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非常“合理”，问题在于潘志新先生对它一窍不通

“唯物史观”非常“合理”，问题在于潘志新先生对它一窍不通　　

思  恩　　

 潘志新先生在《中国学术论坛》等刊物上发表的《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2009年12月3日贴在了《乌有之乡》网站读书交流栏目）中，一方面，标新立异，“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另一方面，无意之中承认，他所“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与“xx帮”关于“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理论，至少使用了一字不差的完全相同的言辞！——潘志新先生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的“八、新历史观的意义”中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强调生产力是由社会秩序和要素决定，是不是恢复‘xx帮’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呢？我们认为也不是。”　　

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中，潘志新先生还告诉我们：他自己的“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克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唯物史观的不合理性”、“唯物史观中的矛盾”而“得出……的结论”！“‘xx帮’的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反马克思的谬论”，其目的“是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着重号系引者加）是“对许多革命干部下毒手”！　　

这样，“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句完全相同的话，从潘志新先生的嘴巴里说出来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从“xx帮”的口里说出来是谬论，是绝对错误的！　　

唉！写《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的潘志新先生，如此地不讲道理，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可怜贫困到此种荒唐可笑的程度，就只能用马克思驳斥阴谋家巴枯宁的谬论时说的一句话——“小学生式的胡说！”（选2—635，着重号系引者加）——来评判了！　　

潘志新先生说：“‘xx帮’在台上时，批判‘唯生产力论’，暗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的观点，提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这里，潘志新先生在给“xx帮”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主张罗织“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罪名时，不慎弄出来了下述一个不可回避的彻底败坏总设计师声誉的重大问题：　　

“xx帮”的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说：“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　　

总设计师的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说：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要革除或矫正生产关系中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十三大报告，着重号系引者加）　　

这样，我们就看到：潘志新先生所批判的“xx帮”的关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竟然是总设计师的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的先驱理论！——在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问题上，总设计师的改革理论，同潘志新先生所批判的“xx帮”的改革理论如出一辙，总设计师的改革理论拾了“xx帮”的改革理论的牙慧，“xx帮”是总设计师的老师，总设计师首先给老师判罪，然后把老师的改革理论变成了自己的改革理论。　　

于是，批判“xx帮”关于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理论的潘志新先生，无意或有意地批判了总设计师的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当然，潘志新先生可以辩解说，在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问题上，他只批判“xx帮”而不批判总设计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虽然“xx帮”和总设计师都主张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是，二者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辩解是徒劳的！　　

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而言，无论是“xx帮”还是总设计师，为了发展生产力，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联合劳动和公有制。也就是说，“xx帮”和总设计师要改革的是同一个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xx帮”和总设计师为了发展生产力，要把联合劳动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成什么生产关系呢？不管人们怎样颠来倒去地进行设想推测，无非主要是以下几种可能：　　

（1）在保持联合劳动和公有制的前提下或基础上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2）把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改革成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即改革成“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49—245）　　

（3）把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改革成以联合劳动和公有制为主体，即改革成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等的生产关系为辅；　　

（4）把以联合劳动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以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为主体，即改革成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社会主义和小生产等多种类型的生产关系为辅。　　

由于“xx帮”还没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任何改革，就被汪东兴、叶剑英等人支持的“英明领袖”华国锋“粉碎”了。所以，上述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4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xx帮”都没有实际进行。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就算“xx帮”有“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险恶用心，但没有任何改革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际行动。　　

实际上，只有总设计师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改革。关于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口头上说的和法律文书上写的是上列4种可能中的第（3）种（把联合劳动和公有制改革成以联合劳动和公有制为主体，即改革成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等的生产关系为辅），实际上进行的改革是上列4种可能中的第（4）种（把以联合劳动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以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为主体，即改革成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社会主义和小生产等多种类型的生产关系为辅）。　　

总设计师主张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改革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严重的不公平：“富豪财富收入等于职工收入的500倍、农民工工资的1000多倍”！“据《瞭望》2009年第7－8期所载，我国目前拥有千万元以上的富豪82.5万，占人口的万分之六。其中，亿万富翁5.1万个，十万亿富翁2500个左右，一百亿超级富豪也有100多人。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储蓄额的40.37%。2009年预计高净值人群拥有可投资产超过9万亿。有人估计这不到万分之十的人可能拥有资产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些人的财产每年以17.2%的高速增长，属于暴富，连西方国家都很少见。”（实言：《分配不公的主因何在？——对暴富资本家南方报系为何默不做声》乌有之乡 2010－3－4）　　

