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际境况
黄力之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问题，本来首先应该从事实出发，但是不能不先考虑到的一个前提是：经过150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已经越来越复杂，在具体地讨论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马克思主义时，必须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大体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是鸡鸭对话。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俄国十月革命可以说是一道分界线，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民间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共存的思想文化而存在的；而在此之后，则可区分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一般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意志和领导人的思想总是以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而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仍然以一般思想文化的形式出现，而且还分为不同的流派。在分析当下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境况时，必须区分不同的情况。
那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基本存在事实是什么呢？据我的观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复杂性的存在状态：
其一，从形式上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着”的名义下（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非常显赫地占据着主流媒体(指各级党委直接控制的媒体)的显要位置，并成为国民教育(各类学校的公共政治课)和干部培训中的重要内容。
当然，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并非是无差别的。一般地说，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方面的稳固性较好（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另一个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则发生过较大的动摇。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后就指出过：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内—引注）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i]
邓小平所指出的现象，说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面上，一度存在着怀疑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事实已经证明，这一倾向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形成破坏。
其二，在非主流媒体(学术性刊物及学术出版物、网络)上，以及在相当一些大学的人文学科专业课课堂上，伴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和诋毁，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进攻和挑战。由于这股思潮试图直接瓦解已经长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这样，当其受到党和国家高层的支持或纵容时，就会迅速对社会产生大的震荡。1989年政治风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近年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的话来说：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般表现不是直接发动社会动乱，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了隐蔽自己的真实面貌，他们常常盗用解放思想的口号，邓小平批驳他们说：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他们为了鱼目混珠也摆出纠‘左’的面孔，小平同志批驳他们说：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本质是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要把中国的现行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ii]这一判断表明，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往往是以反“左”的名义进行的。
其三，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领域，自实行市场经济机制以来，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物欲主义大行其道，商品化倾向渗透到一切领域，有人这样概括了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
“缺乏信仰，心灵不受任何约束；不相信未来，只相信现实的享受；不相信周围的人，只相信自己，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而其余所有人或许都是我们的敌人，要么是我们用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不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在要么是可笑的，要么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坚定的信仰遭到嘲笑，无所信仰则成为自豪的资本；诚实被等同于傻冒，欺骗被认为是一种才能。一些社会学家争相标榜，嫖娼卖淫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有经济学家则论证说，贪污腐败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iii]
这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已经处于普遍失落的状态。
其四，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有一股社会思潮在近年在也很活跃（也是从某些非主流报刊到网络）。不同于自由化思潮的是，这股思潮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追求目标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分析当代问题；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是，这股思潮一般不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与国家意识形态有距离。所谓“新左派”思潮就是其典型代表[iv]。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是一种复杂性存在，既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也不能简单地说它在非常完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思想仍然稳固地存在。在中国政界和思想文化界，从消极的方面说，有相当数量的人在非常自觉地企图完全消灭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基本上对马克思主义麻木不仁；有相当数量的人在非常自觉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复兴，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只是机械地按指令挥舞一下这面旗帜。
这一复杂状态说明：在当代中国，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必须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命运，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认识上述复杂存在状态的内在关系，从中摸索出规律，找出正确的对策。任何自欺欺人的想法和做法都只能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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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
[ii] 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
[iii] 秋石：《重构中国精神》，《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0月18日，总第200期。
[iv] 主要材料可参看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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