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7日，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在“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上发表了“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极端言论，引发新一轮民企“原罪”之争。今年2月11日，“乌有之乡”论坛邀请杨鹏、卢周来、杨帆等学者就“改革以来的‘原罪’问题”进行辩论，使“原罪”之争再现高潮，成为当下左右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杨鹏先生说，拙文《资本家“统战”了胡德平》给胡德平造成了很大伤害。果真如此，我愿意向胡德平先生致歉，这是始料未及的后果。杨鹏的发言还谈到，据说，胡德平认为记者的报道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这点我相信：为吸取眼球，许多媒体都习惯于突出言论的极端部分，从而就整体而言可能偏离发言者的原意。作为公众人物，言行不可避免要受到不同角度的审视，这是开放社会的常态。胡德平先生是开放社会的赞成者，应该不难理性对待自己言论的这种遭遇。
“原罪”问题虽然构成争论，但其实无论左右，对此问题都有相当多的共识。除个别极端言论外，没有人认为改革初期对阻碍生产力的恶法的突破构成“原罪”，也没有人主张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罪行因为是发生在“改革时期”就可以免于惩罚。争论的焦点仅仅在于：对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初期普遍违法运作这种“原罪”，究竟应不应该清算？
一些右翼人士反对清算，他们惯用的论证方式是混淆“对阻碍生产力恶法的突破”与“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称民企在初期的违法，是改革先驱，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民企初期违法行为确有突破恶法的进步一面，但也有单纯属于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龌龊一面，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而且其间也不难辨别。民企“原罪”一词，据说是出自企业家冯仑，据说冯仑曾经说过，民企第一桶金没有几个人是清白的。冯仑被称为学者型企业家，相信他口中所说的“不清白”，绝不包括象小岗村改革那样的对恶法的突破，而是指通过违法方式对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侵吞，这是早期民企普遍存在的快速壮大方式。其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化公为私，包括侵吞贷款；二是偷税漏税。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十年以上的民企强者，恐怕很少有人没有犯过这种“原罪”。难道这种行为也是有功无过，也不能追究？
左翼人士大都赞成清算，但他们只看到“原罪”之恶，只看到清算的正当性，看不到实现正义也需要条件，需要付出代价，而今天的中国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也付不起这种代价。如果在目前被官方称为“战略机遇期”的这段难得发展时期内清算“原罪”，必然重创民企这一中国经济中与市场机制结合最紧密、最具活力、也最有前途的部分，其结果不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嘎然而止，就是将大量份额让于正在大举进入中国的外企；另一方面，清算过程也必然会激化贫富矛盾，使已经存在的社会断裂更加严重。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正义都能兑现，也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可以用清算的方式来惩罚，历史与现实从来就不是一泓清水。有人凭感觉提出以1995年划界，此前的既往不咎，此后的大力清算，这种主张既不具备可行性，同时也丧失了正当性：同样的罪行，凭什么对95前后区别对待？如果理由是95前的坏人少95后的坏人多，那只说明95前犯罪的人更恶劣、更应该被追究，95后的违法倒有可能只是从众心理使然。
笔者不赞成清算，因为清算不利于今日中国的公众利益，其后果必然与主张清算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是，清算固不可行，却不能因此而否认要求清算的声音的正当性；这正如民主在中国或许暂不具备可行性，但不能即否认其目标的正当性一样。本来就是大家的东西，被你胆大攫为己有；本来是我的东西，被你拿去；难道拿了就白拿，我不能提出追究，你反而拿得有理、有功？更加荒谬的是，在一些人口中，提出清算反而成了不正当，成了“否定改革成绩”的罪大恶极之举！这就是笔者起而批评胡德平的原因。这种不欲人言的专横，与左翼喻权域最近提出的“惩治汉奸言论法”，逻辑上如出一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走得更远，因为它不但入异己言论于罪，而且指白为黑。
否认清算正当性的人，往往会举出两个理由。一是胡德平曾说的：当年民企不容易，对中国改革、经济发展功大于过。民企不容易、功大于过这应该承认，但这些不能成为民企“原罪”可免于追究的理由，否则贪官们更有理由免罪，他们要举出一两件功劳还不容易吗？更不要说那些曾为建国而流血冒险的老干部。
另一个理由是强调制度的缺陷，认为造成不公正的根源是制度，应该追究和改变的首先是制度而不是个人。这一理由同样荒谬。制度固然有问题，但制度问题不能成为个人免责的借口，否则制度下的所有人包括贪官都可以此理由免责。我们都生活在今天，生活在这种有缺陷的制度下。制度我们要力争改进，但制度现状下的正义我们同样要追求，而且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促使制度进步的重要方式。否则，仅仅一个制度缺陷的借口，就可以使中国变成丛林，使中国人变成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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