就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改革而言，无论是“xx帮”还是总设计师，为了发展生产力，所要改革的上层建筑的核心，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也就是说，“xx帮”和总设计师要改革的是同一个上层建筑。“xx帮”和总设计师为了发展生产力，要把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为核心的上层建筑，改革成以什么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呢？不管人们怎样颠来倒去地进行设想推测，无非主要是以下两种可能：　　

（1）把上层建筑中阻碍和削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东西改革掉，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更加巩固；　　

（2）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改革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即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据潘志新先生说，“xx帮”要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改革成“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但是，在中国，最顽强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是：　　

（1）“xx帮”既没有“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摧毁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也没有“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2）“xx帮”既没有“摧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摧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民主即专政），也没有“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因此，潘志新先生最多只能猜度“xx帮”或许有“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想法，仅此而已！　　

实际上，只有总设计师进行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改革。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口头上说的和法律文书上写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的改革，实际上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通过大肆“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即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十三大报告）通过提供超国民待遇笑迎外国资本重返中国剥削劳动者、通过出卖公共财产给私人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等手段，发展“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把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蜕变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xx帮”仅仅只是提出：为了发展生产力，要改革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潘志新先生们就给“xx帮”罗织了“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罪名；总设计师为了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改革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利用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的权力，把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以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私有制（资本）为主体，即改革成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社会主义和小生产等多种类型的生产关系为辅的“经济制度”，按照潘志新先生们的逻辑，总设计师岂不是也要背负“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罪名？！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总设计师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玩跷跷板的举动，无意中为潘志新先生在批判“xx帮”的同时批判自己提供了口实：　　

（1）1989年，他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暴力镇压了中国共产党内以胡耀帮、赵紫阳为首的资本主义复辟派。　　

（2）1992年，他利用“政权在我们手里”，（×选3—373）离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选3—382）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联合劳动和公有制，确切地说，是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离开中国人公认的本质概念（“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北京版52）），另立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和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选3—373）“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选3—372）），又一次大肆“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即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步伐。　　

如果把上述两点联系起来看，那就是：在经济基础领域里“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核心（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选1—150～15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说，可以在经济基础领域里“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创”（×选3—373）大胆地大干资本主义（“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不可以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大张旗鼓地大叫大嚷地大呼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选3—380））。　　

总设计师是最喜欢说“实事求是”的！例如，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选3—382）但是，真正实事求是地说，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具体表现！非常不幸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总设计师和他的后继者，都不承认这个最顽强的事实！这既是总设计师和他的后继者的悲剧，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更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悲剧，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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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新先生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中，首先利用了大量的篇幅（一、生产力的研究现状、二、生产力范畴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三、马克思的原著中的生产力、四、生产力的歧义性带来的麻烦、五、追问生产力的本质）在考证介绍了前人和今人对生产力的分析论述之后，在“六、唯物史观的合理性？”中，跑出来对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无端地横加指责，大打出手，他断言说：　　

“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了生产力的本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现在我们再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因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唯物史观中的矛盾”、“唯物史观的不合理性终于暴露出来了”！　　

马克思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创立的“唯物史观”真的象潘志新先生所说的“没有合理性”、有“逻辑矛盾”吗？让事实来做结论吧！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明白：　　

唯物主义历史观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选3—41）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选3—574）　　

恩格斯以上论述告诉我们：“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选2—537）　　

构成生产力的具体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例如，原始社会初期的生产力的构成内容非常简单，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的构成内容则非常复杂。但是，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的“进行追根求源”的拼命“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构成生产力的具体内容，最终都只能归结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只是因为从原始社会开始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都是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分，则完全在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们身上的社会性质不同、实行结合的方式方法不同。　　

于是，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身上的社会性质有：共同劳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联合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身上的社会性质有：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奴隶主私有制、封建主私有制、资本家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们身上的社会性质，除上述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之外，还有从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存在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他身上的社会性质是私人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生产过程加在它身上的社会性质是生产者个人私有制），但这种形式始终没有构成独立的社会经济时期。　　

由于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不同，因而二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实行结合的方式方法便不同，也就是说，二者构成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　　

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呢？是由于二者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即人们所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　　

