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和阶级权力的复辟

新自由主义和阶级权力的复辟

大卫·哈维

　　布什总统不断重复宣称美国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自由”这一贵重礼物。“自由”，他说道，“是万能者给世界上每个人的礼物”，“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有义务来促进自由的扩散。”这曲关于先发制人入侵伊拉克的超级成就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自由的高调（当局和军方也不断帮腔）在美国的诸多媒体不断得到附和，并且对于许多公众来说似乎是个有说服力的论据以继续支持战争，虽然官方给出的战争借口（诸如萨达姆与拉登的联系，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如此苍白无力。但是，所谓自由不过是个骗人的字眼。如多年前马太·阿诺德所言：“自由是匹很好骑的马，但骑着它是为了到达别处。”既然如此，那些慷慨赠送马的人期望伊拉克人民骑着这匹自由之马前往何处呢？

　　美国在由伊拉克临管会头子保罗·布雷默在2003年9月19号发布的四项命令中给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命令包括“公共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外国公司持有伊拉克公司全部产权的权利，外资利润的自由汇出…伊拉克银行控制权对外资开放，外国公司的国民待遇，以及…清除所有贸易壁垒”。这些命令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领域，包括公共服务、媒体、制造业、服务业、交通、金融和建筑业。只有石油是个例外（大概是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为实现美国单独控制的武器所具有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用说，这些措施也涵盖了劳动市场。罢工是不允许的，组织工会的权利也受到限制。高度累退的“统一税”（美国保守人士长期追求的目标）也得到实施。如内奥米·克莱因所指出的，这些命令违反了日内瓦和海牙公约，因为根据这些公约，占领当局有责任保护被占领国家的财产而无权抛售。而且，对于被伦敦《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本主义梦想”的对伊强制措施存在着很大抵制。甚至伊拉克的临时贸易部长，一位美国指定的临管会成员，也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制实施进行了抨击，称之为“无视历史的有缺陷的逻辑”。几乎可以肯定，如克莱因所指出的，美国对伊拉克直选的抵制源自于在大约两年内建立直接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几乎肯定会违反美国的意志）之前与指定代表合作的愿望，这些代表在自由市场改革方面将尽可能顺从美国。如由占领当局实施，布雷默规则会被认为非法，但如经临时政府（即使非选举产生）确认的话，则可被认为是合法的。在2004年6月底接管的临时政府虽被认为有“独立主权”，实则只有对即成法律进行确认的权力。它不能修改即成法律或制定新法（虽然临时政府人员本来就不可能根本偏离布雷默规则）。很明显，争取选举自由和由伊拉克人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斗争与保护伊拉克财产不受外国掠夺者侵犯的斗争是一致的。

　　新自由主义转折

　　很显然，美国在伊拉克以主要力量强加的是一个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政府机器，该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提供便利条件使资本得以盈利性积累。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布雷默所勾勒的一套措施对于财富创造和随之而来的全民福利提高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市场与贸易自由的结合长期以来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特征，并已主导美国对外立场许多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际，布什总统在《纽约时报》的op-ed页（社论版对页）中宣称，“我们将利用我们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影响的优势，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和开放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许多国家能实现进步和自由的繁荣。一个自由不断增长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反映美国的不朽理念，并能把美国的盟友团结起来…在压迫、怨恨和贫穷为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所代替的地方，我们追求的只是和平”，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被证明能够把整个社会从贫穷中拯救出来”。今天，他得出结论说，“人类已经掌握了以自由成功反对各种过时敌对物的机会。在这一伟大使命中，美国则乐于承担领导的义务。”同样的说法出现在不久后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的序言里。正是这种被解释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自由将被施诸伊拉克和全世界。

　　在这里回顾一下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第一次大规模试验是有好处的，这次试验发生在1973年皮切诺特发动的“小911”政变（几乎刚好发生在布雷默宣布这种制度要在伊拉克建立之日的30年前）之后的智利。这次针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选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政变，得到了CIA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大力支持。它粗暴地镇压了各种社会运动和左派政治组织，解散了各种形式的公共组织（如较穷街区的社区健康中心）。劳动市场从管制性和机构性（例如工会权力）限制下得以“自由化”。但到了1973年，先前主导拉美经济重建的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战略在1964年军事政变后的巴西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也已名声扫地。在世界经济陷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新办法自然得以明确提倡。一群美国经济学家被召来以帮助重构智利经济，这些经济学家群因信奉在芝加哥大学授教的密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而被称之为“芝加哥小伙子”。他们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进行展开操作，私有化公共财产，向私人开放自然资源，采取便利外资直投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外国公司从智利营业中汇出利润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取代了进口替代而备受偏好。唯一保留给政府的部门是铜（地位很像伊拉克的石油）这一关键资源。随后智利经济在增长率、资本积累、外资投资的高回报方面的复苏提供了根据，使得智利经济成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主下）和美国（里根主导下）随后向更加开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的仿效模式。外围国家推行的粗暴试验成了中心国家政策形成的仿效模式（非常类似于如今建议在伊拉克实行的统一税），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智利试验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分配。国家与统治精英以及外国投资者大获其利，而广大人民情况却很糟糕。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随时间推进而出现的一贯后果，以至于对整项工程来说可以看成是结构性的特征。而这方面迪梅尼尔和利维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蓄意实现人口中最富裕阶层的阶级权利复辟的工程。在评价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情况时，他们写道：

　　二战前，这些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6%。战争期间及6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至8%，在此水平上一直保持有30个年头。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突然飙升，80年代末则升至15%。看一下财富总量的话，趋势也是大体如此...”

　　其他数据则显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由1978年的2%升至1999年的6%还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布什政府的减税措施开始生效，财富向社会上层的集中将会持续快速进行。迪梅尼尔和利维还注意到，“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利率几乎难以超过通胀率水平，公司的低红利派发，暗淡的股票市场，都进一步蚕食着最富裕阶层的收入和财富”。70年代不仅有着全球滞胀危机的特征，而且也是社会上层阶级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的时期。他们争论说，新自由主义兴起正是对这种威胁的一种反应。

　　但是为了证实阶级权力复辟这一论点，我们需要确认在向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变的背后存在着某种阶级权力的汇聚整合，因为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求助于智利那种类型的暴力手段。因此有必要构建这种阶级意志的统一。为了具体了解这一过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70年代这个关键的十年。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和美国劳资妥协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增长岁月里运转得相当不错。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再分配政策、对资本流动自由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国家设施，与相对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和充分的盈利水平齐头并进。但到了60年代末，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经济，这种好光景开始打破。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0PEC石油禁运以前，曾经用来管理国际经济联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解体了。一场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处处露出迹象，宣告了一个全球滞胀和许多国家财政危机（英国在1975-6年期间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以渡过难关，同一年份里纽约市也出现了技术性破产，与此同时政府支出缩减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的阶段即将到来。作为一种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相协调的管理资本积累的可行方案，凯恩斯主义折衷方案最终显然崩溃了。

