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危机

 

　

     成庆

 

  

        最近，大陆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一套名为《大国的崛起》的记录片，其热度已经通过网路讨论以及音像发布渠道弥散开，引起多方的热烈讨论。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论，最为基本的社会心理，是这部记录片所产生的政治联想。一般而言，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类似的记录片，往往成为国内以及海外舆论分析大陆政治意识形态演变的重要素材。比如八十年代所播放的《河殇》，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历史文化心理，也揭开了八十年代以后各种意识形态激荡的序幕。这部《大国的崛起》，以公元 1500 年以后的西方几个重要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作为基本线索，重新叙述了世界现代化史。很多评论解读，这代表大陆官方意图发展"和平崛起"的国际政治理念。

　　但是这种政治联想难以找到确实根据，今天的政治环境也大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剧的总编导任学安，在接受访问时反复解释，不要将该片与政治背景联系起来。但是在谈到该片的创作意图时，他承认该片是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 15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的启发。抛开这部记录片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我们或许需要挖掘出两个更深的思想问题来作解释：一是为什么大国发展史成为政治考察的对象；二是《大国的崛起》这一部引起如此广泛争论的记录片，给我们呈现的是怎么样的一幅历史图景。

　　对于这两个问题，在笔者目前所见的争论中，少有触及或深入者。不过大陆的一份民间国际政治刊物《纵横》的一篇文章 ，倒是敏锐的切中了《大国的崛起》背后的政治意义。这篇署名"莫之许"的文章直接点出，该片的结构老套，仍然沿用了现代化需要明智领导人的这一威权主义的思路，并未触及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主线。而他认为，只有"一个大众民主（人力资本）的，代议制（资本权力）的和立宪（政权为代理人）的政治制度"，才能在大国发展的长程史中获得成功。这一论点是否合理，这里暂不讨论。值得一说的是，该文明确的不仅将"大国崛起"看作是一个国际政治关系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内政治改革的议题。

　　如果继续深化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试着去了解，为什么今天的大陆官方，会突然关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史。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陆政治气氛开始逐渐放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侵蚀，旧有的一整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基本宣告瓦解，后继者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均难以替代综合了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整合性的意识形态作用。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旧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在政治合法性，还是在历史目的论方面，都有一套自洽的解释。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就把共产主义放置在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以此获得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当性以及某些程度上的历史"魅化"作用，即将历史最终目标乌托邦化，以此获得某种道德正当性

　　因此今天大陆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经济现代化转型有了初步成果后，如何看待政治转型的问题，因为政治正当性资源已经大量流失，目前的政治结构已经越来越依靠官僚科层制度，而逐渐失去过去的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越来越卷入全球化进程，开始出现所谓的世界史的叙述危机。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中国自晚清以来的世界史叙述，我们可以注意到，在 1902 年，梁启超发表他的《新史学》，主张要有"科学"的史学，表明中国也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发展。用现实政治语言来描述这种社会心理，那就是中国必须要富强，以获得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实力。到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潮引进之后，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线性历史阶段，从而社会主义在这一个脉络里，获得了其历史正当性，资本主义文明则成为最终会被共产主义克服和超越的对象。这也补充和支撑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但是这一种历史和政治的双重正当性，从八十年代以后逐渐瓦解。虽然大陆经济转型还算顺利，但是在一个极端依赖 GDP 增长的政治结构里，如何发展出新的政治正当性，已经成为大陆执政党的首要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大国的崛起》、以及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西方现代化史，我们就不会仅仅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现实政治问题来考虑，而是要注意到大陆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一个断层。尽管中国逐渐拥有了 从晚清以来梦寐以求的富强实力，但是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却异常蹒跚。同样，中国越来越卷入全球化，就会考虑如何在世界史中理解中国自身的问题。政治上何去何从，牵涉的不仅是一个国内政治的议题，也是以何种民族国家模式参与国际政治；发展出何种的世界史叙述，也不仅仅涉及国际政治关系，而是从什么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 vs 西方、东方文明vs 西方文明等等问题。

　　在《大国的崛起》这部记录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八十年代的《河殇》中的"厚西薄中"的倾向荡然无存，中国已经从一个迫切融入世界现代化史的角色，转化成一个主动寻找自我地位的对话者的角色。但是这种身份的转变，只是这部记录片值得称道的少数特点之一。在整个叙事结构和历史的把握上，这部片子未能涉及任何国内的政治议题，将世界史问题虚化成一套经济变迁史，仅仅满足于富强国家这一狭隘的目标。

　　但是为什么这部片子能激发起大众的兴趣？如果说在一部分知识份子那里，该片实在乏善可陈，但是公众乃至包括如厉以宁这样的官方经济学家，却一片称赞。对于他们而言，一方面个人身份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紧密相关，可以借由富强获取持续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官方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的方针，已经不仅成为一个指导性政策，而且成为公众认同国家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富强第一。也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政治民主化等问题被搁置，一方面官方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进一步强化富国理想，另一方面个人在富国的意识形态召唤下，强化个人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情感联系。《大国的崛起》这部记录片所显示出来的最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或即在此。

　　因而，《大国的崛起》这一部记录片，虽然无法成为观察中国政治的指标性参照物，但是却能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大陆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由于社会主义那一套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部分内容都无法继续获得认同，因此官方意图从两个层面上发展出新的替代性意识形态作为补充。在一个层面，"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可以看作是这个方向的努力，而在另一个层面，则是试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史叙述，来填充中国人的世界观危机。从社会主义时期的"超英赶美"，到如今事实上的"脱亚入美"，官方试图提出另外一套世界史叙述，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模式。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只是继续沿着富国的功利目标不断前行，最终与民族主义合流，从而激发出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召唤力。尽管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上，中国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与参与国际合作，但是在思想的逻辑发展来看，只要"富强"的狭隘目标不被检讨，政治民主的问题将会继续被深层掩埋，而民族主义的世界史叙述模式将会不断发酵，最终演变成中西之间的对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