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俄国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原苏历史进行了全方位修正。围绕“资本主义就是好！就是好！”的主题，俄知识界对一般群众开展了铺天盖地的洗脑子工程，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内战时期工人政权的赤色恐怖政策，成了反共知识界挂在嘴边的话题。1997年莫斯科出版了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博士瓦季姆·拉戈文的著作《烈士党》，在书中的部分章节拉戈文同志详细分析了“大清洗”的来龙去脉。下面是有关的论述，限于篇幅，译文有较大删节，但保留了基本事实。
2/10/02/赤军
论大规模清洗的统计数字问题(《烈士党》第479页至489页)
一． 神话的起源
几十年来，苏联和海外的社会舆论都在大规模清洗的问题上被误导了。有关的统计数字通常被无限夸大，并且，类似的统计工作并不是由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这样的专业人士来搞的，资料来源也常常是含混不清的。
对政治风暴的牺牲者数量进行夸大的作法，也是古已有之，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好例子。但是，对“斯大林清洗”问题的造神运动，可说是前无来者。1945年“美国之音”电台台长阿·巴尔曼声称当时的苏联集中营内关押了“一千二百万人”（见Barmine
A. One Who Survived N.-Y. 1945.P.32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地下刊物也继承了类似的说法，特别是那些本身经历过清洗的释放人员，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在当时的地下小说“大学里的无用系”中，作者丹布罗夫斯基断言，1937—1938年间，“最起码抓了一千万人”。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小说“第一圈”中间，以貌似公正的口吻写道：“当实际关押人数仅为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时，囚徒们以为抓了两三千万人”。
索氏的手法并不新鲜：先公布一个完全离奇的说法，然后再端出自己的“真相”，来增加说服力。
苏联解体后，1994年就清洗问题出版的《暴君的画像》一书，起了进一步把水搅混的作用。作者安通诺夫·奥夫申科声称，清洗的最高潮是1938年，当时关押了一千六百万人。书中一再强调，在1935至1940年间，逮捕了一千九百八十四万政治犯，其中七百万人被枪决。为了说服读者，他引用所谓的“克格勃证明文件”，据他讲，这份文件是在苏共二十大上呈递给苏共中央的（《暴君的画像》，1994年版，第100页和第426页）。
沃卡冈诺夫和麦德维杰夫的著作，与真相有所接近。麦德维杰夫认为，在1936至1938年间，五百万人被拘捕过。同时他声称“1941至1942年间苏劳改营的犯人总数与前线苏军的人数大体相等”（见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405，455，456页）。
赫鲁晓夫也参与了夸大事实的运动。他在自传里断言，斯大林去世时，劳改营内关了一千万人（见《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三期，第82页）。
其实，有关政治犯的所有情况，都在苏安全机关的档案库内保存着。然而，迟钝、蜕化而怯懦的苏联官僚层不敢做出解密的决定。在戈氏改革后期，形形色色的反共谣言满天飞，什么列宁是德国特务啦，肃反杀了几千万啦，官僚层像个乌龟，缩在壳里不言不语。仅在苏解体前夕，部分档案得以解密，真相见了天日。当然，资产阶级传媒是不管什么真相不真相的，他们只负责宣传。1996年总统选举前，为了给叶利钦连任造势，《消息报》记者费方诺夫大嘴一张，宣布“三十年代被迫害致死的人起码有两千万”（见1996年7月3号《消息报》）。
二． 真相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赤军注）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二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七十六万五千一百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二百九十万人的判决是由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剩下的九十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一报告在九十年代初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部门批露出来（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2至153页）。
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组数字中，包含了一部分（尽管是不大的一部分）重复的判决，就是说一个人被先后判了几次。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左翼反对派（即所谓的托派—赤军注）成员来说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人被判处死刑。要补充的是，一小部分死刑犯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内战和二次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三万五千八百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三万三千人，这个数字已经纯粹是安全部门（所谓的格柏乌，即政治保卫局—赤军注）的工作结果了。要阐明的是，这里面既仍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也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二十万零八千人，创下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十八万零七百人，十四万一千零九百人，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人（见1994年版《俄罗斯历史大事记1917—1940年》第385—386页）。
1936年是大清洗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一百八十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二百六十万人，其中约一百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这些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他们和一般居民的主要差别在于不享有公民权利，但是三十年代末，这一歧视性规定被政府取消，强制移民从此混同于一般居民了。
更加详尽的资料，来自古拉格（俄文“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赤军注）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1940年，古拉格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八百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1/。正在服刑人员；2/。刑满释放人员；3/。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从总体上讲，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一千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古拉格在营人数为十七万五千人，1933年达到三十三万四千人。1937年达到一百一十九万六千人，1940年达到一百六十六万人，（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2页）。1941年达到了二百三十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地海沿岸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赤军注）。
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古拉格释放了三百四十四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释放了六十万人，其中十七万五千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
与此同时，古拉格接收了二百五十五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大清洗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人，创最高记录。
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三百五十万五千人（1939年1月的最高记录）和十五万五千二百人（1944年1月的最低记录）之间。（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3页）
三． 关于死亡
从1922至1928年，苏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两万零两百零一人。1937年的数字是三十五万三千零七十四人，1938年的数字是三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1939年下降到四千二百零一人，1940年再下降到一千九百三十九人。（见《国家档案》杂志，1992年第2期，第28页）。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古拉格自然死亡人数为九十六万二千一百人。1937年死亡两万五千人，1938年死亡九万五千人，1939年死亡五万五千人，1940年死亡四万六千七百人，1942年猛增到二十四万八千九百人（见《社会调查》杂志1991年第6期第10页）。
四． 关于政治犯在古拉格中的比例
1934年以反革命罪关进古拉格的人数是十三万五千二百人，1939年达到四十五万四千四百人，1950年达到五十七万九千人。除此之外，一部分政治犯是按刑事犯处理的，而部分刑事犯又是被当作“破坏、怠工”分子处理的（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2页）。经过大规模平反后，1959年在监狱和流放地还剩有一万一千名政治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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