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败的实践中发现，现有的刑法由于存在几个漏洞，给腐败分子钻了空子，给反腐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请先看几个案例：
案例一。
某巨贪受贿530多万，罪该处死，几经活动弄了个死缓。执行前因“表现好”改判为无期徒刑。入狱劳动改造后，又因“表现好”而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几经减刑，最终坐了12年牢提前释放回家；
案例二。淮北矿业集团原林业处处长尹西才，受贿570万判个死缓，另有1600多万财产“无法说清来源”，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刑5年，合并执行死缓；
案例三。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主任邓宝驹，侵吞公款2。3亿，以职务侵占罪判刑15年。
上述3个案例无疑是重罪轻判的典型，令人气愤！但合法！
在第一个案例中，刑法的漏洞在于没有长期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一下就进入下一个阶梯---20年有期徒刑。按司法部副部长张军2005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建议，应该增设30年以上有期徒刑。我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但还嫌保守，应该废除死缓和无期徒刑，只设死刑和有期徒刑。有期徒刑超过100年是注射死刑，超过200年是枪决死刑。10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就使一些重罪犯人怎么减刑也得终身监禁，以达到惩罚和震慑犯罪的目的。这个问题我在做狱警时就在思考，现在终于有领导重视了。
在第二个案例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只5年显然极不合理，造成“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局面，保护了大批态度顽固的腐败分子，增加了办案难度。应该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加倍处刑，促使腐败分子积极检举他人特别是行贿者。比如，受贿100万应判50年有期徒刑，那么，说不清100万巨额财产来源，就要判100年有期徒刑；
在第三个案例中，刑法规定贪污罪只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那么，信用社属集体企业，侵吞公款只适用职务侵占罪，最高刑为15年。这就造成集体、民营和外资等企业面对员工侵吞公款行为无能为力，只能靠及早发现开除了事。过去，只要是侵吞公款，一律按贪污论处，显然更合理些。所以，刑法应该规定，一切代理人侵吞委托人财产的行为，以贪污罪论处。
现有刑法是1997年版本，是在1979年版本基础上修改而来，条款大量增加，横生枝接，漏洞反而比从前更多。希望正在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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