因此，应该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二者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决定社会生产关系。把这种关系加以简化，就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怎样存在和进行生产劳动、解决“吃、喝、住、穿”的生存问题概括如下：　　

1. 在原始社会里，劳动者以共同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生产资料以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以共同劳动为基础，归原始共同体成员共同占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共同劳动者手中是作为保证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生存需要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劳动产品。　　

2. 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劳动者以奴隶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生产资料以奴隶主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归奴隶主占有；劳动者即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并且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奴隶劳动者“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归奴隶主占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奴隶主手中是作为他的物质财富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　　

3.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劳动者以徭役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生产资料以封建主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以徭役劳动为基础，归地主占有；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农奴和奴隶一样，也是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的，封建领主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份地，农奴在养活自己的小块份地上劳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给封建领主提供地租、缴纳贡赋、进行徭役劳动，或者说，农奴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的前提是必须为农奴主提供剩余劳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表面上是在劳动者的手中而实际上是在封建地主的手中作为他的劳役、实物、货币形式的地租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　　

4.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生产资料以资本（资本家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归资本家所占有；“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24—44）劳动者即雇佣工人赖以生存的“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雇佣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才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5. 在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以联合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生产资料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以联合劳动为基础，以集体财产或公共财产的形式归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选3—13）生产资料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为自己谋福利的手段；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是作为“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选3—319、437）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或者说，二者在联合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是作为“社会……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与“个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选3—319～320、437～438）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联合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以社会产品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由联合劳动者直接占有（这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3—832）的必然结果！）。

（在晚期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农奴制度或依附农制度即封建社会制度、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都存在过的、没有构成独立社会形态的、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等等生产者，——“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23—371）——他们的劳动以私人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以生产者个人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存在，以生产者个人的私人劳动为基础，归生产者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者独立地、分散地进行私人劳动，二者在生产者个人手中是作为他的私有财产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劳动产品归私人劳动者自己直接占有。）　　

所以，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地“进行追根求源”的“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追问”到的只能是二者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即社会性质、实行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构成的内容等等，但是，无论潘志新先生怎样死命地疯狂“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始终“追问”不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来！正如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地对自己和晏智杰先生“进行追根求源”的“追问”，“追问”到的只能是自己和晏智杰先生不同的面孔、相同的爱好、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政治立场和学术道德等等，但是，无论潘志新先生怎样拼命地疯狂“追问”，始终“追问”不出人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来一样。正如我们可以说某个坏蛋是豺狼虎豹，衣冠禽兽等等，他还是人一样。正如我们可以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的刽子手等等，他还是人，并且仍然承认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样。　　

潘志新先生认为：“马克思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未能给生产力一词以严格的定义，给我们带来的理解麻烦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理解马克思原著中的生产力时，就发觉生产力一词在‘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两种含义之间游荡、摇摆不定”，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原义产生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在该理解为‘生产能力’的地方误解为‘生产条件’，比如，‘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23—59～60）　　

潘志新先生引证的这几句话，是从马克思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中论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中的一段话的中间摘出来的。　　

这几句话的前文是：“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23—59）　　

这几句话的后文是：“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所必需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23—60）　　

从马克思的整段论述看，马克思主要论述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1）在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增加的同时，商品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的“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　　

（2）在商品的价值量不变（“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的情况下，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在“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　　

（3）“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力提高生产较多的财富，生产力降低则生产较少的财富。　　

简单地说，马克思论述的是：在商品生产中，生产力、价值、使用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　　

潘志新先生从自己《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创造“新历史观”的需要出发，把自己精心炮制出来的歪理邪说强加给马克思！——“这里‘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的生产力，应该是指‘生产能力’，但是，这个生产力又是‘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所以就可能把这里的生产力理解为‘生产条件’，特别是理解为‘机器、设备’，这就导致‘工具决定论’，用生产条件这个含义就不能解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美国高却是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比中国高却是资本主义制度”。　　

在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中，无论是说“‘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的生产力”，还是说“这个生产力又是‘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都是指生产力，根本不存在潘志新先生胡说的什么“在该理解为‘生产能力’的地方误解为‘生产条件’”的问题！　　

“第二个误解是该理解为‘生产条件’的地方理解为‘生产能力’，比如，‘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定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46—下—229）　　