　　左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话，还包括通过强硬措施以及工资和价格管制来抑制劳动者的要求和大众运动），然而，这样做的同时却并不对资本积累权力构成直接挑战。这个答案在欧洲是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联合提出的（在象“红色博洛尼亚”这样的地方寄希望于对资本积累的统治与管理的创造性试验，或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倾向于一种更加开放的市场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理想）。左派在这种计划的号召下汇聚了相当的公众力量，他们在意大利接近了政权，在法国和西班牙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政权。即使在美国，70年代早期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通过立法发动了一轮巨大的关于环境、劳动、消费者和公民权利问题的管制改革（由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署成法）。但总的来说，左派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方案没能超越多少，而这些措施在70年代中期以前即已证明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要求。这样一来，结果就是争论双方的两极分化，一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这些人在政治实践上经常抑制他们自己的选民的要求），另一方则是所有那些关心重建更为开放的条件的人的利益，这些条件为积极的资本积累所需。

　　作为一种对付那些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事物的矫正办法，和针对资本主义弊端的一种解决方案，新自由主义长久以来一直窥伺在公共政策周围。但只有在70年代那些麻烦的年份里，它才开始走向中心舞台，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并在一些诸如伦敦经济事务协会和芝加哥大学这些智囊团体里发育成熟。作为新自由主义领袖，哈耶克于1974年，密尔顿弗里德曼于1976年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新自由主义也赢得了尊敬。它也逐渐开始了实践层面的影响。例如，在卡特任总统期间，作为针对贯穿美国整个70年代的持续性通胀状态的一项对策出现了经济的非管制化。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直至1979年，新自由主义才作为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管理公共政策的一项新的经济正统而得到显著加强。

　　这一年五月在英国当选的玛格利特·撒切尔强烈要求对经济进行改革。在基斯·约瑟夫和经济事务协会的思想影响下，她接受了这种思想，即认为凯恩斯主义应被抛弃，而货币主义“供给方面”的解决方案对于医治在整个70年代折磨英国经济的滞胀问题至关重要。她知道，这意味着不亚于在财政和社会政策方面发动一场革命，同时果断抛弃1945年以来在英国即已巩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各种机构和政治方式。这意味着要对抗工会权利，对阻碍竞争性自由流动（包括许多专家及其协会的权力）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结合体（如那些以市政治理机构的面目出现的社会团体）发起进攻，废除或击退福利国家的各种承诺，公共企业（包括社会住宅项目）的私有化，减税，鼓励企业家创新，以及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大量流入（主要是从日本）的有利的商业氛围。

　　皮切诺特通过强制性国家暴力所做的事情，撒切尔则要通过组织民主意志的统一来实现。在这一点上，葛兰西关于革命行动之前有必要组织统一意志和支配权的看法用在这里是很贴切的——事实上撒切尔本人确实自我标榜革命。作为反对工会权力和政府方面官僚主义沉闷无能的武器，关于个人主义、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洪流在英国70年代经济滞胀的阴暗岁月里大肆泛滥，这些思想得到越来越屈从于大资本利益的媒体的情意宣传。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被解释成一场关于治理体系的危机。为得到弥补长期负债状态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6年要求实施一项严厉措施，当时在卡拉汉领导下的劳工政府同意了这一符合公司利益但却违反其传统支持者利益的措施，这一事实为如下思想铺平了道路，即如撒切尔所说，除了新自由主义方案外“没有其他选择”。通过组织一定程度上统一的政治意志，尤其是在为其带来选举胜利的中产阶级内部进行这种组织，撒切尔革命按照这种方式做好了准备。根据程序，她提出了一项选举权限制，从而击退了工会权力。至于对付在诸如教育、医疗卫生和市政治理方面有着很大权力的职业协会，则是另一码事。在这方面她的内阁班子（及其支持者）极不体面地发生了分裂，为消除党内和媒体上的对立从而推行新自由主义原则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她后来在一段著名的发言里宣称：“不存在社会一类的东西，存在的只有个人”，她随后补充道，“以及他们的家庭”。各种形式的社会结合体都要取消，以便于推行个人主义、私有财产、个人责任以及家庭价值。从撒切尔的辞令中流露的根据这些原则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击是冷酷无情的，并最终取得了大体成功。“经济学只是方法”，她说，“而目标却是改变灵魂”。她确实实现了这种改变，虽然使用的方法无论如何不是没有政治代价的，也不是没有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各种矛盾冲突的。

　　1979年10月，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策划了一个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大转弯。美国长期坚持的新政原则即以充分就业为关键目标的广泛的凯恩斯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抛弃，而代之以压制通胀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对就业、对高度依赖美国经济条件并对美国利率变动十分敏感的经济体（诸如墨西哥和巴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通胀率高达两位数的70年代里，经常为负的实际利率，经过联储批准一变而为正值。隔夜名义利率提高至（这一动作后被称为“周六夜特价品”）接近20%的水平，等于把美国和世界其余许多经济体故意推入衰退和高失业的境地。据称，这种转变是走出令人头痛的滞胀危机的唯一办法，这种滞胀危机在整个70年代一直是美国和全球多数经济的主导特征。

　　此后一直被称之为“沃尔克冲击”的这种做法，如没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领域的相应转变是无法巩固的。罗纳尔德?里根对卡特的胜利被证明是个关键。里根的顾问们确信沃尔克的“药方”对于病态的停滞经济体来说刚好击中要害。沃尔克获得了支持并再次被指定为联储主席。里根政府的任务就是通过进一步非管制化、税收减免、预算削减和攻击工会及专业机构权力来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在一场持久而痛苦的罢工中，里根镇压了“专业空运管理组织”（PATCO），一个空运管理人员的工会。这实际上是对有组织的劳动权力机构发动全面进攻的信号，这种情况又恰恰发生在沃尔克激起的衰退产生高失业率（10%或以上）的时候。但是PATCO不仅仅是个普通工会，它还是一个有着熟练专业工人协会性质的白领工会，因而更像一个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的代表性工会。总的来说，这些情况对劳动条件造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通过如下事实可能对该后果有个最好的把握，即在1980年贫困水平线平齐的联邦最低工资到了1990年已经降至低于该水平30%的程度。里根的在诸如环境管制、职业安全和健康等问题上负责的政府机构成员也把反对大政府的运动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航空和电讯到金融，这种全方位的非管制化为大公司利益开辟了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新领域。在意识形态上被描述成鼓励竞争和创新的主要手段的市场力量，实践上却成了巩固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权力以作为阶级统治核心的主要工具。与此同时，对富人的减税政策也开始了向社会不平等加剧和上层阶级权力复辟方向的重大转变。

