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旧改革开放观代表吴敬琏的职业操守

巫继学［人本经济学－自主劳动网.中国经济学(www.economics.com.cn　www.wayee.com )互联网首发］

如今“吃里扒外”在经济学家中特别是著名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极为盛行。他们置身政府职能部门，吃着优厚的政府“皇粮”，掌握更多的信息，参预经济政策的制订，却在公开场合，在各种媒体上站在不同于政府立场甚至站在对立面发表言论，指责、抨击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以似乎“崇高”的学术道德自居，表现得比政府还高明[1] ，时下比如常常落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吴敬琏可谓十分抢眼。我必须指出，这是公然从根本上违背作为政府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这种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闻所未闻，恐怕只是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学家的行径，它甚至超过了新自由主义自由的边界。相反，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倒是堪称典范，诸如骆耕漠、薛暮桥、袁宝华等，他们在任时，尽管有时现行政策与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同，但却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与现行政策相悖的言论 ，当然这可能也有时代语境不同的关系。

如果以服务对象为标准，经济学家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国家全额供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全额供养的其它经济研究机构；第二类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企业的经济研究机构，或者受聘于企业，或者主动服务于企业；第三类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置身于高校，置身于理论经济学研究机构，比较超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企业的盈利诉求，这类学者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业余研究。[2]

既然有既定的服务对象，就一定会站在既定的立场，所谓吃谁的饭办谁的事，这是必须要遵守的职业道德。但是作为学者，无论哪一类的经济学家，都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追求真理。政府经济学家如果对于所要制订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必须在制订之前提供研究报告，并在制订过程中据理申辩，一俟政策尘埃落定，你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必须为这些政策进行诠释以至辩解，决不能做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然，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如果你有实证案例或者调研资料证明政策必须进行修改，完全应当及时提出意见，但这是内部的、机密的，决不可能是外部的、公开的。某些吃着“皇粮”的政府经济学家，经常站在政府经济政策之上，要么义愤填膺地予以批评，要么高深莫测地进行点评，要么另起炉灶地抒发政见，这种在公开场合批评自己可能直接参预制订的经济政策的行为，实在惊诧世人！

甘蔗没有两头甜。尽管不是经常的，一旦当你的学术良知与职业道德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你可以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遵守职业道德，就要与学术良知分手 ，尊崇学术道德，就要与职业道德决裂，并且要接受由此而必然带来的某种惩罚。在这一点上，我倒十分欣赏魏杰教授，他能在自己的学术良知与企业行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关头，及时宣布辞去“新疆屯河”独立董事一职是明智的。尽管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至少他懂得学者的职业道德。尽管学术道德与职业道德的冲突并不是经常的，通例的，有时两者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有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谁都不能担保，两种道德不会出现冰炭不能同炉的情况。去年的“郎顾之争”中，为什么北京几位被称之为有份量的学者在应对郎君时，其言论令人大跌眼镜？两种道德的自相矛盾无疑是深层原因。

没有人怀疑，这三类经济学家中，有权力的人话语权更强劲，其影响范围也巨大，从而他也就显山露水。权力可能源于政治，也可能源于经济。有权有势，在市场关系中有钱也可以有势，所以，政府经济学家与企业经济学家总有更多的光环，有更多的赞誉，有更多的奖利，也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一句话有更多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的媒体通常将诸如美国政府经济学家格林斯潘[3]、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即企业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恩、变换过多重经济学家身份的蒙代尔、中国政府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的见解大书特书的原因。有时，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某些见解，国内学者早已说过或者正在说，但是，媒体可以视而不见，可以听而不闻，但这些人纵令出一口气，也会在各大媒体吹出一片痕迹。

我并不反对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批评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批评企业的某些经济行为，相反，我认为这种批评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应该大力提倡，大力弘扬，大力奖励。问题是，这种批评是有区别的。你是企业经济学家，就不能在公开场合批评你服务企业的政策、举措；你拿了企业的银两，就应恪于职守，为该企业服务；就是为企业做项目，也不能与该企业推行的政策违背，并有义务在你承诺的期限内为其保守商业秘密。在这个意义上，我能够理解我国有个经济学家为电信企业做过项目后为其摇旗呐喊的表现。你是政府经济学家，就必须表面如一地为政府经济政策服务，有不同意见请到内部去说。反倒是社会公众的经济学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业余学者，既与企业没有利益上的瓜葛，也与政府的“皇粮”扯不上关系，他们话语的自由度就要大得多 ，他们当然可以也应该更多地在公众场合对政府的某些不当政策、对企业的某些不当经济行为提出批评。尽管媒体的注意力并不在他们身上，有时可能还会刻意不理会他们，但是苍天有眼，互联网给予了任何人发表见解的国际性平台，社会公众经济学家特别是业余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与互联网与时俱进，真是大快人心事。可怜厉以宁教授，不知那根筋出了错， 许是因为不谙互联网或是为网民们对他的若干“高论”入木三分的批评耿耿于怀，居然对划时代的国际互联网说“不”，号召经济学家们“顶住”互联网的 “压力”，这不是有意在“娱乐”网民，活脱脱的一个新经济时代与风车作战的互联网版本！

还有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规范：做企业就不能做政府，做政府也就不能做企业；做了政府或者企业，就不必有时悲天悯人式地站在政府或者企业的对立面，干起为贫穷大众说话的活，恰似蝗虫吃过界。谁都知道，这三类经济学家的利益是不尽一致，道德规范也不尽一样。从方舟子“新语丝”网站[4] 披露的大量案例证明，一些学者的腐败，正是从两者兼做开始的，或者说，兼做是腐败的温床。你既是当地政府的顾问，又给该辖区某企业策划，你在政府获得的信息直接又用于该企业，这无异于甲乙双方通吃。

既然我心“狂野”，也无法将不平之“火”息灭，谨以上述文字忠告各类经济学家，切勿吃里扒外，也切勿多方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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