的手法,通过含沙射影方式,恶毒诅咒、攻击毛主席,这不能不引起一切热爱毛主席的人们的无比义愤,并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讨伐声。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张建星为何要憎恨毛主席?说穿了,因为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触犯了他所代表的那个反动阶级的利益。

  张氏原想通过此文来扬邓贬毛,殊不知,由于张文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丑恶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不仅对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毫发无损;却在很大程度上贬斥了邓小平,这应该不像是张的本意。

  扬“私”贬“公”的人生观

  人所共知,“私”是万恶之源;“公者千古”。

  何谓“公”?公者无私也。正因此,古今中外,人们历来都把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贡献个人利益的历史人物,看作英雄豪杰;而把那些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孜孜以求、甚至不惜以私损公的行为作为耻辱的代名词。

  看看中外近代历史吧!

  中国民主革命先烈第一人陆皓东,在1895年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前,返乡“即鬻田产,诀母别妻”。其后又写信与妻,决心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

  “别处且不谈,拿我们广东来说,两广总督公开卖官鬻爵,以职位大小,论价格高低,官场等于商场,因此那班大小官员,一味向人民刮钱,捐税多得不得了!国势如此之弱,人民如此之穷,政治如此之腐败,我们再不革命,真要亡国了!”“革命原不是容易的事。失败一次两次甚至于十次二十次都说不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深深地相信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我忙甚,也许以后不能常写信给你,也许一辈子不能写信给你了。因为万一在起义时死了,我便会和你永别。请你不要惦念我。我假使死了也不必悲伤,为救国而死是光荣的,为革命而牺牲是伟大的。亲爱的妻,你应该为光荣而伟大的丈夫预祝胜利呀……”(《陆皓东传》)

  无产阶级革命先烈夏明翰,1928年3月在武汉被杀。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视死如归,就义前留下的诗句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外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斐,1848年7月战死在抗击俄奥入侵联军的瑟克什堡战役中,丢下了年仅22岁的娇妻。他留下最脍炙人口的诗篇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张建星不认同以上这些英雄人物。他认为,这些人都是没有“感情”、“冷血”的人。他只用了一句“无情未必真豪杰”,就把这些为国献身的革命者全否定了!他写道:

  “成就一个政治家或摧毁一个政治家的原因有时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或许感情、家庭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

  话虽说得圆滑,但内在的逻辑是清楚的:伟大人物所以能成功,一定会有一份从家人那里得到的完整的“感情”;反之,缺乏完整家庭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的。

  邓小平为什么“成功”?张的结论是:因为他“爱”家人,并从家人那里获得了完整的“感情”。

  “假如邓小平没有这样一个家,没有这些爱着他并簇拥着他的亲人,没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又该如何?他的那些改变中国的史诗般的伟大规划和梦想又能走多远?实现多少?”

  反之,“毛泽东是在不断地失去亲人的过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这时的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

  “许多公开的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证明并描述了毛泽东的孤独,特别是晚年的孤独。而邓小平不是。无论是他‘文革’被打倒,还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终没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亲情,失去无比温暖的亲人之爱和天伦之乐。”

  说得明白些,在张建星看来,毛泽东为革命失去了六位亲人,是失败者;而邓小平因为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才是成功者,是真正的“伟人”:

  “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伟人,一位党的伟大领袖被悼念。而邓小平不仅如此。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外,离他最近的,最后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

  看!在张建星眼里,毛泽东作为“伟人”、“伟大领袖”是“被”出来的,是虚幻的,而不是客观现实;那么,邓小平的“伟人”地位为什么不是“被”出来的呢?因为“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都是客观真实的。

  如此扬邓贬毛,居心何在?一句话,充分反映了反毛右派内心世界的爱与憎,更是十足地反映了反毛右派的本质。

  以“耻”为“荣”的是非观

  张建星身为《人民日报》的副社长,作为党的喉舌副“掌门人”,理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大喊大叫,理该为弘扬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而努力,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可是,他不仅不这样做,相反,竭力宣扬资产阶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大念“私”字经。

  我国是一个崇尚教化的民族。历来提倡先公后私、大公无私,主张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确立起正确的荣辱观。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把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个人私利的人奉为英雄、楷模。

  从远古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西汉的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从东汉的班超“投笔从戎”,到东晋的袓逖北伐,立志收复中原,每天“闻鸡起舞”;从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胆心照汗青”,到明末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到了近代,更是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仁人,他们中哪一个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公利”,毅然牺牲个人、家庭的“私利”?

  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褔避趋之”,到晚清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陆皓东、林觉民等烈士的自觉献身;从李大钊的从容就义,到毛泽东的满门忠烈┄┄

  2006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届政协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正式提出以“八耻八荣”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首要的就是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为荣;以“危害祖国”、“背离人民”为耻的“公利”观。

  唯独这个张建星,他居然独树一帜,彻底否定了国人的良好传统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了一个以个人“私利”为标准的荣辱观。

  张氏在纪念邓小平的文章中,不是去纪念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也不是去纪念他不能搞“两极分化”,不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更不是去纪念他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论。而是拣出他对家庭、家人的“感情”,拿出他写给毛主席、汪东兴的15封信(给汪的信多是为其家人求情内容)来说事,大做文章,这究竟是在歌颂他,还是在揄揶他?

  反正,在一般百姓的词典里,领导人为自己家人求情、要求照顾(开后门),只能是一种耻辱,绝不会是一种光荣。

  看看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是怎样要求自己家人的吧!

