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我们屡次目击中国制造业工人们登上新闻报纸的时政头条，只是这一回他们不是哭哭啼啼的下跪讨薪，也不是大包小包奔波在春运的列车上，从2010年广州本田工人大罢工及其引发的24家工厂的连锁罢工潮，到不久前深圳裕元工人争取社保的抗争活动，新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工人群体，进入了一个维权、罢工、抗争的高峰期。与此同时，在大众传媒的视野里，一批关于城市外来打工群体的图书也开始备受关注，尤其在2013年，几乎形成了一个热读和热卖的高潮。一边是工人群体自发、自主的维权抗争行动，另一边是学者、作家们对他们的文字表征，这之间的差异与裂缝，碰撞与交锋，尤其是不同主体自我书写的张力，或许提供了一条进入当下中国文化现实与社会现实的路径。
仅以2013年引起热读的几本图书为例：首先出版的是长期从事基层劳工工作的吕途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紧接着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华裔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引起从大众媒体到知识界的广泛争论。几乎同时，“铁葫芦”以“非虚构”为旗帜，策划出版了两本关于城市打工者的图书，一本是学者梁鸿关于自己故乡的《出梁庄记》，另一本是诗人丁燕亲身体验打工生活的《工厂女孩》。这一系列热读、热议的图书，有如下几个特点非常有趣：
首先以上罗列的几本著作，都是大众读物，相较于学者的专业研究，这几本书引起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反响。
其次，这几本书的作者都是文化学者、作家或记者。仅就创作主体来说，它既不同于工友们关于自己生活的书写，即传统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也不同于专业学者的学术探讨与研究。
最后，正因为写作者既非亲历者，也不是专业学者，似乎是必然的，这几本受到热读或者热捧的图书，都突出了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纪实”与“非虚构”，几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强调了调查与亲历，见证与现场。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们都将自己的书写，认定为对于当下中国现实的某种显影——那是被忽略的“看不见的中国”(梁鸿作品宣传语)，是普通读者不熟悉的“另一种生活，另一面中国”(丁燕作品封面)，是需要去倾听的“中国打工者的声音”(张彤禾作品腰封)。
也正是在这几本图书的热读中，有关“新工人”的探讨开始大量浮出于媒体。如果说这是某种“语词的政治”：在“屌丝”与“土豪”的近旁，“新工人”的出现，显得突兀而意外。那么它似乎也在提示另一种文化现实：当中国中产们自嘲为“屌丝”，调侃着“土豪我们做朋友”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书写或阅读这些关于中国真正的“屌丝”、底层们的故事。
在遮蔽与显影之间
历史地看，劳工问题或曰工人问题，始终是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关切所在。90年代中国所启动的国有企业改制，造成了大批被抛出体制的下岗工人，他们的生存问题，他们面临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连同社会主义时代重要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如东北)，都进入了知识界的研究视野。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文化研究的深入剖析，艺术创作者的亲历现场，再加上一批海外学者的鼎力加盟，众多引起广泛反响的著作、电影，样式各异，路径不同，都汇聚在这样一个承受着转型剧痛的群体身上：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戴锦华《隐形书写》、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张猛的故事片《钢的琴》等等。
2013年出现的这批图书，延续了对于工人问题的思考，但其焦点出现了调整，那就是从对于国企下岗职工的关注，转向了“新生代农民工”。根据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2.4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8.4%，在一些省份(如广东)，这个比例甚至达到75%。如果说对于国企下岗工人的关注，涉及的是改革破冰，是过去的国家主体工人阶级，作为体制转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如何艰难地“从头再来”的出路问题;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的问题则指向更为尖锐的国家政策负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及阶级意识的浮现与再造。
在这个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之新，在于提出了新的问题。相较于他们的父辈，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普遍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成长经历的差异(多在城市长大)，新生代农民工显示了完全不同于他们父辈们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期待，他们勇于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不满于现实处境，他们要求分享社会的发展进步。潘毅从《中国女工》到《我在富士康》等一系列理论和调研作品，早已将这一群体纳入到了学术研究视野中。2013年知识界关于青年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图书也多有出版，既有译介的英国文化研究重要作品《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亦有本土社会学者的持续调研《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成果，以及新研究视野的拓展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但是其影响力局限于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这几本热读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图书，就其文化与思想脉络来说，并无新意。其所提出的问题、所考察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对相关学术探讨、知识脉络的一个延续。但其所突出的一个显著问题，恰是书写着和阅读着这些作品的城市读者的显著不安与困惑。
