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三联书店领导的一封公开信
□秋来相顾尚飘蓬
尊敬的三联书店领导：
你们好。对于由贵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更换主编一事的报道和论争，已经有一些时日了。作为《读书》杂志的热心读者，我一直在追踪阅读相关的文字，无论是纸面媒体上的，还是网络上的。在这里，我无意重述这场论争的焦点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论争的原因，也无意对围绕《读书》的批评意见比如“不好读”或者“新左派取向”等进行反批评。我唯一想指出的是，我发现，尽管这场论争显得异常热闹，但其间并没有贵书店的声音。直到７月１０日，我才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贵书店的负责人以“三联书店”的名义的答记者问。然而，恕我直言，这篇答记者问透出的四平八稳、居高临下的口气，使它读起来让人感觉这根本就是一则通知或者一个公告，而不是我们熟悉的“论争”的声音。或者也正因为它是一个公告，所以并不需要出现多次，因此从７月１０日到现在，“三联书店”再没有发表类似的答记者问，尽管水平参差不齐的论争乃至口水战在网络上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但是，我还是想把这则“公告”置于“论争”的层面上来看待。因为几十年以来，就像贵书店的全称所寓示的那样，三联书店是或者应该是以直面现实、启发新知、坚守人文精神为己任，以“竭诚为读者服务”为宗旨的。在一般人如我者看来，三联书店不应该是任何类型的资本或者官僚机构，任何类型的官僚口气和作派都应该是和它格格不入的，它应该是读者的良师益友。我相信，这也当然是各位领导的共同追求。鉴于此，在“论争”的层面上来阅读这则“公告”，无疑是表达一个读书人对三联书店的真正的尊重。
细读贵书店的这篇简短的答记者问，我谨提出下面几个问题，希望贵书店能给予指点：
一，“三联书店”称更换现任《读书》主编是为了“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可我查阅现行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新闻出版总署第３１号公布），并没有发现这项条文。我谨肯请贵书店能出具相关的法律条文以为说明。
二，“三联书店”称更换主编是为了“避免刊物编辑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以“改善经营管理”。那么，我想问，您所说的“经营”是什么意义上的“经营”？是为了使《读书》更深刻地回应我们时代所提出的包括三农、教育和医疗改革问题等在内的重大问题的经营，是为了坚守并拓展独立的思想空间的经营，是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执言的经营，还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牟利的经营，抑或是为了增加发行量的经营？如果是为了增加发行量的经营，我谨肯请贵书店能在网络上公开陈列２８年以来读书发行的相关数据，以证明汪晖先生和黄平先生主持的《读书》的确存在发行量下降的问题，而有待“改善”。
三，“三联书店”称为了“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而且“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我请问，贵书店都听取了哪些方面的意见？是否听取了汪晖先生和黄平先生在最近的多次访谈中推心置腹所陈述的意见，是否听取了王晓明先生、戴锦华先生等京沪学者七月初在上海的研讨会上所陈述的意见，是否听取了像我一样的普通读者在网络上发出的“留住《读书》，留住汪晖先生，留住黄平先生”的意见？恳请贵书店能本着以理服人的态度开诚布公地回应这些意见。我甚至要恳请贵书店能正面回应那些抱怨《读书》“不好读”或者《读书》“有新左派取向”等等意见，而不是用“为了符合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或者“改善经营管理”等言辞将这些意见轻轻打发。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深知，自己并没有任何权力要求贵书店出具证明或者开列数据。我甚至也不想说要求贵书店出具证明或者开列数据是我的权利，因为在这里，在现在，我们都清楚，权利是一种多么苍白的说辞。我所唯一能做的，只是希望或者说恳请三联书店能秉承三联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毕生提倡的“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的精神，来听一听所有这些“论争”中的意见，并且以“论争者”的姿态，给出自己的回答。
祝
好！
《读书》的热心读者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９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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