  附文:读一位政治家,也读一位父亲——重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笔记

        一

  毛毛(邓榕)将她这本40万字的作品,不称传记,也不肯命名为个人回忆录,她更愿意把这本书称为“感情流水账”。读过,再读过,直到眼睛有些潮湿的时候,才深深感到作者的解释是准确而有理由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书披露的“文革”期间,邓小平写给毛泽东、汪东兴的信件。这些极为珍贵的历史信件,不仅再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无限忧虑,而且字里行间体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女、对他所有家人至真至朴至深的感情。这些信件,虽然不能和三卷《邓小平文选》相提并论,虽然不能和一位杰出政治家治党治国治军博大精深的宏言伟论相提并论,但这些信件的分量并不轻。正是这些信件使我们通过读一位父亲,读一位父亲极其真实的感情,更深地去体会去解读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其实,历史从来不会忽略或撇下个人的感情(哪怕是细枝末节的感情)去评价一位时代人物的。而且,往往正是这些个人的感情才使我们有可能解开许多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

  二

  如果忍耐是邓小平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家庭和亲情也是他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读了毛毛的作品,读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感到邓小平的忍耐,既是个人的忍耐,也是一个家庭的忍耐。正是因此,邓小平的忍耐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忍耐。

  三

  我们往往习惯于仅从一种政治的轨道上去解释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者的命运。其实,成就一个政治家或摧毁一个政治家的原因有时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或许感情、家庭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我们知道,同是这个时代的伟人毛泽东是在不断地失去亲人的过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这时的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伟人,一位党的伟大领袖被悼念。而邓小平不仅如此。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外,离他最近的,最后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

  许多公开的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证明并描述了毛泽东的孤独,特别是晚年的孤独。而邓小平不是。无论是他“文革”被打倒,还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终没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亲情,失去无比温暖的亲人之爱和天伦之乐。

  政治家就一定是离群索居或彻底的独行者吗?毛毛说:“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邓小平的确没有陷入过这种不仅他不能忍受,大多数人(姑且说)也难以忍受的孤独。无论“文革”开始初被打倒,还是“批邓”“反右”,政治上的风暴所以没能最终掀翻邓小平,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坚强品质外,还因为邓小平拥有一个好妻子、好家庭,拥有从未与他“划清界限”的依恋着他爱着他的儿女。邓家不简单。能够以一个家庭的力量共同抵御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政治风浪的,实在太少有也太难得了。1976年,当政治的灾难和自然的灾难几乎同时从天而降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的邓小平的夜晚是这样度过的:“到了晚上,全家人挤到这个大大的棚子里。父亲在灯下看书,妈妈和奶奶钻在蚊帐里扇着扇子聊天儿,眠眠和萌萌打打闹闹,而我们呢,有人看电视,有人则把麻将和扑克牌都拿了出来,摆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

  “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很难想象,也不应当作这样的假想,假如邓小平没有这样一个家,没有这些爱着他并簇拥着他的亲人,没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又该如何?他的那些改变中国的史诗般的伟大规划和梦想又能走多远?实现多少?事实是,邓小平不仅再次精神矍铄地复出,不仅以93岁的高龄辞世,而且在生命岁月最后的十几年中他还以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

  也许的确不该做这样的比较,读这本“感情流水账”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顾准。前者在被打倒的同时,他的妻子被抓进监狱,这位前国家主席显然是在极端孤独和痛苦中故去的。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如果刘少奇能够被允许始终与妻子相伴,如果他不但有妻子相伴,也有江西步校那样一个允许孤独也允许思想的院落,他或许不会那样早、那样痛苦地逝去。而顾准呢?1974年,在顾准心里,那一定是一个很寒冷很寒冷的冬天。生命垂危的顾准,临终前几乎是乞求见一下与他“划清界线”的子女,见一下他近在咫尺的老母亲,但终未如愿。原因很简单,那时顾准身上的符号只有两个字,不是父亲,也不是儿子,而是“右派”。所以,想最后看一下儿子的母亲被劝阻,应该向父亲作最后告别的儿女没有来。不敢想象顾准临终前那种被掏空一切的绝望和痛苦。不敢想。想一遍就会流一遍泪。抑制不住的热泪。这一段段让人泪如雨下的历史章节总会让人作这样的思索:这究竟是历史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或者说,我们能简单地、清晰地将这两者轻松地分开吗?我想很难。因为,悲剧可能是历史的,但泪水一定是个人的。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政治的追求当然是难以放弃、不能割舍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家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梦想。但亲情呢?家庭呢?或许还应该有这些政治家的爱情。失去这些,或者所有这些又极其不完整呢?这对政治家的命运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甚至对政治家的政治判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甚至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极其值得研究的题目。这个题目不仅是读者需要的,也是政治家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家个人需要的,也是政治化了的历史需要的。

  六

  无情未必真豪杰。

  无论读此书,还是读三卷本《邓小平文选》,或是读邓小平无比生动也感人的生平图片,伟人的大智大勇、治国方略当然动人心魄,但常常让我动情落泪的还是一个政治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深情、对亲人的深情。阅读邓小平的生平图片,觉得越到晚年,邓小平的目光、笑容,越能让人在感受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的同时,感受一个普通父亲,一个普通丈夫,一个普通老人经过沧桑岁月磨砺之后的至真之情。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总共收选了邓的15封信件,这些信件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给毛泽东或汪东兴的。这些信里,虽然也涉及党事国事,但更多的,或者说大量的都是家庭琐事、亲人之事。有关于妻子卓琳的血压;有关于邓林“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有很详尽的十分拮据的二百多元生活费的分配;有关于朴方病情的情况,并“只能要求你的帮助(指汪东兴),要求党的帮助”。对此,作者毛毛的评价是:“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七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这是写于1971年2月的一封短信的开头。这就是邓小平,很真实,很感人。

  我只能说:

  拥有这样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国家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是一个政党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丈夫,是一个妻子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是儿女后代的大幸。

  20世纪拥有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世纪伟人,应该说这也是历史和民族的大幸!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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