近年来用脚投票的“用工荒”、富士康惨烈的接连跳、此起彼伏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尤其是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其引发的70多家工厂连锁罢工潮，不仅引发学者们惊呼“抗争时代来临”，也对城市读者群体(中产?)构成了困惑，倏忽之间他们惊异地发现，不同于上一代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哭哭啼啼、下跪讨薪的父辈们，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制度诉求，更坚定的捍卫自己利益的行动。这些与城市居民们分享着同一个都市空间的“不可见者”，这个群体的现实生存与发展要求，构成了这一批大众读物的持续热读动力。
当城市中产们彻夜等候在三里屯，亚洲最大的苹果体验店门外，期待着最新的iPhone5发售时，千里之外的深圳，富士康工人们正在利用交货季的劳工短缺机会，进行着他们的罢工和抗争斗争。从未如此清晰的，这两个群体开始彼此交错。如果说这几本热读的图书，在大众媒体视野中构成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某种显影，那么同时新的遮蔽也正在进行，这集中体现在几本著作中，作家“自我”与他们的书写对象“他者”之间的关系。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随着这批图书的出版与热销，一个广泛的争论探讨、商榷质疑也在不断涌现，正呈现了诸多问题的扭结与汇聚。
如上文分析的，不约而同使用了一个标签——“纪实”或“非虚构”。无论是学者梁鸿耗时近两年，辗转走访西安、南阳、内蒙古、郑州等地的亲身调查，还是作家丁燕在东莞的200天流水线打工生活，甚或是二代美国移民张彤禾与打工女孩的持续交往，这些图书都呈现出了一种文体的症候或焦虑。在纪实与叙事之间游走，在文学创作与现场记录之间摇摆，写作者一定要请我们相信，这些关于打工者的故事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在这里我强调“纪实”的标签，并非是要指向一个特定的文学理论命题，即所谓的“非虚构作品”当如何界定，作家所选取的个体故事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典型”存在等。恰恰是当写作者不断强调“纪实”与“非虚构”的时候，谁的真实，以及写作者的位置，成为了真正被凸显的问题。
学者梁鸿的《出梁庄记》是她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的续篇，主要描写了那些离开梁庄，漂泊在各地的梁庄人的打工生活。《出梁庄记》延续了梁鸿的知识分子情怀，对于乡土的深情，对于手足的关爱，但是梁鸿之于这些梁庄人，是真正的“在场”而不属于。梁鸿辗转各地，倾听他们的闲话，参与他们的生活，如实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正说明作者与这个群体及其这种生活，实在相距甚远。这才有了豆瓣上的读者评论："这就是文青的支离破碎的记录。如果想通过这书去了解中国农村，那真是南辕北辙。每章里面都有一两段不那么口语化、非描述的文字，试图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和拔高”。书中不时出现的学术著作引文注脚，确乎显得有些蹩脚，但是这种格格不入感，显影的正是一个范式的困境，即作为城市中产的学者，如何再现与表达打工群体的生活和现状。在梁鸿那里，这些与她有着血缘关系的父老乡亲，始终是一个“他者”，一个她需要告别城市的舒适生活，不断回去、体验的“他者”。
梁鸿写道：“‘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残酷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P196)。
在这里梁鸿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她所诗意描述的这种忧郁、这种无用感，普遍存在于同龄的80后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于新穷人(屌丝们)对于自己底层身份的体认中。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困境：不稳定的就业、永远追不上的房价、而立之年仍然“啃老”的羞窘、福利保障的变幻莫测……早已不仅仅是独属于一个特定群体的发展困境，而是整个当代中国青年普遍面临的生存和社会问题。如果还将青年农民工作为一个“他者”，一个有待知识分子代言、发现、显影的“他者”，就会忽略其中新的正在形成的权力关系。因为并非如实记录就能达到真实呈现，也并非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就能够为弱者打开新的生存空间。
