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史中，崩溃论有着特殊的地位。《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句话曾经鼓舞着无数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整个庞大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人们却找不到任何内容，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崩溃论”，或者能够证明“崩溃论”。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理论界关于“崩溃论”曾经展开了一场争论，伯恩施坦指责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崩溃论”，而“现实”情况是资本主义越来越稳定了。考茨基们的反驳虽然否定了“崩溃论”，但是显然又需要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做出另外某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资本主义不是必然要崩溃，那为什么资产阶级必然要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要胜利。考茨基认为，作为趋势的长期萧条（不要忘记，从19世纪70年代起，直到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后来被称为“长波”或者“长周期波动”的谷底阶段，特征是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和利润率的持续低迷）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迫使人们寻找资本主义以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这样，“教皇”考茨基用一种“长期趋势”取代了“崩溃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依据。显然，既然是种“长期趋势”，那么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可以放心的继续空谈革命，满足于议会斗争的“胜利”和宣传工作，而把社会革命的任务留给后人去做。
然而，随后罗莎•卢森堡的新理论，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危险的女人认为，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剩余价值无法全部实现，从而使扩大再生产无法进行；只有依靠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才能实现全部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确立，资本主义将最终失去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导致崩溃。所有人，所有派别都不同意她的观点，除了科学理论上的错误，还在于，这样一来，卢森堡就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宜提到日程上来了，对于夸夸其谈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卢森堡理论的错误就不展开了，布哈林等人都已经谈得够多的了：她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理解有误。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除了对共产主义必胜信念和社会革命必要性的证明外，还有什么其它因素使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崩溃论”吗？为什么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全然没有踪迹的理论，屡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呢？在十月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几十年中，“崩溃论”的各种民间与官方变种不断涌现，用于各种极其不同的目的，比如，资本主义足够稳定，宣扬阶级谐和（社会民主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水平足够高，社会革命的动力转移（西马），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足够完善，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补课论），如此等等。似乎资本主义不烂透了，就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满足于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中，有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崩溃论”就是这两套东西留给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礼物。
与之前其它各种社会形态不同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同诞生的，就有不断宣告它死亡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孪生兄弟。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再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出现，立刻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堕落、混乱，绝大多数人破产沦为无产者，人口大量减少，人种退化，财富集中，爆发户横行。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从16世纪起一直绵延不绝，到19世纪上半叶达到全盛，派别众多，经典文献影响巨大，并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空想社会主义用平等、正义等等观念来反对资本主义，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现状和要求，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设想，比如8小时工作制，比如妇女解放，比如幼儿园和托儿所，比如消灭城乡差别如此等等。虽然有种种混乱和不同表述，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根本目标一直没有变化过：生产资料公有制。
科学社会主义在从空想社会主义中借鉴来的东西中，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乎绝望的控诉，这与19世纪的现实是有关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来说，19世纪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动荡的时代，革命的思潮涌动不已，革命本身成为家常便饭，革命和反革命的较量不断进行，绝望的生存状况和严酷的镇压使工人阶级成为最彻底革命的阶级，引导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然是最彻底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控诉，这些控诉本身作为史料是非常珍贵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人们对19世纪的记忆，恐怕就只剩下科学进步和技术革命了。
但是这些控诉本身只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存在。揭露罪恶是简单的，但是分析则是另外一回事。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中社会分析的工具基本上是借助于社会平等、社会正义，有时候是神秘主义和宗教情绪。这些东西从一开始，在马克思还没有成为马克思的时候，就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真正为这些控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的，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崩溃的，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在反映初次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笔记本I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学习政治经济学对各种收入的分析的研究成果。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收入形式，利润，地租，工资。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普遍认为这三种收入都在降低。
从亚当•斯密时代起，人们就普遍认为比起生活资料的价格变动，工资收入是相当稳定的。而且，由于工人人口的过剩，工人工资收入仅能维持工人最基本的生存。不但如此，亚当•斯密甚至说，“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工资会缩减到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经达到饱和，因此这个人数不可能再增加了。”马克思总结说，“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这个阶级[即工人阶级]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而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也没有一个阶级会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慎深重苦难。也就是，无论社会财富增长还是衰落，工人阶级都没有什么好处。
在工资也就是工人收入这方面，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经济学支持。马克思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即使在1844年，马克思还正在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在各个方面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他也已经注意到了，除了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在最低程度，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与地租收入也在降低。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利润率很自然地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马克思在笔记本I中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但是并没有引用李嘉图的话，虽然在《手稿》中曾经提到了李嘉图。李嘉图曾经提出一个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当然李嘉图的理论与后来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完全不同。李嘉图是利用他的农业理论，认为人口增加和资本投资的增加伴随着农业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导致农产品价格和地租增加侵占资本家利润，而同时工人工资又会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增加，从而导致农业资本和制造业资本利润下降。也就是说，整个说来，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甚至到后来的凯恩斯都有一些利润率下降的论述。也就是说，不但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资本的收入，利润，也在不断减少之中。
那么地租呢？看起来，工资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利润不但受到侵蚀而减少，那么只有地租才能而且必然是不断增加的唯一收入源泉了。但是大地产与小地产的竞争，使地租率不断下降。亚当•斯密认为，又因为土地价格与货币利息有直接关系，而货币利息（与利润率相联系）不断下降，所以土地价格也不断下降。马克思总结到，“从地租对货币利息的这种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说，地租必然越来越降低，以致最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以上这些内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223页至265页。马克思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印象，显然，从上边这些分析来看，就是各种收入都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这显然是非常荒诞的，这种荒诞的根源是他所面对的这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方式，使得在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各个阶级的收入都是减少。而且不要忘记的是，得出这种结论的不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当然更乐于控诉在工人变得赤贫的同时资本家和地主大发横财），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结论，直接暗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虽然政治经济学本身没有说出来），这个社会制度必然要崩溃。