　　关于在所有这一切背后发生的阶级力量变化，托马斯?埃德索（多年来专门关注华盛顿事务的新闻记者）在1984年发表了一份预见性报告：

　　“在70年代，商业界按照一个阶级的标准来约束自我，他们把收敛起竞争本能，而代之以在合法领域的进行联合与合作。商业界的政治战略主题不再是仅仅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个体公司，而是在对付诸如消费者保护和劳动法改革等法案方面，在制定有利的税收、管制和反托拉斯法方面共同进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业界需要一个阶级的政治工具和和一个公众基础。于是他们积极争取拉拢共和党来作为这样的工具。旨在促进“金钱所能收买的最好政府”（如一句古老格言所说）的强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步骤。1974年，据说“进步”的竞选资助有关法律，实际上使得政治资助性腐败变得合法化。政治行动委员会因此能够保证两个政党在经费上为公司之间的有钱的专业协会所左右。这种公司型PAC（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974年只有89个，1982年则剧增至1，467个。在其利益得到照顾的情况下，他们乐意资助两党中的当政人员，同时他们还系统地倾向于支持那些右翼竞选者。每个PAC对每一个人的献金不得超过5000美元的限制迫使这些不同公司和不同行业的PAC们一起行动，这则意味着他们之间能够基于阶级利益而联合起来。这一时期共和党成为自己“阶级主导成分”的代表的明确意向，与民主党思想上的含糊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民主党的这种态度是由如下事实造成的：它与社会中各团体的联系非常散乱，这些团体中——妇女、黑人、劳工、老年人、拉美裔人、城市政治组织——没有哪一个显著地大于其它团体。而且，民主党对“大钱”献金的依赖使得其中许多人难以抵制公司利益的直接影响。国内制造业、采矿业、渔业和农业公司的利益在不断展开的阶级战争的这个方面站在前列。

　　然而，要有效地取得权力，共和党需要一个可靠的选民基础。大约这个时候共和党人开始寻求与基督教右派“道德多数”的联盟，它求助于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道德正义上的沮丧感（之所以沮丧是因为这个阶级长期生活在经济安全无保障的条件下，他们感觉与那些通过赞助行动及其它政府计划进行分配的许多利益无缘）。这种“道德多数”可通过把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以及反女性主义加以包装来进行动员，如果把直接拿出这些玩意来并不适当的话。某一社会群体会由于文化，民族和宗教原因而反对自身物质的、经济的和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从那时起，大公司和保守基督徒之间这种的不洁联盟不断得到巩固，直至最终从共和党中清除了所有的自由分子（这些人在60年代是很重要并有影响力的），并把它转变成为同今天类似的右翼选举势力。

　　里根的当选开始了巩固政治转向的长期过程，这种政治转向是支持早期向着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转向所必要的。当时埃德索注意到，他的政策集中在：

　　“全面推动从广度和深度上对联邦管制的削减，这些管制涉及工业、环境、工作场所、卫生医疗以及卖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里根政府的非管制化推动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完成的：大幅削减预算以削弱政府执行力；指定反管制的、面向行业的机构人员；最后，授权给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以前所未有的权力来部署主要的管制措施和强制推行对管制议案的主要修改，以及通过冗长的成本收益分析来有效扼杀广泛的管制创意。”

　　然而，同时还有另外一项转变也推动着那种向着新自由主义方案的运动，但这次却是在70年代的全球层次上。随着1973年石油禁运而来的OPEC石油价格飙升把大量的金融权力赋予了石油生产国，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阿布扎比。现在根据英国的情报资料我们知道，美国在1973年曾积极准备入侵这些国家以恢复石油自由流动和压低石油价格。我们还知道，大概在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下，如果不是公开军事威胁的话，沙特人同意把他们的石油美元通过纽约的投资银行进行循环。这样，后者突然发现他们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资金，对于这些资金必须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在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和回报率较低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提供的机会并不怎么样。更多的投资机会必须到国外去寻找。但这要求为这些美国控制的资金在外国和国际间的操作提供开放的进入权和适当的安全条件。纽约投资银行于是求助于美国的帝国主义传统来撬开这些新的投资领域并保护国外业务的安全。

　　美国的帝国主义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帝国传统相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美国在19世纪末曾玩过殖民征服的游戏，但在整个20世纪它却已进化成一个没有殖民地的更加开放的帝国主义体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当美国在尼加拉瓜部署海军以保护美国利益时，却发现他们卷入了一场由桑迪诺领导的持久而麻烦的游击性起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范例。答案就是寻找一个本地强人——在这里就是索摩查——并为他、他的家庭及其直接拥护者提供经济和军事帮助，以便于他们能够镇压或收买反对者，并为自己积累起相当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这些人则始终支持美国，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能够促进美国在该国和该整个地区（这里就是中美洲）的利益。这就是二战后去殖民化时代美国所采用的模式，这种去殖民化是在美国坚持下强加于欧洲各国的。例如，CIA于1953年在伊朗策划了一场推翻民主选举的摩萨德政府的政变，并把向美国公司提供石油合同的伊朗国王扶持上台（但没有归还摩萨德收归国有的英国公司的财产）。伊朗国王也成了美国在中东石油地区利益的关键保护人。在战后时期，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对美国统治敞开了大门。但这也经常要求在美国方面采用一种反民主的（尤其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略。这造成了美国愈来愈和发展中国家（当然，最显眼的就是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强制性军事专政和独裁制度结盟的荒谬结果。因此，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利益变得愈加脆弱。对各种强制性制度的支持向来都有反生产性的危险。向可以轻易收买统治精英的首肯时，为反人民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采取高压政治的必要性，就把美国与为反对公众运动而大量采用隐秘暴力的长期历史联系了起来。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通过纽约投资银行进行循环的剩余资金扩散到了世界各地。迄今为止，许多在战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美国投资都属于直接投资类型，且主要涉及原材料资源（石油、矿石、农产品）开发，或者是对特定市场（电讯等）的培育。纽约投资银行在国际上一向都很活跃，1973年后尤为如此，虽然不再向先前那样着意于直接投资。这则要求国际信用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而美国在沃尔克冲击后几乎立即开始了对这种战略的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投资银行起初着眼于向外国政府的直接贷款。由于急需信用，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被诱入了债务/信用陷阱，投资银行（它们得到了美国帝国政府的支持）由此处于一种有利位置从而能够要求比国内更高的回报率。由于贷款是以美元计值，因此美国利率的任何温和增长都可能把这些脆弱国家推向债务破产，更不用说美国利率的飙升了。因此纽约投资银行就有着很大的风险敞口。这种情况的首次大规模出现是在紧随沃尔克冲击之后，即1982-4年墨西哥由于这种冲击而几乎走向破产。在执政初年曾认真考虑过不再支持IMF的里根政府，找到了一个通过集中美国财政部和IMF的力量进行债务滚动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作为债务滚动的条件，债务国必须进行结构改革。当然，这要求IMF的理论框架从凯恩斯主义向货币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很快得以完成，使得IMF成为经济理论中新货币主义正统施展影响的全球中心）。作为债务重组的条件，墨西哥被要求进行制度改革，如削减福利开支，放松劳动法和私有化，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之为“结构调整”。墨西哥因此也部分地日益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标杆，从那时起，IMF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推行的关键工具，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政策也是强行推进的。

　　墨西哥的情况说明了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前者情况下，贷款人要承担错误投资决策造成的损失，而对后者来说，借款人却要被政府和国际权力机构强迫全部承担偿还债务的代价，而不管这样做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福利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要求把资产按处理价交给外国公司，那就毫不含糊地这样做。如迪梅尼尔和利维所指出的，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允许美国的上层阶级从世界其余地方抽取特别的高额回报。