在这本《出梁庄记》中，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细节与经验”，不如说是新的放大的差异与断裂：越来越具有行动能力的农民工群体与日渐稳定的城市中产者，他们在价值观、政治诉求方面的差异。在书中唯一记录的一次反抗中，梁鸿评论道：“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P268)。我们姑且忽略在2013年，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已经明确指向了改革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等明确的政治改革方向，梁鸿的“希望”，恰恰彰显了她的真实书写所抵达的，不是她所描述的那个群体的真实，而只是一个中产者所愿意看到和相信的真实。梁鸿的理性思考，所不能触及的是2.4亿人的未来，无论他们是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无论他们是安居乐业，还是愤怒不满，都不可能在既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内，获得解决。2010年以来，我们目睹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开始新的行动，聚集新的能量，在这个历史的时刻，仍然将农民工刻板地书写为某种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被动地等待着知识分子的描述与代言，显然已经不够真实。2013年农民工问题的出版热潮，恰恰凸显了在既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中，我们日益无法安置这个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变革要求，是未来的改革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题中之义。在梁鸿的“南辕北辙”里，包含的是两种主体的摩擦与差异：日渐稳定的城市中产者，及其他们所信奉的理性、守法的体制内变革，与日渐崛起的中国新工人们，要求全面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冲突。
有意思的是，对于打工者主体性的重视，对于他们劳动与创造的强调，在一位华裔美国记者张彤禾的作品中，意外得到了充分显示，却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与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张彤禾，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在纽约郊区长大，作为二代移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毕业于哈佛大学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他的丈夫就是近年来以《寻路中国》、《江城》等纪实性的关于中国的作品，而迅速成名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张彤禾的这本《打工女孩》亦是作为她丈夫何伟作品的同系列图书出版的。
和梁鸿“非虚构”如出一辙的，在“译文纪实”的标题下，作者的身份、观察的立场，受到了广泛质疑。作为一本由美籍华人新闻记者，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关于中国女工的“非虚构作品”，中国读者感叹道：“你只是没有察觉出自己有多么主观”!大量的批评集中在一种后殖民的逻辑里，即这本在美国取得了广泛成功的作品，完全满足美国中产读者对于中国的心理预期。一方面张彤禾匠心独运地选择了东莞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隐喻。张彤禾写道：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P21)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P29)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P32)
寥寥几笔，完成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转型，这个日渐强大的中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他动力十足、一日千里，不过幸好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还未完成，还有那么多的极端与龌龊，他值得期待，在罪恶中开出迷人的恶之花朵。
这当中最迷人的花朵，就是张彤禾着力描写的几个工厂女工。伍春明们从农村来到城市，通过不断奋斗，在血与泪的挫折中成长，最终完成自己的阶级跃升，从流水线女工到办公室白领，从传销发财到合伙开公司，在东莞这个罪恶之都里，姑娘们改变命运，重塑自我，她们的成功信条是“你只有靠自己”!毋庸置疑，这是彻底彻底的以个人拼搏实现阶级跃升的美国梦，这个美好的美国梦属于华裔张彤禾，但是绝不属于东莞的中国女工们。张彤禾在书中不断追溯自己的家族史，因为在她看来，她跟伍春明们是一样的：打工妹从乡村来到城市，居无定所漂泊无依，那种离家的孤独感、与环境的疏离感，让张彤禾感到“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东莞女工们的成功神话，是张彤禾个人的成功奋斗史。
再一次的，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他者的故事。这个他者的故事并非不够真实，如读者们提醒的，作者忽略了真正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打工妹，实属凤毛麟角，而且伍春明们的中产生活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张彤禾屏蔽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中国女工们的艰辛生活，正是全球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的后果，中国经济的腾飞有赖她们廉价的劳动力，美国中产阶级享受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建立在她们惨痛生活的代价之上的。这同时提醒我们，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又一个自我-他者的故事，对于中国劳工问题的思考，必须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的视角中。
2013年，当这些文化读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描述，还停留在孤独、个人奋斗的时候，这个群体已经开始实践工会直选、集体协商等政治创新。新的群体、新的诉求、新的变革，需要新的话语、新的语言去讲述他们。
相较于文学读物，围绕吕途《新工人》一书的讨论，更具范式探讨的理论意义。在豆瓣网上，劳工研究、NGO研究的相关人员就一些问题与吕途展开争论。