紧接在这句话的后面的一句话是：“相反地，在流动资本中，劳动的交换，不同劳动部门的交换，它们的交错连接和形成体系，生产劳动的并存，表现为资本的属性。”（46—下—229）　　

从马克思的整段论述来看，马克思的论述的中心内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论是处“在固定资本中”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还是处“在流动资本中”的各种劳动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具有“资本的属性”。　　

这个论述的中心内容，不是我的主观想象，是马克思自己说的：“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在流动资本中各种劳动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一样。”（46—下—231）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25—996）　　

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明明白白地论述的就是生产力，根本就不存在潘志新先生所说的什么“该理解为‘生产条件’的地方理解为‘生产能力’”的问题！　　

潘志新先生从自己“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创造“新历史观”的需要出发，竟然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文不对题的结论强加给马克思！——“我们认为机器设备、科学技术这些生产条件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但它们还不就是生产能力，它们必须经过一定的应用，才转化生产能力，把这些生产条件作为生产能力，就如同康德所说‘（例如一句诗的各个个别的词）绝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一句诗）’一样，还差远哩。”　　

潘志新先生别有用心地制造出了上面两个“误解”之后，狂妄傲慢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分辨是很难的，而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两极相通，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也不错，导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潘志新先生在这个无稽之谈中，装腔作势地故弄玄虚，好象唯有他这个对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一窍不通的人，才能解决“这种分辨是很难的”大“难题”似的！　　

由此可见，潘志新先生“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了给“马克思唯物史观”制造“逻辑矛盾”和“不合理性”！　　

现在，我来分析考证潘志新先生在《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一文中，制造出来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和“不合理性”：　　

1. 潘志新先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歪曲和“追问”，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制造出来“逻辑矛盾”和“不合理性”等等之后，抛出了他的下述具有“合理性”的“新历史观”来解决“唯物史观……没有合理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由一定的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构成。社会要素由劳动者、工具、对象、原料、信息和能量等多种成分或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在协同学上称之为序参量，在社会历史中就是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支配和役使社会要素，迫使它们纳入其内，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不同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和竞争的关系，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　　

这种系统历史观对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种社会之间的更替的现象，特别是解释社会的更替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时候，并可以解释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几种社会秩序之间竞争现象。”　　

潘志新先生一方面时时刻刻不停地享受着劳动大众生产出来的社会物质财富，即服从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另一方面在吃饱喝足住好穿好之后，坐下来写什么《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资本论>的偏见》，大言不惭地指责“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狂妄无知地宣布他发现了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于是，充当自大夜郎的潘志新先生炮制出来了一个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历史观”！——“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由一定的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构成。社会要素由劳动者、工具、对象、原料、信息和能量等多种成分或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在协同学上称之为序参量，在社会历史中就是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支配和役使社会要素，迫使它们纳入其内，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不同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和竞争的关系，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孤芳自赏的潘志新先生吹嘘说他创立的“这种系统历史观对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种社会之间的更替的现象，特别是解释社会的更替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时候，并可以解释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几种社会秩序之间竞争现象。”　　

自命不凡的潘志新先生使出吃奶的力气，通过“进行追根求源”，“追问”出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混沌”不堪的“新历史观”，欺世盗名，只能成为一个十分幼稚的理论笑话！　　

十分不幸的是，志大才疏的潘志新先生竟然没有弄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内容，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潘志新先生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局限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既是以偏概全的行为，又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窍不通的表现！　　

潘志新先生不知道而“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是：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至今，160多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少，但是还没有人敢于反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潘志新先生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实现他幻想“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造出来一个“混沌”不堪的“新历史观”的黄粱梦，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到了不顾一切、敢于践踏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超脱的事实的可悲程度！潘志新先生在学术理论问题上堕落到这种地步，世界罕见！奉劝潘志新先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既然潘志新先生设计“新历史观”的目的是为了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那末，就应该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新历史观”，解释一下人类历史，用实践检验一下，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潘志新先生用他发明创造出来的“新历史观”解释人类历史！　　

2. 潘志新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没有合理性”，理由是：　　

“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了生产力的本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现在我们再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　　

“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而忽视中间推理过程产生的矛盾，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　　

