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征兆地，微信朋友圈里突然流行开一条消息，内容是：“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第二天，观察者网一篇文章便引用微信公众号“移动互联网”的观点，指出这条微信其实是某婚恋网站进行的互联网营销，并估算一天的营销可以为该婚恋网站获得2.5万名注册用户，同时给此条朋友圈消息的作者带来12.5万元收入。
正如笔者在《数字时代的劳动与剥削》一文中所说，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用户上瘾，从而使企业能够打包销售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次朋友圈营销事件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看看大众的同情心是如何被资本利用并打包贩卖的。
齐泽克在《暴力》中指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其丰富的信息渠道以及优渥的生活条件，经常会产生对贫穷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及对社会不公的道德愤怒。然而资本主义进化出了一种能力，不仅使其自身免疫于这种道德愤怒的攻击，甚而能从同情与愤怒本身营利。
“在这个国家每六秒就有一个女人被强奸”及“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过程中，十个儿童将死于饥饿”，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隐藏在这一切之下的，是一种道德愤怒的伪批判情结。几年前星巴克(Starbucks)正是利用了这种伪紧迫感：当时星巴克在每家店门口贴了一张宣传海报指出该公司拨出部分连锁店利润援助危地马拉——它们的咖啡豆来源地——的儿童健康计划。意思是说你每喝一杯它的咖啡，就救活一名儿童的性命。
这种“伪紧迫感”之所以有效，恰好反映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该婚恋网站的目标顾客群——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抽离的、抽象的。对于众多都市白领而言，底层人群的悲惨境遇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论是被拐卖的儿童，还是自杀的留守儿童，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无差别地唤起一种模糊的同情与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迫切想要将这种模糊的同情与愤怒宣泄出去的伪紧迫感。居住在钢筋水泥森林、工作在玻璃办公室里，都市白领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需要去同情和愤怒，只需定期宣泄内心积累的“愤怒定额”，然后就可以继续安稳于自己每天的工作与生活了。
紧接着，资本家们帮中产阶级找到了宣泄这种抽离、抽象的同情与愤怒的途径：消费。中产阶级本来会对消费至上的社会形态、对社会的不公感到有负罪感，资本家却趁机贩卖“赎罪券”，宣称只要多付一元钱(或者五分钟时间，或者你的个人信息)，消费者就不必再有任何负罪感，仿佛世间的不公就会自动消泯。当然我们知道，不公与苦难不会自动消泯，消费者多付的一元钱(或者时间，或者个人信息)只是增加了资本家的财富。通过贩卖苦难与不公、同情与愤怒，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体系得以运转得愈发顺滑，资本家的财富得以加速积累，无怪乎齐泽克在电影《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中辛辣地将星巴克的营销手段称为“消费主义的最高形态”。
媒体也适时地加入这场消费同情心的盛宴。据说某知名社交网站的编辑部门每当有灾难事件发生时便一片欢呼，无疑是已将苦难与同情的打包贩卖做得驾轻就熟。在这条传播与营销的流水线上，中产阶级的同情心、负罪感与愤怒被纯熟地物化、被唤起、被打包销售，然后迅速平复以待下一轮的生产。至于真正承受苦难的那些人，他们只是耗尽其“新闻价值”然后被弃如敝屐，至于他们的境况是否因为中产阶级每天宣泄的“愤怒定额”而有所改善，又何曾是资本家关心的问题?
既然认识到这种消费苦难与同情的资本主义逻辑本质的伪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首先，我们需要反抗资本主义营销机器制造的伪紧迫感。我们需要承认：社会问题之所以根深蒂固，就说明它们通常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摈弃自私的、以消解内心负罪感为目标的急切而浅薄的“行动”。我们需要保持内心的愤怒，将其转化为持续学习的动力，通过学习去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的逻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走出都市白领的玻璃办公室，走进工农群众，走进那些贫困者、被剥削者、被损害者、无声者，与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惟其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真正改变社会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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