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却还没有立——《读书》三十周年雅聚没有“晖黄”
《读书》三十岁了，都说三十而立，但是《读书》就像个失忆的孩子，曾经的十一年历史被忘得干干净净，成长的记忆都不全，遑论“而立”。
话说今年四月份，京城金台饭店群贤毕至，老少咸集，庆祝《读书》三十周年，号称“雅聚”。樊老板做东，从部委官员到杂志领导到大学教授，从创办人到老作者到新起之秀，酒足饭饱之余自然要发些高论来应景，其间或是陈词滥调或是心怀鬼胎，不一而足。但是，觥筹交错中似乎少了两位重要人物——前主编汪晖和黄平，不仅酒水没有他们的，就连在编辑部编发的纪念文章里，两位的名字也没有出现。有意思的是，响彻文章的却是吴国老继续“解放思想”的呼喊，振聋发聩！思想解放来解放去，曾经的主编，深耕《读书》十一年的主编就是在这种“解放”的气氛下，被遗忘地干干净净。
《读书》的“晖黄”时代，十一年间，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进步。在知识界发起的多次有价值的论战，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自有公断；“长江学者风波”、“高家村风波”、直至最后的“换帅风波”，这些事件都一次次的证明《读书》和汪晖在思想界的影响，显示存在的价值。
都说《读书》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大有在社会上酿成新思潮的势头。可是我们知道，一种新思潮并不是高喊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也不是在打打笔墨官司那么简单。重要的是能否在困难问题来临时，用自己坚持的主义来应付解决，自己亲自践行自己的信仰，这是对知识分子是否真诚的有效试验。胡适悲观的说过“多少负盛名的个人与机关，都因经不起这种试验而令人失望”。不幸的是，最近的这次“雅聚”中，三十岁的《读书》对自己前主编的遗忘又证明了胡适的悲观。
《读书》还是让我们失望了，她没有雅量来容纳一位据说带“新左”色彩的主编，甚至在其离任仅一年多以后就匆匆将其遗忘。不管他曾经写过的“编后记”启动了无数青年人的理想；不管他曾经动情的说过“在《读书》工作十一年多，爱护这本杂志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一位力图“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的主编，在其被抛弃之后，所谓的“批判空间”马上灰飞湮灭，甚至自己也难以容身。这是令人失望也是让人难以容忍的。
忘掉汪晖已经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了，但是问题也许更严重。
如果《读书》真能折射改革开放的话，对读书的失望就要扩散到更高的层面上。此次“雅聚”向我们说明，新思潮终究没有酿成，背后的所谓学者露出的市侩面目却是令人不寒而栗！知识分子没有为求知识的真诚，没有酿成新思潮的理想，却满怀派系斗争的龌鹾心理。
学者犹如此，改革何以堪，中国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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