　　美国阶级权力的复辟情况还取决于阶级权力自身的某种重构。股东与管理层的分离（或者分得红利和利息的货币资本与从生产的组织中获取企业利润的生产/制造业资本之间的分离）多次造成资产阶级内部金融家与实业家之间的冲突。例如，在英国，政府政策长期以来主要迎合伦敦市金融家的要求，而对制造业利益造成损害；60年代美国金融家与厂商之间的冲突也经常浮出水面。70年代这种冲突大部分已经消失。大公司自身定位上越来越金融化，即使在他们从事生产的时候，如象汽车部门就是这样。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通过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向后者付酬而得到融合。股价而非生产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从中产生的投资诱惑也变成压倒性的了，如象后来随着安然一类公司的倒闭而表面化的情况那样。这一切总的结果，就是金融利益（会计师的权力胜于工程师的权力）在统治阶级和统治精英内部取得了优势地位。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切事物的金融化和资本积累权力中心的再定位，这种定位在损失资本其余部分的代价下特别有利于所有者及其金融机构。由于这个原因，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整合，就成了越来越主宰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集团（如称之为G7的集团）的关注中心。

　　被看作理想类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考虑作为理想类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这样提问题有着众所周知的危险，但也有着能和此前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加以鲜明对比的优点，同时对于新保守主义是否根本偏离或者仅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新自由主义这一问题有个初步考察。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基本任务归根到底就是创造一个“好的商业氛围”，由此优化资本积累的条件，而不管这样做对就业和社会福利造成何种后果。这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在维持充分而稳定的资本积累率的前提下以追求充分就业和所有公民福利最大化为己任。

　　新自由主义国家追求推进各种商业利益这一事业，促进和激励（通过税收优惠和其他让步以及如有必要由国家负担提供基础设施这一做法）这一事业，他们争论说这将鼓励增长和创新，而且这是消除贫困和从长期来看提高多数群众生活水平的不二法门。新自由主义国家在追求财产私有化来为资本积累开辟新领域方面尤为卖力。先前由政府运营或管理的部门（运输、电讯、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公用事业、社会住宅项目、教育）均被移交到私人领域或被取消管制。资本在部门间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被看成是恢复利润率的关键，所有有碍这种自由流动的羁绊（如计划控制）都必须被移除，除了那些对“国家利益”较为关键的领域（然而这可以根据情况方便来进行定义）。因此，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口号就是“灵活性”（在劳动市场和资本投资的配置上）。它鼓吹着竞争的各种优点，实际上却在为资本集中和垄断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在国内，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敌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公然压制）各种形式的限制资本积累的的社会结合体（如工会以及其他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里取得相当权力的各种社会运动）。它取消各种福利供给，把其在如下领域的角色尽可能降低：卫生医疗、公共教育以及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处于中心地位的各种社会服务。社会安全网被降至最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所有形式的管制活动或政府干预。对那些无法私有化的公共部门，为保证其“责任心”和“成本效率”的官僚规则繁盛起来（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追求并实现了对英国各大学强有力的管理控制）。公共部门承担所有风险而公司部门收获各种利润的公私合伙关系受到推崇。公司利益按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制定法律和决定公共政策。如有必要国家还会求助于强制立法和警察手段（如反纠察规则）以驱散和镇压集体形式的反抗。监控和警察介入的形式兴旺起来（在美国，处理有关被抛弃工人和边缘化人口时，禁闭成了一项关键的国家战略）。

　　在国外，新自由主义国家追求减少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和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资本市场）向资本积累的全球势力的开放，这种资本势力有时会是竞争性的，但更垄断性的情况则更为常见（虽然总是附有拒绝任何“不利于民族利益”事物的豁免条款）。在国外开辟新的高利润领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开辟新殖民主义式资本主义活动场所时，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被用来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在这方面，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益在制定政策和创造新的国际制度方面（如WTO或者IMF以及国际清算银行）也典型地与政府权力进行合作。

　　新自由主义国家对于金融制度尤为热心。它不仅追求推动扩散其影响，而且为金融制度的完整和偿付能力提供担保，不管这样做会付出何种代价。国家权力被用来救助或防止金融破产（如1987-8期间美国储贷协会危机以及1997-8期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造成的三万亿美元的崩溃）。国际上它通过诸如IMF之类的国际机构进行操作以使投资银行能够避开债务不能履约的风险，实际上它已尽最大可能覆盖了金融利益在国际市场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敞口。新自由主义国家与与金融利益保护之间的联系既推动了也反映了在金融化过程中资产阶级权力的加强。如果发生了金融系统整体与大众福利之间的冲突，新自由主义国家将会选择前者。

　　最后，新自由主义国家具有深刻的反民主倾向，即使它经常力图掩盖这一事实。精英统治受到喜爱，人们强烈偏好于行政机构和司法决策为主的政府，这种政府要在损害以前民主的议会的集中决策程序的代价下才能实现。代议制民主的残余被货币权力所压倒，如果不是象在美国那样完全地虽然也是合法地腐蚀掉的话。诸如中央银行（象美国的联储系统）、国内的准政府机构和国际的IMF和WTO这些强有力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些机构完全不受民主影响、审议、责任和控制权的牵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群众民主等于“暴民统治”，它会典型地造成妨碍资本积累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在70年代曾对上层阶级的权力造成相当威胁。政府管理的合意形式就是那种“公私合伙”的形式，其中国家和关键的商业利益紧密合作，围绕提高资本积累的目的协调双方的行动。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管理者自行制定理规则，而公众决策在变得愈加不透明。

　　新自由主义国家强调个人和个体的自由、解放和责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场领域。因此，社会的成败用企业家个人的优点或缺点来解释，而不是归因于任何的系统属性（诸如资本主义典型具有的阶级排斥）。新自由主义国家规则内部的反对声音典型地被限制在个体人权之类的问题上，结果各种“权利讨论”自80年代左右就作为“激进”反对派政见的立足点而盛行起来。各种问题的解决和补救方案必须由个体（不妨回顾一下，公司也被法律定义成个体）通过法院来实现。由于通过后者解决问题名义上公平但实际上花销极大（不管是个人对不当行为的起诉，还是一个国家起诉美国违反了WTO规则——后者将会花费高达一百万美元的程序费用，这个数字等于一些小的穷国的全年预算），因此判决后果就会严重偏向于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司法决策中的阶级偏见无论如何都是很普遍的，如果不是无例外的话。因此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集体行动的基本手段通过非选举（许多情况下是精英领导的）的各种权利支持组来确定和表达，对于这种情况用不着惊诧。非政府组织（NGO）在新自由主义下迅速成长和扩散开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如下幻觉，即认为在政府体制外和在某些号称为“市民社会”的独立团体内发动的反对活动是反对派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动力之源。

　　通过这种说明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像近几年右派和左派的许多评论者认为的那样抛开政府或特定的政府机构（例如法院），而是对政府机构及其实践（尤其是在强制与说服之间的平衡方面，资本与公众运动的权力平衡方面，行政司法权力与议会民主权力之间的平衡方面）进行根本重构。