首先是针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吕途在书中指出，自己采用的是一种“无预设研究法”，“也就是一种没有假设前提的研究”(P4)，显然吕途意在强调这本书最后的问题呈现，并非是在某个理论、某个主题指导下的成果，而是来自与打工群体的接触、访谈，使得问题逐渐浮现，最后以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框架呈现出来。吕途将自己的研究概括为“拼图法”：
“……此次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每个城市、每个村子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反映出中国现状的一个部分，当把这些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我所反映的主题中国现状的一个全貌;在完成这本书的草稿之前，并没有研究的题目，没有研究的结构，也没有研究的结论，在整理每个访谈故事的过程中，我把故事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取出来，逐渐进行分类和归纳，最后形成了结构和篇章”(P4)。吕途的努力，遭到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的质疑，因为没有研究是可以“无预设的”，“拼图法”固然想要以小见大，但恰恰是只有典型个案与典型问题，才具备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这种方法论的紧张，确乎牵涉着一个理论命题，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采取什么方法介入，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引导最后的结论。吕途的用心良苦无可指摘，研究者的质疑也确有道理，在很多问题上，本书都显得针对性不强，甚至有一些前后重复的段落。但是跟梁鸿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同，跟二代美国移民张彤禾不同，吕途多年从事劳工志愿工作，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调研能够与广大工友们分享，能够促进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反思。这再度又回到了问题本身，那就是在从“新生代农民工”到“中国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知识者和研究者，这些书写着他们的故事的人，站在哪里，在何种位置上发声?
吕途没有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而是用“新工人”明确提出了要把农民工纳入到工人群体的诉求。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工人阶级，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与未来。吕途的困境，事实上也始终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困境：阶级意识从何而来?在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将发挥什么作用?面对战后中产阶级的崛起，既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是不是亟待修正?也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新工人的主体意识，是2013年的图书热背后真正的重大变局。
再造阶级主体
2014年当我们再来回顾这几本书，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文字表征。仅2014年上半年，我们经历的重要工人行动就有：3月IMB深圳工厂工人就联想补偿款的罢工、4月格兰仕工人打砸工厂事件和广东裕元鞋厂工人针对社保金展开的抗争，参与人数达到了4万人，以及不久前刚刚发生在上海松江的TOTO(东陶机器株式会社)罢工。在劳工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正是中国新一代工人(80、90后青年农民工)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时候。
与此对照，2014上半年知识界热度热议的书籍，变成了《不平等的代价》、《跟大维·哈维读资本论》、《21世纪资本论》等一系列关于贫富分化、阶级分野的著作，取代了上述几本温情脉脉、洋溢着苦涩人道主义味道作品。但是其间所勾连的问题，却仍然存在。正如大卫·哈维对亚马逊畅销书NO.1《21世纪资本论》的批评一样，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普遍陷入危机的时刻，在资本主义自身也在做出让步、调整与反思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要的更多。
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绝非仅仅关于工人们自己，阶级主体始终是在与社会其他各阶级的斗争与联盟中，来形成自己的。当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工人们选择留在城市，他们与城市同龄的80后白领青年们，将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将如何连接，将是中国现实，对于理论思考提出的真正挑战。而这正是齐泽克所定义的一个“真正政治”时刻的来临：它“包含了一种普遍单数(singulier universel)的吊诡：亦即一个单数成为普遍性的替代，而动摇了社会体关系的‘自然’功能秩序。这就是政治化的基本动作，我们在所有伟大的民主事件中都看得到，从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宣称自己等同于国家本身，来反对贵族与教士)，到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崩解(异议论坛宣称自己代表了整个社会，来反对党官僚)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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