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约翰•桑希尔(John Thornhill)
消除一种过时的思想需要什么条件？
也许有人认为，几十年来的实践，会使多数观察人士确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可怕的信条，在经济上不是最佳选择。即便是共产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也难以反驳这种观点，即共产主义显然未能实现其创立者乌托邦式的期望。
一群法国学者199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认为，共产党政权应为20世纪对近1亿人的“种族屠杀”负责。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拥护者过去常常以“不打破鸡蛋就不能做煎蛋”，来为这种残忍行径辩护。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一句著名的反驳之词：煎蛋在哪儿？
莱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世界最早的马克斯主义学生之一，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认为，他早在1974年就埋葬了共产主义信念。他在《社会主义记录》(Socialist Register)上发表的一封谴责性公开信中写道：“共产主义发明的唯一一剂药——中央集权、不受社会调控、国家拥有国民财富、一党统治——比它打算治疗的疾病更糟糕。”他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永远不可能加以修正或振复兴，他总结道：“马克思如果九泉有知，他再也不会欣然而笑的。”
中国在80年代转向资本主义，将其作为促进繁荣的最佳手段，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些似乎都证实了克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在贫困的平壤和哈瓦那，迄今仍有共产主义的顽固分子，但他们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念活力的明证。
不过在欧洲，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嘴角似乎又咧开了，因为这里出现令思想恢复活力的新尝试。马克思的现代支持者们宣称，马克思不应为那些按其（通常是矛盾的）分析行事的人负责。此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共产主义实践也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声称，将以马克思之名行的过分之举归咎于马克思，是不公平的，这就像是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恶行归咎于耶稣一样。
在许多方面，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会使人回想起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无疑已使人们对马克思之资本主义批判的兴趣重燃。全球化或许正使成百上千万人脱离赤贫，但也造成了相对富有者的惊人差异。根据一份联合国(UN)报告最近的估计，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拥有全球逾50%的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仅拥有全球1%的财富。怎么会是这样？没有《资本论》(Das Kapital)，一个人怎能理解资本？
为马克思立传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在最近一篇有关《资本论》的文章中总结道：“马克思并未被埋葬在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显现。他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在去年进行的一次广播民意测验中，雄辩的惠恩甚至劝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听众，称马克思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马克思从未真正过时——即便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政客们本能的语言反应，而非有意义的行动纲领。
中立党派法兰西民主联盟(UDF party)的党魁弗朗索瓦•贝鲁(Fran?ois Bayrou)辩称，法国左翼从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只要回顾一下2002年的总统选举就知道了。当时，互相竞争的两位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t)候选人——法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France)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的领导人——在第一轮共获得了17%的选票。
法国主流政治家在今年总统选举之前说的多数言辞，明显都带有一丝马克思主义的意味。
反对党派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塞戈莱纳•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不断谈到需要重新平衡劳资关系，声称她的目的就是要“吓住资本家”。就连表面上中间偏右的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的总统竞选人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都在指责那些“流氓老板”，这些老板一边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一边把工作转移到海外。
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表示，在法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新的阶级分界线，是在富人（包括多数法国人）和超级富豪之间。
这些由金融家、实业家和决策者组成的全球化新“贵”阶层如今在全球宣讲着“市场基要主义”。这个阶层的成员对彼此的忠诚比对任何民族国家都更高。他们一边告诉自己的雇员工作没有安全感、福利待遇减少和工资水平下降就是现代社会的状况，一边却装备好“黄金降落伞”（译注：指合同规定高层雇员因公司被收购而遭解职时可获得一大笔钱的福利），以免自己遭遇失败。
渊博的法国金融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也在忙着提高马克思的声誉，把他奉为我们全球化时代的预言家。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传记中，阿塔利指出，这位19世纪的哲学家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如资本主义的本质、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出现，还有不安全感的蔓延。
阿塔利认为，马克思回答了人们只有在当下才会问出的问题。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不会因为他与共产主义实践的联系而受到妨碍。
然而，马克思一定会对自己的新定位感到恼火，他被当作了我们时代的分析师，而不是革命性变革的鼓吹者。他曾写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如果在天有灵，皱眉的时候可能会多于微笑的时候。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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