　　这种“理想类型”的描述过于功能主义。因此，通过考虑新自由主义内部的基本结构矛盾来使整个画面丰满起来是很重要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根植于占支配性地位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和个体自由的理想相处并不融洽。保护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可能确实很关键，但同时金融系统内部操作者的不负责任和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却造成了投机性波动和长期不稳定。竞争的优点被大肆鼓吹，而事实却是垄断权力向一小撮集中化跨国公司手里的不断加强。然而，在公众问题上，个人自由的追求也太容易失去节制和造成社会涣散。因此，使统治权力关系永存的需求创造出必要的压迫关系，以阻碍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在国际领域，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波动直接威胁着霸权势力的地位和稳定。像美国这样的霸权势力可能因此采取镇压措施和行动，以保护维持自身霸权所必要的不对称性经济关系。除了这些矛盾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新自由主义公开宣称的目标——所有人的福利——与其实际后果——阶级权力的复辟之间的不相称及这种不相称迅速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将在后面来探讨这些矛盾要素。但十分清楚的是，新自由主义必须被看成一个不稳定和进化中的关于资本积累的制度，而不是一个稳定协调的关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功能结构。这样就为把新保守主义看作是其对内在矛盾的潜在回应这一观点铺平了道路。

　　植入、传播和演变

　　接下来考虑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在7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中去的实际方式。很清楚，英国和美国起了领导作用。但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这种转变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在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是经过一个长达十年的阶级对抗和斗争以后才争取到的，其中1984-5年的长期而痛苦的矿工罢工是个中心主题。当撒切尔成功实现社会住宅项目和公共事业的私有化时，核心公共服务部门诸如国家卫生医疗系统和公共教育证明了自己除了在边缘修修补补外，也完全无法逃避这一切。由于她自己的党内有许多人起初并不信服她所选定的改革方向，因而设置了各种障碍来阻碍她实现各种目标。她在1983年的再次当选，更多地要归功于她在富克兰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培植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而非在新自由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任何实际的成功。在美国，里根年代的转型造成的冲突一点也不少，而且更多地与外部因素有关。60年代的“凯恩斯折衷主义”从来也没有达到接近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成就，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较为温和一些。里根当时也全神专注于冷战，并发起了一场军备竞赛，这场竞赛使得某种以赤字补贴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成为必要，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为其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选民带来了特殊利益。同时上升的联邦赤字也为社会项目的废除提高了方便的借口。

　　尽管在医治病态经济方面有这么多动听的许诺，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80年代都没有取得好的经济绩效，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可能不是资本家们所祈祷的答案。通胀水平确实降低了，利率也下降了，但这一切都是在高失业率（例如，在里根年代里曾高达7.5%）的代价下实现的。另一方面，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加深政府控制（通过银行国有化）和通过征服国内市场来鼓励增长的企图也失败了，这意味着在80年代中期以后任何左派替代方案的彻底扫除。既然这样，正确的选择方案又在哪里呢？

　　80年代实际上属于日本、东亚“虎”经济体以及西德这些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尽管有着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但经济上非常成功的事实，使得人们很难把在世界范围内向新自由主义的简单转变（更不用说强制推行了）作为一项明显的经济药方。当然，无论日本还是西德，央行一般来说遵循的是货币主义路线（西德的联邦银行在反通胀问题上尤为卖力）。但在西德工会很强大，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么做的结果之一就是刺激了技术创新的高增长，而这使西德在国际竞争领域里始终保持先进水平。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能够推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不断前进。在日本，独立工会很软弱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政府在技术和投资和组织方面的投资以及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制度在西德也安排得很恰当）带来了惊人的出口导向增长绩效，当然是在牺牲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如英国和美国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象80年代（其间世界总增长率甚至低于充满麻烦的70年代）的这种增长表现并不依赖于新自由主义。直至80年代末，那些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看起来仍旧在经济困难中挣扎。很难不得出这种结论：西德和日本的积累“制度”才应受到仿效。因此，许多欧洲国家在朝着西德模式前进（在某些情况下相当成功）时抵制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且日益发现能够保护他们的许多社会民主主义遗产的办法。在亚洲，日本模式在独裁政府体系（更一般地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隐性特征）下被植入南韩、台湾和新加坡，并证明了自身的可行性，且与更为合理的公平分配相一致。但有一个方面西德和日本模式是不成功的，即从阶级权力复辟的立场来看，是不成功的。在80年代的英国、尤其是美国出现的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在其他地方则处处受阻。如果目的就是为了把阶级权力复辟给顶层精英，那么很清楚，新自由主义就是答案。因此问题就来了，当新自由主义无法刺激实际增长时，怎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这一点呢？

　　在这方面由布伦纳?戈旺和波林加以补充的迪梅尼尔和利维的报告提供了大部分必要的证据。从中我筛选出三个与众不同的要素。第一，发生在70年代的金融化转变在90年代得到了加速。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增长。金融市场经历了一波强大的创新浪潮，成了相互合作所需的更加重要的工具。这在西德和日本削弱了公司和银行之间排他性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80年代曾起了很好的作用。日本经济陷入混乱（由地产和资产市场的崩溃所引发），银行部门也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德国的匆忙统一带来了压力，德国人先前拥有的技术优势不见了，使得对这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深刻挑战成为必要。德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依然强大，直至2004年，余下的战斗依然在针对那些新自由主义措施而展开，这些措施企图在诸如政府养老金和免费高等教育的领域扫除社会民主主义成果。第二，在克林顿时代，统治经济政策的华尔街-IMF-财政部联合体，不仅设法说服、引诱和（多亏了结构调整程序）强迫发展中国家走上一条新自由主义道路，而且美国还用优先进入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的胡萝卜来说服许多国家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革他们的经济，尤其在向美国的金融资本开放他们的资本市场方面。这些政策在90年代的美国造成了一场快速的经济扩张。美国看起来有了答案，它的政策看起来值得模仿，即使充分就业要在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上才能达到（如Pollin所示，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在这些年头里实际上没怎么提高，如果不是净损失的话）。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开始对美国产生回报，并向那些在欧洲和日本流行的较为僵化的制度施加了竞争压力。然而，美国成功的真实秘密却是在于它现在能够从它在全球各地的经营中（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抽取高额回报。正是这种来自全球各地的贡品奠定了美国90年代经济富足的大部分基础。第三，新货币主义经济正统的全球扩散也扮演了一个有力的意识形态角色。早在1982年，凯恩斯经济学就已被从IMF和世界银行里驱逐出去。到了80年代末，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许多经济学院系——这些学校帮助训练了许多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也都接受了宽泛的货币主义思想。

　　所有这一切线索都在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中集中起来，这个攻势产生了90年代中期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结果就是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英国模式定义成解决全球问题的答案，因而甚至对日本和欧洲都施加了相当压力（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方了）以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克林顿和布莱尔这种来自中左派的人物，在国内和国际巩固新自由主义角色方面做得最多。WTO的形成是世界范围内制度改革的顶点。按照程序，WTO为全球经济交互设立了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和规则。然而，它的首要目标却是为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开放尽可能广泛的世界市场（虽然总是附有保护关键“民族利益”的说明条款），因为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势力得以从全球各地索取贡品的基础。

　　这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地缘性不平衡发展的轮廓性描述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引入不是某个霸权势力，例如美国，强制推行一些正统模式的结果，而是多样化、创新和竞争（经常是一种垄断型竞争）的结果，这些竞争包括民族间、区域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大城市间治理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这种情况可通过对中国这种奇怪的情况进行一个简短的考察来加以说明。

