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想扼杀中国社会主义宝贵遗产的最后一点痕迹？算一算近些年教材修改的总账

但笔者关注的不是这个，而是近几年来中小学教科书的修改。

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辰林刚去逝几天，就听到上海方面上语文课本中删去有关《狼牙山五壮士》这篇文章。这在日本右翼在侵华历史、钓鱼岛问题上步步进逼，民间对立日益加深的时刻，显然非常意味深长。而在此之前，还有《包身工》这样优秀的报告文学，以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悄然在语文课本中消失，也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选段、《卧虎藏龙》入选语文课本，新一代的运动员桑兰、刘翔等着为英雄形象出现在课本中，这是耐人寻味的。

在自由派看来，《天龙八部》式的文章入选课本以及《包身式》式文章的退出，则意味着喜剧形式的反抗和意识形态的消解，以及教育脱身政治化（这一点在网络上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应入选课本的争论中得到了验证，另也可阅有关五岳散人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杂文）。一个自由派这样遮遮掩掩地欢呼道：【 “作为严谨科学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语文，它表示的只能是语言文字——我们的母语或者说国语即汉语。这，就是语文教学的逻辑起点。”“语文能力就是熟练运用祖国语词文字的能力。”、“从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任何一方面考虑，《狼牙山五壮士》都早该退出语文课本了。】（1）”

但是，无论是对《狼牙山五壮丁》一文退出课本的赞同者还是批评者，或是忽略或是故意避而不谈这背后伴随的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转变，以及对巨大社会不公正的掩盖。

中国的市场改革并没有像政治浪漫派们所希望的那样，市场渐渐地和政府争夺权力，催新生的中间阶层，并成为民主的动力。与此相反的是，这个中间阶层很多进入官府，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逐渐趋同。（2）虽然浪漫派没少为新政叫好，但最终还是表达了失望（3）。

《包身工》记录的是旧中国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惨状。但拿现在中国农民工与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就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薪酬福利等各方面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会怎么样呢？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和南方一带的工厂，工人一般要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连续工作10－16个小时乃至更长，但工资却非常低，平均工资不超过800元（这是广东省劳动厅公开的数据，实际的可能要更低）。在东莞兴昂鞋厂的工潮事件中，资方付给工人的月薪是300/月，而且并不按月发放，而工人每月的生活必须开支就在200元以上。包身工滞留于课本，是语言与身体的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余音尚未散尽。一方面，在课本上，声讨万恶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许多农村孩子的父母，却过着像包身工一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新时代的拿摩温和工人等级森严。另一方面，生活成本日益昂贵，虽然按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这个社会勉强可算盛世，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使得幸福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医疗、教育的产业化使得下层越来越难过，阶层间的流动也越来越少。现实与教育的严酷二元背反，对统治者来说，则意味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新成长的一代则可能成为它的掘墓人。

包身工退出中学课本，正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余声散去，而社会转型期间的漏洞开始一一填补。但这一行为显然是徒劳无功的，现实比什么都会教育人。一本正经的说教，远没有工厂里一个月的苦役来得有效。而今天的大学生经过巨大的投资，跨出校门，却发觉自己的工作越来越难找，工资越来越低，开始在网上修改《多收了三五斗》之招聘会版发牢骚，会发觉自己将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接受这种弱肉强食，成则为人上人，败则自作自受，接受这个结果；要么改变规则。其它未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则更不必说。

2004年对中国矿工来说，是一个死亡年。频发的矿难以平均每天近20人的速度夺去矿工的生命（据联合国不完全统计数据，中国2004年矿难死亡人数6000余人）。在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为了61个阶级兄弟》。为了61个阶级兄弟，这篇文章，这里面流淌着干部、群众之间真诚、质朴无华的深情，表明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无产阶级团结的立场。既然雇佣劳动和剥削没有界线，那么无产阶级就亲如一家。但每天近20人的死亡速度，总与阶级兄弟这个亲切的称呼不相宜，便是猪狗，恐怕也没有这么贱。对于施治者来说，这种团结取向的文章非常可怕，既意味着无产阶级组织化的可能，也意味着无产阶级历史意识觉醒的可能性。

武侠小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并不只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消解，同时也意味着另一种的悄场登场，和一种神甫式麻醉。对于武侠小说，先驱瞿秋白曾有诗评价：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国际歌则说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以金某人的小说流传之广来看，进入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价值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联系此时的社会状况却引人深思。

尽管大人先生们对某个幽灵恐惧万般，咒诅不已。但靠控制记忆这些小把戏来防止它的复活，可能吗？

（1） http://www4.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1&idArticle=142105&flag=1　在我看来，语文与政治活动本身就是密切相关的。在民族的交融和征服中，语言及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在占领区开设学校教授日文，并禁止学习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相似的例证也很多，比如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人曾普遍禁止法国人学习法语，以致有《最后一课》。
（2） 《中国与世界》在2004年增刊第二期――《要建设一个什么党》，曾经调查过党员的社会构成。另毛泽东网在两会期间也搞过一个网调，人大代表的阶层分布。其中的数据能够很好地支持我的意见。
《中国与世界》增刊第二期：http://www.zgysj.com/2004/2004z2mulu.htm全国性抽样调查资料：在党章未修改的条件下，1993－2001年私营企业主
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由13％上升到30％
毛泽东网网调专题：http://www.mzd.com.cn/list.asp?boardid=7
（3）见王怡等人在余＊杰、刘＊晓＊波被传唤前后相关文章。在我看来，这种欢呼是一种政治弱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