这种印象对马克思的强烈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绝对不是无条件的接受这些结论。在正面阐述他自己的看法的时候，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直接应用过这样的结论，虽然也没有反对过这些观点。尽管在整个《1844年手稿》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但是在稍微早一点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确实有过这样的话：“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快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成为消灭自身。”稍后，在异常重要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实践哲学，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此时，马克思已经得出了划时代的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这样一种强调实践的世界观，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崩溃论这种机械的、取消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价值的演化模式的。
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并考虑到这些观点。同时，马克思的思维和视野探向了更宽广的领域。在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这个《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次尝试，恩格斯说，“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这个规律永远起着平衡的作用，使在这里失去的又在那里获得，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百看不厌，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对它进行观察。……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460~461页）由此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危机理论，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社会主义者（比如傅立叶）探索过经济危机的经济规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理论相对空想社会主义来说则过于肤浅和单薄，回避任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用市场失灵来解释经济危机，相反社会主义却把经济危机直接归结为市场。因此，由经济危机来证明“崩溃”，是空想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
在1848年发表的著名《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涉及到任何收入随着社会财富积累而减少的观点，相反，以经济危机为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宣言》说，“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共产党宣言》，中文第三版，33页）
这里倒是有那么一点“崩溃论”的痕迹，不过已经完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的角度来说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没有想到（不过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发现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采用了第三种方法，即计划经济。正是计划经济（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整套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无非是用这样那样的政府计划来干预经济。虽然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供给学派，等等）疯狂的反扑诅咒凯恩斯主义，但是没有一个主要国家采用真正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且所有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经济都可耻的破产了。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都埋头于政治学的研究工作。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在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有这样非常著名的话：“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874页）但是如果与前后文相比较一下，就能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仍然是人的因素，因为“劳动的社会化”，本身就是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社会化，这里边含有人的因素，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又是与“劳动的社会化”直接相关的，生产资料本身就是要由劳动者来使用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的劳动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本身就是人与人的矛盾，阶级与阶级的矛盾。这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站在矛盾的两极展开斗争。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本身到处都在强调着人的作用。没有人的作用，规律本身不会展开，斗争不会展开，剥夺者不会被剥夺，资本主义外壳也不会炸毁。
但是无产阶级必须在斗争中才能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发展成为自为的阶级，唤醒阶级意识。所以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说，没有工商业的危机，是不会重新出现革命形势的。所以，存在着经济形势与革命形势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工商业危机本身不会成为“崩溃”，迟早都要结束的。经济循环的暂时停滞、中断，总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在两大生产部类之间存在着商品价值比例关系，合理的价值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这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崩溃”，除非处于极端条件之下。如果发生经济危机，只要社会经济还有调整的弹性和余地，总会在付出各种代价（经常是社会底层承担这些惨痛代价）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中去。罗莎•卢森堡企图证明由于《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所以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有误，从而提出了她的革命的“崩溃论”，事实上，从经济学上讲，是她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哲学上讲，是她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领袖一样——虽然她与那些叛徒完全不同，没有真正体会到马克思哲学中人的核心地位，没有领会到各种规律都是由实践的人实现的。
直到《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才重新回到了收入问题上。虽然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就已经证明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不合理表现形式，劳动力价值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涉及到资本收益和土地收益。在第一卷中，马克思也已经放弃工资只能仅维持工人最基本生存的观点。虽然《资本论》中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但是一方面这是与当时的具体历史现实相联系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把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上升为绝对的经济规律。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下，工资标准是不同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至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中也强调，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过多（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的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件事根本不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就能了结。”
在第三卷中，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然后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转化为资本利息和企业家收入，而资本利息的衡量标准只能来源于信贷资本的利率，但是这个利率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是无法确定的，很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寻找的所谓“自然利率”是根本不存在的。“自然利率”的概念，与当代经济学中的“自然失业率”一样，无非是企图把社会现象归结为某种不可改变的普遍规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最无耻的辩护。因此，在马克思这里，也并不存在着资本的利息收入和企业家收入越来越少的观念，虽然它们的共同来源，利润，存在着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也存在着起反作用的趋势。而且，利润率下降不等于利润的下降，只是说相对于资本的积累速度利润的增长将越来越慢，从而利息和企业家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慢于资本的积累速度。而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至少对于绝对地租而言，由于农业产品不参与平均利润率形成，所以在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前提下，绝对地租将持续增长。至于级差地租存在着各种影响和制约因素，则不能笼统的说会增长或减少。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可以导致“崩溃论”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容都被否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自动“崩溃”，是一种极端可笑的观点。从积极的、革命的方面来说，机械的等待“时机成熟”（不论是“崩溃”还是“长期萧条”）再发动革命都是不可接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寻找机会，时刻准备着推翻一个旧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与建设新社会需要的物质条件并不冲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跑到不可能的地方去发动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早已经学会如何在推动和领导资本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主义没有任何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认为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是毫无道理的。
仅仅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根本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解决的强调，才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幻觉，似乎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解决这些矛盾，那么这些矛盾就必然会驱使资本主义灭亡。这种幻觉即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首先就是人的矛盾，又没有考虑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并不是无法缓和的矛盾。而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和回避，自然会使这样那样的“崩溃论”受到欢迎，因为谁都看得到，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资本主义不但不会“崩溃”，而且还会欣欣向荣。阶级的因素被完全忽略了，人的主动性被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被否定了。不尊重阶级的力量和人的能动性，人们就不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会崩溃，就如同人们不知道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样，因为资本主义绝对不会自动崩溃，社会主义也不会光具备了物质条件就可以建设的了。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