　　中国的奇怪情形

　　1978年12月，面临毛泽东死后政治不确定性和数年经济停滞的双重困难，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宣布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这刚好与——除了把它看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并发事件外很难有别的解释——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转折相一致。结果就是与集权独裁统治交错在一起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但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来说——南韩、台湾、尤其是新加坡——这种独裁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当时已经就是现成的了。如智利这种标准化的新自由主义案例所早已表明的，独裁和新自由主义无论如何决非互不相容的。

　　作为长期目标，平等主义在中国没有被放弃，与此同时，邓小平主张，为了提高生产率和刺激经济增长，个人和地方积极性必须释放出来。关于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的推论，被作为某种有待容忍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在小康（一个关于为所有公民提供较好福利的理想社会的概念）的口号下，邓小平着眼于“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科学和国防）。改革致力于把市场力量引入中国的内部经济，希望由此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鼓励创新和增长。市场定价机制虽引了进来，但与政治经济权力向地方的快速下放相比却是次要得多。作为改革政策的补充，中国也开始了对外贸和外资的开放，虽然是以一种极为有限的方式且在政府监管下进行的，中国因此结束了中国与世界市场的隔绝状态。这种对外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技术转让，另一个目标则是为了得到足够的外汇储备以购入必要的生产手段，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内部动力。

　　如果不是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变为中国大肆进入和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空间的话，中国后来超常的经济演进就不会走上曾经采取的道路，也不会取得曾经取得的成就。因此，中国作为一股全球经济势力的崛起，部分地必须看作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转折所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以这种方式说明问题丝毫也没有贬低中国自身内部改革运动的曲折道路的重要性。除了其他事情外，中国还必须了解，如果没有阶级关系、私有产权以及其他在繁荣资本主义经济体里典型出现的各种制度安排，在经济转型方面单靠市场是做不了什么的。沿着这条道路的演进既缓慢而且会不时出现各种压力和危机。很清楚，例如在80年代，中国非凡的增长率的大部分是在集中化政府部门以外推动的，而不是像中国人曾经希望的那样通过官僚化组织起来的国家部门来推动，这些部门被设想可通过市场改革和更为灵活地接近市场定价机制来使之变得更具生产性和竞争力。即使国有企业相对于许多乡镇企业（依靠地方积极性发展起来）和本地私人资本而言得到许多扶持（部分通过管理性和政治性控制，但也通过在使用国家管理的信用方面的差别待遇），情况还是这样。但是如果增长的发动机在于地方或私人，而非在于中央政府部门，那么维持增长就会需要而最终也会要求实行进一步的分散化和私有化。伴随着进一步自由化的经济压力，在政治领域里也存在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可从自由化的相应政治要求上看得出来，这种政治要求在1989年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严厉镇压中达到顶点。

　　对于1989年事件的反应就是发起新一轮经济改革，其中若干政策把中国推进到更为接近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地步。对于这些，汪先生这样概括道：

　　“货币政策成了一个主要的调控手段；外汇汇率有了大的再调整，朝向统一利率迈进；出口和外贸按竞争和自负盈亏的机制进行管理；价格双轨制在范围上得以缩小；上海浦东开发区完全对外开放，各种地方性开发区也都上了轨道。”

　　然而，进入中国的第一波外商直接投资其结果比较复杂。起初它被导向南方沿海地区（这些地区邻近香港被认为是个优势）的四个特殊经济区域。这些区域的“最初目标是生产出口商品以赚取外汇。它们还起到社会和经济实验室的作用，以便于观察外国技术和管理技巧。他们对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系列便利，包括免税期，利润快速汇出和更好的基础设施。”随后中国政府又指定了若干“沿海开放城市”，它们像“经济开放区”那样向任何类型的外商投资开放。但是外国公司在象汽车和制造业商品这些领域里对中国市场的最初开拓结果并不怎么样。福特的合资公司几乎无法生存，通用汽车（GM）公司在90年代早期则以失败告终。早期确实成功的唯一部门是那些从事出口高劳动含量商品的行业。90年代早期超过三分之二（在生存下来的企业中所占比例则更大）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由海外华人所组织的（尤其是来自香港的，但也有来自台湾的）。对资本主义企业较弱的法律保护，使得非正式本地关系和信任网络有着特殊价值，以至于海外华人处于一种可资利用的有利地位。

　　1997-8年期间制造业中乡镇企业的大规模破产（这种趋势蔓延到主要中心城市中许多国有企业）被证明是个转折点。价格机制和竞争因此取代了从中央政府向地区、出口区和地方的放权行为，成了推动经济重构的核心进程。结果对许多政府组织的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如果不是彻底破坏的话，以及巨大的失业浪潮。关于大规模工人骚动的报告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如果还要继续存在的话，就必须正视这个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1998年以来，中国曾通过以发行国债在大型工程上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对付这个问题，这些工程主要用来改造基础设施。他们正在计划一项远比已经够大的三峡工程更大的工程（耗资至少600亿美元）来把黄河的水引入长江。惊人的城市化率（1992年以来不少于42座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百万）使得固定资本的大量投资成为必要。新地铁系统和高速公路正在主要城市内展开建设，连接内地和经济活跃的沿海区域的8500英里新铁路正在建设计划之中，其中包括上海与北京的高速铁路和以及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大推进了重工业投资。这些工程远远超过了美国五六十年代在构筑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时的工程量，完全有潜力来吸收未来若干年的剩余资本。然而，这些工程是以赤字方式进行融资的（按古典凯恩斯方式），因而会带来高风险，因为如果这些投资不能按时为积累过程产生价值回报的话，国家的一场财政危机就会很快吞没中国，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但是1997-8年的危机也为私人资本（尤其是外资）在不承担其社会责任的条件下（例如养老和福利权利）接管破产国有企业开辟了道路。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90年代来自国有部门的下岗职工几乎达5000万，有待吸收的失业农村工人高达1.5亿且还在不断增长）和较为容易获得政府支持的信用的条件下，任意重组许多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大门面向外资打得更开了，尤其是对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其余国家的资本来说，但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也是如此。截至2002年，超过40%的中国GDP为外商直接投资所创造。从那时起中国成了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接受国（早在2004年即被广泛期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国）。感兴趣的跨国公司现在已经能够盈利地开拓中国市场了。例如曾在90年代早期失败的投资中损失了的通用汽车公司于90年代末期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据报告2003年它在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对于美国国内业务要高得多的利润率。外商投资者虽然同此时已经不具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相比，在技术上仍然处于劣势，但根据许多报告，相对于本地私人部门它们实际上处于优势，这些私人部门依然苦于一些重大禁入壁垒以及耗费在政府里和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里的隐性腐败成本。这些都对制造业中外商投资（包括海外华人）相对于本地资本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起了作用。

　　但是这场巨大运动的合法制度基础却是不确定的。非正式的土地和产权市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外围的城市区域。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原始积累的强大浪潮。例如，村社领导经常作为村里土地和资产的实际产权代表与外商谈判，这些产权后来就被确认为属于他们的个人私产了，事实上是把公共财产按少数人受惠而多数人受害的方式进行了处置。在这种转型的大混乱中，汪先生写道，“巨大的民族资产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被转移到一小撮个人手里。”即使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土地和产权市场上的投机也很盛行，尤其是在城市区域。然而，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权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标志着中国朝着认可本土企业家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方向迈进，这种制度安排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来说非常典型。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做法造成了出现某种“公私”合伙的管理体系的可能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一个特征。

