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还是流氓？——看北大“精英”尹保云、陈瑞华的精彩表演
黎阳
2005．5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
北大“精英”尹保云、陈瑞华最近的精彩表演，再一次证明鲁迅几十年前的这一论断今天仍然没过时。别看这二位都是道貌岸然的北大教授，但如果冷静分析其所做所为的内在逻辑，实在与流氓无异。
先看尹保云。一面说：“前30年一直在搞政治运动，从大跃进、反右、反右倾到文革，一直在搞运动、人整人，在这种环境下，哪还有什么‘党风’可言？”一面说：“我没有歌颂毛泽东，是因为不是在对他的功过作全面的评价”、“我说党风‘只有3天没有问题’，并不是在故意贬低前30年。”把整整30年的历史全说成是“搞运动、人整人”、“无党风可言”的历史，那还不叫彻底否定？已经把毛泽东说得30年全都是“过”了，还说什么“不是在对他的功过作全面的评价”，还说什么“并不是在故意贬低前30年”，这是什么逻辑？堂堂北大教授就这逻辑水平？
改革前30年“党风只有3天没有问题”的结论从何而来？尹保云说：“解放后第一天进城、第二天驻扎、第三天就面临一个问题：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从夺权向掌权的转变。有不少干部进城后，由反对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到抛弃自己原来的妻子而与资本家与地主阶级的女儿结婚。这就说明党风遇到新问题，出现了新问题。所以，我说党风‘只有3天没有问题’……。”
尹保云在这里采用的是什么逻辑？是信口开河的逻辑，是“鸡蛋里挑骨头”的逻辑。说他信口开河，是因为他毫无根据，光凭拍脑袋就断定了三天的转变期：“第一天进城、第二天驻扎、第三天就面临一个问题：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从夺权向掌权的转变。”（怪了，第一天进城难道就不“驻扎”了？待考。）全国那么多城市，如何证明所有这些城市都是“第一天进城、第二天驻扎、第三天就面临一个问题”？是他亲自去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当场统计出来的，还是引用了别人的统计成果？如果是引用别人的数字，根据何在？如果纯属他凭空捏造，那不是信口开河又是什么？他说“有不少干部进城后，由反对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到抛弃自己原来的妻子而与资本家与地主阶级的女儿结婚。”既然说“有不少干部”，那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百？统计数字何在？证据何在？照尹保云的说法，共产党进城只老实了三天，第四天就换老婆成风了。于是“党风遇到新问题，出现了新问题”。既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进城没几天就换老婆成风，闹成了党风问题，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那么多老资格换了吗？进城后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里有多少是换了老婆的？如果说不管是不是高层领导，只要共产党的干部里有人发生了进了城换老婆的问题就是党风问题，那尹保云的逻辑就是只要出现过问题，哪怕只有一例，那也要算整个党的党风问题。这不叫“鸡蛋里挑骨头”又叫什么？
尹保云对毛泽东领导下的30年的党风的态度是“鸡蛋里挑骨头”，全盘否定。如果他对谁都一视同仁，那倒也罢了，至少还可以算得上疾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然而他的吹毛求疵只对毛泽东，对别人就完全是另一付嘴脸。对贪污腐败则不但无比宽容，而且公然辩护。又是“看党风不能只看腐败与否”、又是“解放初也有腐败。50年代‘一碗鸡汤换个党员’……文化大革命时期送地方级别的土特产，80年代初送全国级别的土特产，80年代中期送红包，后来演化到送房子、存折、股份等等。”看见尹保云的逻辑没有？送“一碗鸡汤”、送“土特产”跟“送房子、存折、股份”的性质一样；也就是说握手、掰腕子跟打耳光的性质一样，恋爱结婚跟强奸嫖娼包二奶的性质一样；总之要么都算犯罪，要么都算正常。毛泽东时代刚进城时个别干部换老婆算党风问题，而现在那么多高级“公仆”贪污、腐败、包二奶不但不算党风问题，而且还算“改革后的党风比解放后前30年好”！毛泽东的30年一无是处，毛泽东之后的一切无一错处。这就是尹大教授的逻辑。对比鲁迅关于流氓的标准，尹保云的“教授”头衔之前（或之后）冠以“流氓”二字是不是当之无愧？
再看“陈瑞华被指侮辱自考生事件”。
先欣赏欣赏陈大教授的这些“警句”：
“这些没有经过法学正规教育的人，三四年在北大混吃、混喝，蹭课听，到头来靠死记硬背也能混进北大。”
“今年我们下决心，凡是进入复试的自考生，我们一个都不要，档次太低！”
“大量自考生进入复试，而把北大自己的优秀生拒之门外，是法学院的悲哀、北大的失败。”
“不要问他书上的，书上的他对答如流，就得问他书上没有的。”
如果只招“北大自己的优秀生”，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公布于众？至少免得别人瞎耽误功夫，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既然面向全国招生，那就是公开承认了一视同仁的原则。既然一视同仁，那为什么又要在“最容易受人为因素影响的”面试上耍花样？为什么公开说“不要问他书上的，书上的他对答如流，就得问他书上没有的”？
不是很多 “精英”把北大喻为“中国的哈佛”吗？不是要“认真学习摆在眼前的先进单位（如哈佛）”吗？不是很以哈佛为“先进榜样”吗？如果哈佛法学院教授敢公开发表上述言论，那将会如何？没的说，吃官司，解雇，身败名裂。而陈大教授呢？又要表面公平，又要实际歧视；又想有哈佛的名气，又要干哈佛绝不敢干的事；牌坊立得大，婊子当得欢，这还不算流氓？
当代北大实在是名人辈出之地：厉以宁、张维迎、焦国际、陈兴良、贺卫方……现在又加上尹保云和陈瑞华，真是“精英”荟萃，占尽风流。就怕物极必反，将来人们提到这些名字时保不住会来上一句：北大教授，无耻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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