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埃克隆德：原料资源一直是瑞典富裕的基础：结构性问题与疲软的经济
60年代和70年代初，外界的增长条件逐步恶化，石油危机对瑞典工业的打击尤为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瑞典对石油的依赖性很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一系列产品，如巨型油轮，被石油危机所抛弃。
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瑞典出口企业遇到了新的竞争对手。一方面是老的竞争对手，如原西德，战后开始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通常来自地球的另一边，他们的价格远远低于瑞典企业。新的竞争对手常常恰好以强有力的实力闯入瑞典的传统领域。
巴西的速成林，澳大利亚的露天采矿和低廉的运输费用使瑞典的所谓基础工业日益难以保持竞争力，原料资源进而失去了曾经对瑞典人民家庭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原料资源一直是我们富裕的基础，对原料的依赖是阻碍70年代增长的重要因素。
70年代的形势更加严峻，人们提出了对瑞典经济实行迅速变革和使之现代化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瑞典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经济的适应能力下降了。
60年代和70年代，一系列政治决定逐步削弱了瑞典的变革压力。公共部门的发展比几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都迅速，公共事业活动没有受到竞争的挑战。在以最低廉的价格生产消费者和公民所需要的商品方面，经理和雇员们的压力很小，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实行合理化，而是继续扩张。
服务行业的一系列部门也同样受到调节的保护。比如金融部门，货币调节保护了它不受国外竞争的冲击。在商业领域，建立了营业控制制度，与此同时几个大的连锁集团控制了该行业。
在商品生产部门，也出现了广泛的调节，尤其是农业和建筑部门。补贴和调节使建筑部门没有任何较大的费用压力。利率调节使资本费用能够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保持旺盛的需求，即使建筑费用很高，建筑质量很差，住房建筑企业也不会垮台。
同国外竞争的出口企业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保护。当出口企业在70年代受到外来的强大压力时，国家便开始向受冲击的部门提供支持，为的是维持就业。最明显的事例是造船工业，这个行业在70年代得到巨额资助。
尽管如此，竞争力仍在下降——原因是工资和税收增长过快，这时国家开始干预，对克朗多次实行贬值，为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善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为了不受竞争的冲击，瑞典经济的许多部门都受到了保护。许多经济学家和调查表明，变革压力的减轻很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瑞典经济合理化速度和革新速度缓慢的原因。
与此同时，改进教育、鼓励努力工作、提倡节俭的动力减小了。这些对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必要的条件。
公共部门的迅速发展致使税收压力逐步提高。60年代初，瑞典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的水平基本相同，到了70年代末，则远远高出其他国家。
较高的平均税率究竟如何冲击着人们的劳动意愿和效益，谁也说不清楚。不过，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边际税率遏制了效益的发挥，因为它给税前和税后的价格楔入了一个楔子，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在瑞典，1979年的“边际效应”——通过税收和减少补贴而失去的收入增长部分，对一个普通冶金工人来说高达76％，这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半。仅十年的时间，税后补贴就减少了一半。
一系列经济调查证实，这个税收楔子大幅度的扩大，严重削弱了瑞典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对劳动实行了过高的征税，另一方面又允许对债务利息的支出免收费用。高额边际税收和无限制的扣除加到一起造成“巧妙的扣除”比艰苦的劳动更合算。瑞典人正在成为“投机取巧的人”。
转换制度在这个时期变得越来越慷慨，失业补贴和医疗补助不断提高。这虽然改善了职工的保障，但也减轻了人们劳动和谋职的压力，旷工率大幅度增加。缩小工资差别致使“培训补贴”一再培训所得到的工资增长，大幅度下降。这会降低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兴趣，致使曾一度领先的瑞典教育失去往日的优势。
对企业的税收旨在把利润滞留在企业内部，投入到企业本身。对股东所分得的红利加大税收力度．有人把这种政策解释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缓慢的结构变革和企业结构稳定时期，这项政策也许能够达到其目的。但是在一个多变的世界上，人们不能期待着昨日的盈利企业今后仍旧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一项把资金封存在盈利企业中的税收政策，会阻碍新的再投资。
反复贬值的结果也是相同的，这只能有利于已经盈利的企业，特别是实行大生产的基础工业部门，已经存在的活动获得了额外的奖励。然而，日益疲软的克朗终究会限制新的投资和发展新企业的活动。
许多结构性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很难用数字表示出来的。总的来说，削弱变革压力和动力的一系列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
瑞典经济中的奖励制度近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工业的变革或者经济的持久增长。结论是，税收和转换、工资体制、货币政策和调节的变化，削弱了瑞典的吸引力和瑞典企业的持久竞争力。
一个明显的体制变化是1970年通过的一个基本法，把议会原来的两院制改为一院制，议会任期缩短了，议案程序作了修改，使议会能够更快、更透彻地反映人民的意愿。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改革削弱了政府的权力。事实也正是如此，基本法的修改使政府更加难以推行一项强有力的、持久的——但在短期内可能是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
（摘自[瑞典]克拉斯•埃克隆德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瑞典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北京经济学院1995年版，P3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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