　　简而言之，中国经历了一场资产阶级形成的根本过程（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是一个现有阶级权力的复辟）。当然，在中国，社会不平等从未根除过经济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城乡差别甚至被写入法律。但在改革条件下，汪先生写道，“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很快被转化成不同阶级、阶层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情况迅速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中国已经演进成（更象美国的里根时代）一个非常独具特色的混合体（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其中有凯恩斯主义的在国家指导下对基础设施工程的赤字融资，一个更加放肆的新自由主义式私有化，以及在专制统治下阶级权力的巩固。随着中国对外贸、外资和外国影响的开发，随之而来的压力和机会无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经过一段过渡期后，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这一事实，也将从根本上在世界市场中把自己绑定在新自由主义规则上。但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力（以及他们在实践上任意推行独裁作法的能力）以及转变过程造成的特殊条件也给中国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至于中国是否能够反过来纯粹通过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路径施加有力的影响，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固有的更为隐蔽的反民主倾向，中国公开的专制主义就尤为麻烦。这表明，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某些欧洲国家（意大利尤为突出），向着新保守主义的转变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内部的反民主趋势的加深，而非对它的根本背离。而中国的竞争压力可能会给这种专制主义趋势添加推动力。

　　然而，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潜在竞争对手的不单是中国，因为俄罗斯和印度的阶级转型（这里仅举两个其它的例子）也可能带来超过自身边界的影响。新的体系联合，象在坎昆会议形成的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那种联合，可能标志着全球政治中一种完全不同的势力的崛起，这种势力将和1955年在万隆形成的联合一样重要，如果就潜力来看不是更重要的话，这种万隆联合旨在在一个冷战两极世界里创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政治集团。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面对的不是新自由主义从某个霸权中心的任何“简单”输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必须被看成一个无中心的不稳定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带有地缘性不平衡发展和充满强大竞争压力的特征，这种竞争发生在政治经济权力的多个动力中心之间。

　　从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解决了资本积累委顿的问题呢？它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根本就不怎么样。19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难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了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1那么，人们为什么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并已经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比如，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小龙们”和西德，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事实上这正说明，正是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见第二节，）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国家）。上述两种情况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2但通过上等阶级集团掌握的媒体，他们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并宣传说某些地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它们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他们还宣称一定区域内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鼓励创业和创新是必要的，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发展，如果底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也只是因为他们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没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就要努力学习呀，获得“新教的”工作伦理呀，接受工作训练呀等等）。一句话，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要么因为缺少竞争力，要么怪你个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们接着声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确实只有适者才生存下来。就这样，体制性的问题被掩盖在狂轰烂炸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同时也掩盖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机中。

　　如果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再分配而不是生产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么，就必须找出财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财产转移的机制，不管是从大众手里转到上等阶层手里还是从落后的国家转入更富裕的国家。我曾以“剥夺性积累”为题在其它地方分析过那些机制。3我用“剥夺性积累”来表示资本积累行为的延续和扩张，而马克思曾将这些看作是资本主义发轫期的“最初”或“原始”时期的行为。那些机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发生的那样）；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共的，集体的，国有的等等）转变为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对公共权力的压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它生产和消费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压制；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税收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高利贷和国债；还有更具破坏性的，是利用信贷系统作为原始积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和垄断的暴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一切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在这一系列机制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另外的“技术”，比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提取租金，同时却减少或者抹杀各种形式的、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公共财产权（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教育和医疗等）。比如建议私有化全部的国家养老金股份（最先在智利由独裁统治推行），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所怀抱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中国和俄罗斯的例子来说，在论及“最初”和“原始”时或许更应该把它们与近期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同时，也最好把美国或其它地方为那些资本主义精英们重建阶级力量的举措，看作是正在发生的剥夺性积累。这种积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下面我们只单个地谈谈其中的四个方面：

　　1：私有化

　　对现有公共财产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特征。其主要目的是为资本积累打开迄今为止还不准盈利行为进入的新的领地。各种各样的公共财产和设施（水、电信、交通）、社会福利（公房、教育、卫生医疗、养老金）、公共机构（大学、研究室、监狱）甚至战争（正如在伊拉克武装部队身旁活跃着的那些“武器”私人承包商所显示的），都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所谓的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将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 plasmas）以及各种其它物种或器官的组织方式都作为私人财产，因而可以向大众收取使用租金，而大众的活动本来在这些遗传物质的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物盗窃以及对世界遗传资源储备的掠夺正为少数大制药公司创造利益。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大规模地被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历史和智力、创造性的商品化（通过旅游业）也需要进行大规模地剥夺（在利用和剥夺草根性文化和创造性方面，音乐工业已是臭名昭著）。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力量经常被用来强行推进这一切，而不惜对抗大众的意愿。降低旨在保护劳工和环境不受损害的管制的力度和范围，必然使得人们丧失许多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最惊人的剥夺政策之一，就是把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家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国家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领域。所有这些过程都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阿兰达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谈到印度的例子时说，“‘私有化’需要将生产性的公共财产从国家那里易手到私人公司。而那些生产财产是由代表人民的国家为人民掌管着……窃取它们，并将它们当股票一样卖给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规模进行野蛮剥夺的行径。”4

　　2：金融化

　　1980年以后开始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是投机性和掠夺性的。国际市场上金融交易的日流通总量从1983年的2300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00亿美元。2001年4千亿亿美元的年流通量与支持国际贸易和生产所需要的大约800万亿投资流量形成了一个对比。5去管制化使得金融体系变成一个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和盗窃来进行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销（stock promotions），庞氏骗局（Ponzi schemes）、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已构成财产（structured asset）的破坏、因合并买进而造成的财产的流失、债务责任（debt incumbency）程度的提高（这使得大众，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以劳役来偿债的境地）、公司诈骗、通过操纵信贷和股市而对财产的剥夺（对养老基金的抢劫，以及因股市和公司破产而使它彻底毁灭）——这一切都成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对股票价值的强调，是与股票优先认股权, 在指定时期内通过定价定额购股权（stock options）的方式给资本管理者以报酬，从而使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与资本管理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导致对股票市场的操纵，在给少数人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却损害了绝大多数人。安然公司引人注目的崩溃，象征了剥夺多数人的生计和养老权的一般过程。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对冲基金（hedge funds）和为它们而设的其它主要金融资本机构一起制造投机性股票猛跌，是全球范围的剥夺性积累的真正最前锋的潮流，尽管这些行为被设想为会给资本家阶级“分散风险”(spreading risks)带来正面利益。6