唯物主义历史观“推理的前提”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不管潘志新先生怎样颠来倒去的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因而要设计制造出来一个“新历史观”，还是超脱不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即使潘志新先生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但只要他在人间抛头露面，就需要穿衣住房；即使潘志新先生可以赤身裸体地坐在自己家里的书桌前写《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资本论>的偏见》等等，但他绝对没有勇气象《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那样，赤裸裸地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他也绝对没有勇气一丝不挂地去拜访“致谢”自己推崇备至的“对《资本论》和劳动价值学说等有很高的造诣”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导晏智杰教授”！　　

凡是企图离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利用别的什么东西例如“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的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21—297，着重号系引者加）　　

至于说“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那完全是因为这个“推理的前提”——“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得到人们无条件地承认和服从，根本不需要什么“反思”，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受“蒙蔽至今”的问题！倒是最近30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潘志新先生，对自己的行径“缺乏反思”，企图利用自己炮制出来的“混沌”不堪的“新历史观”——“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来招摇过市而“蒙蔽”劳动大众。　　

既然潘志新先生气势汹汹地指责“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那末，就请潘志新先生告诉“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的“人们”：应该怎样“反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呢？！是放弃“吃、喝、住、穿”自取灭亡呢，还是象潘志新先生那样，乔装打扮成一个“在发展中……真正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在吃饱喝足住好穿好之后，即在服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之后，大喊大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唯物史观……没有合理性”，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相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呢？！　　

潘志新先生一方面享受着劳动者生产出来供他“吃、喝、住、穿”所需要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离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忘恩负义地大喊大叫“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唯物史观……没有合理性”、必须“否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在是既不尊重事实，又不讲道理！　　

3. 潘志新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滞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错位，这样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现象越严重，它们之间的错位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两者越相适应，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预设了社会革命总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最高最早、与生产关系的错位现象最严重、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然而，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不是在奴隶制水平最早的古埃及，而是在后来的中国和欧洲。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在奴隶制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世界上最强大、历史最悠久、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比中国落后好几百年的西欧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资本主义最发达、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和北美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沙俄以及后来的中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是一个规律。新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是该生产方式最稳定的时候。新社会的出现往往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出现。这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　　

解释“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难题”！这个问题不难解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晚期或东周初期，在奴隶制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封建制经济关系的萌芽，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壮大，奴隶制在东周衰落了；新兴的封建主不再遵守奴隶制的礼乐典章，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封建主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逐渐激烈起来；强大的诸侯国兼并弱小诸侯国的狼烟四起，周王室衰败，对诸侯国失去控制能力，天下大乱；经过几百年的斗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的封建主在政治上战胜没落的奴隶主，由最先进入封建社会的秦国消灭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而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解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难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难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因条件是“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选3—635）和“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4—169）外因条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争夺世界市场和世界霸权所引起的战争等等。（见选1—256～257、285、488，7—494～514，35—258～259、36—512～515）　　

关于俄国革命，1886年9月13—14日，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曾经有过预言：

恩格斯预言说：欧洲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战争“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36—512～515）28年后的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爆发3年后的1917年，“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发生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得到证实！！！！！

中国具备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内外因条件：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于6月3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表现出了“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表示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抗日战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外因条件。在这些条件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发生了革命并获得成功。当然，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思想和天才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等。　　

人类社会是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看似偶然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天才领袖毛泽东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作指导思想的基础，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取得胜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光辉历程，是一部威武雄壮激情澎湃的英雄史诗，是一幅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精彩画卷，是一幕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革命战争艺术杰作！　　

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深刻偏见的潘志新先生，只记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没有能力和不会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的实际历史问题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问题；他不从自身找问题，对自己的理论错误“缺乏反思”；他不负责任地指责“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不正确的”、“唯物史观……没有合理性”；他根据自己的需要人为地制造出来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唯物史观的难题”等等歪理邪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思维……先行”，“理论思维”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样一个热昏了的胡思乱想，杜撰出来了一个的荒谬绝伦的所谓的“新历史观”，胡诌什么“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生产秩序之间”发生“更替”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潘志新先生没有做出任何一点具体的说明）；如此等等！　　

虽然“中华民族要复兴，理论思维要先行。中央一再强调要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不无道理。”但是，在进行“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的时候，无论如何，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思维”出来类似于狂妄无知的潘志新先生此种不伦不类的愚蠢无聊的“新历史观”——“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最后，敬录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的一段论述，供“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的潘志新先生“反思”自己“对唯物史观”的无知和曲解：　　

119年前，革命导师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起来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护作用，而在这种交护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件，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选4—477）　　

                                          2010－1－18～2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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