　　3：危机管理与操纵

　　除了作为新自由主义金融操纵主要特征的投机性和欺骗性泡沫之外，还有一个更内在的过程需要将触发“债务陷阱”（the debt trap）作为剥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7在全球制造、管理和操纵危机，已经发展为一门人为地将财富从贫穷国家再分配给富裕国家的“精巧艺术”。1979年，沃尔克（Volcker）通过突然提升利率加大了海外收入份额。而借款国家不得不支付提高了的债务利息。由于被迫破产，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只好同意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通过组织债务“释保”（bail-outs）以维持全球资本积累的稳定和入轨，美国宣称自己是卓著的领导；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在当地危机状况下部署自己的强大金融力量，为掠夺墨西哥经济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就是美国财政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做起来最在行的事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在1990年代将沃尔克的策略运用多次。那些单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在1960年代并不普遍，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却频频发生。几乎没有那个发展中国家幸免于此，而在有些地方，如拉丁美洲，这样的危机多到可以称之为“地方病”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样一些债务危机被某些人制造、管理和控制着，用于将整个体系合理化并重新分配财富。怀德和凡得罗索（世界银行顾问——译注）在谈到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以美国资金为主体的对冲基金的操作而引发）时抓住了这一切要害所在：

　　“金融危机总是造成权力和所有权的转移，但只转到那些保护自己财产不受损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亚洲的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以及日本的公司是大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助下的治疗等因素的结合，甚或造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内财富向海外所有者的转移，相比之下，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以及1994年在墨西哥发生的国内财富向美国资本家的转移规模要小得多。这让人想起安德鲁·梅隆（一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译注）的一句话：‘在经济萧条期，财富回到它们合法的主人手中’”。8

　　可以将此进行类推，存在着人为制造的失业，目的是为了制造大量的低薪的剩余劳动力，为进一步积累提供方便。就这样，有价值的“财产”不能发挥作用因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只能像“休耕”的土地一样潜在地存在，等着资本家所具有的流动性“注入”他们，给他们以“新的生命”。然而危险的是，危机可能会脱离控制，变成全面的危机；另外，制造危机的体系可能会激起对它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危机和货币贬值，这种方式既允许剥夺性的积累，同时又保证不造成全面的崩溃，不激起民众的反抗。也就是说，由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执行的结构调整工程目的在于保障前者（剥夺性积累）顺利进行；同时，买办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有来自帝国武力的军事援助做靠山）在被掠夺国国内的工作就是确保后者（民众的反抗或全面的危机）不发生。但是，大众反抗的信号不久就开始出现，先是萨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的起义，不久普遍的不满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涌现，并在西雅图的抗议中获取了经验。

　　4：国家再分配

　　国家一旦转变成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机构，就变成了再分配政策的主要代理人，它把社会民主时期曾实行的从上层流向底层的再分配完全颠倒过来。国家首先是通过推行私有化以及对提供“社会工资”（social wage）的国家支出进行削减而做到这一点的。既使当私有化看起来可能给底层带来好处时，从长远来说也可能是不利的。比如，乍看之下，撒切尔在英国推行的社会住房私有化方案似乎是给底层阶级的一个“礼物”，因为这样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将租用权转变为所有权，获得很有价值的财产从而增加他们的财富。可一旦完成了转化——比如像在伦敦这样的城市，房产投机就控制了主要的中心地域，最终通过购买或强制手段迫使低收入人群迁到城市的外围，并将以前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变成极度贵族化的中心地带。由于在市中心区没有了能买得起的住房，许多人无家可归，那些从事低报酬的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也不得不乘很长时间的车去上班。墨西哥合作农场的私有化已经成为1990年代制订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中心内容，其对于墨西哥农民们的前景来说具有上述类似的效果，它迫使大量农村居民离开土地去城市寻找工作。中国也依照一系列严格步骤将财富授予少数“精英”，也走上了一条损害大众的道路。

　　新自由主义国家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寻求再分配，比如修订税则以有利于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收入；提升税则中的累退因素（regressive elements）(如销售税sales taxes)；转移政府支出以及完全开放某些领域给付费者（比如高等教育）；还有给公司供应大量的津贴并且减免税收等等。现存于美国的联邦、州以及地方各级的公司福利计划只相当于用公众的钱来为公司牟利（直接的如对农工联合企业的补贴，间接的如在军事工业部门所实行的那样），其方式正如美国实行的把降低抵押利率税作为给建造业和高收入家庭的补贴一样。以美国为例，监督和治安的升级以及对群众中反抗者的监禁，预示着强硬的社会控制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邪恶了。在发展中国家，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剥夺性积累的反抗要强烈许多，因而新自由主义国家便很快对反抗运动（现在可以指控其中许多反抗运动为“恐怖主义”以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比如墨西哥的萨帕塔的反抗或巴西的无土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积极镇压，有的几乎发展成小规模的战争。9

　　洛伊（Roy）报导说，“事实上，养活七亿（原文seven hundred million）人的印度农业经济正被推向死亡边沿，那些收成太好的农民陷入穷困，那些收成太差的农民也一样穷困，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大量失业，农场还在不断解雇职工，他们一起涌入城市去寻找到工作”10而在中国，如果希望避免农村的混乱和反抗，必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通过城市化吸收掉大约5亿人口。他们将在城市里找到什么工作还不清楚，尽管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或许可以吸收一部分被原始积累抛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再分配策略多种多样，也很复杂，并经常以意识形态优势为掩饰。但它损害人的尊严，毁坏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生活。全球正义运动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揭露日益严重的剥夺性积累过程以及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后果。因而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过程的反抗曾怎样被表达，而今后又怎样更好地把它们表达出来。

　　新自由主义的内部矛盾与对立

　　新自由主义在自身内部滋生出广泛的反对文化。然而，这些反对力量倾向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而且集中对付内部的矛盾。典型情况下，他们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看得很重，并将之权威主义和经常在政治、经济与阶级权力上的任意专断行为相对立。它抓住新自由主义关于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辞令而谴责它没有实现自己各种许诺的做法。比如，考虑一下新自由主义的精髓性纲要即WTO协议的第一个实质性段落。WTO的目标是：

　　“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同时应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与它们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符的方式，加强为此应采取的措施。”

　　类似的虔诚愿望可见于世界银行的各种声明（“减少贫困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这些声明中没有哪一个与实际加强阶级权力的复辟或创造的实际行为不发生矛盾。

　　指责违反人权的反对声音的兴起大约80年代以来尤为盛行。在那以前，据Chandler报告称，一份例如《外交事务》这样的显耀杂志没有登过一篇关于人权的文章。人权问题在80年代以后开始变得引人注目，在89年天安门事件和冷战结束以后更加兴旺。这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恰好一致，并且这两种运动也非常深刻地互相牵连在一起。无疑地，新自由主义坚持把个体作为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性和根本要素的立场，的确为关于广泛的个体权利的激进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但是着眼于这些权利而不是着眼于实质性公开民主政府机构的创造或再创造，这种反对派所用的方式也就无法避免落入新自由主义陷阱的命运。为了压倒对平等、民主和社会联合任何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关注，对个体的新自由主义式诉求是被容许的。例如，如果经常诉诸法律行为，那么必然会接受从议会到行政和司法的新自由主义式权力转移。但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是一件昂贵而费时的工作，而法院无论如何都会严重偏向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既是出自司法机关的阶级忠诚感，也是司法决策的整个历史所一贯表现的，这种司法决策在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中都会把私有财产和利润率的权利置于平等和社会公正之上。法律取代了政治，“成了在公开场合表达需要的工具。” Chandler得出结论说，“正是自由主义精英对普通人民的幻想破灭和政治进程二者引导他们更加着意于权利个体，而把他们的事情交由法官来倾听和决定。”

　　由于许多贫穷的个人缺少追求自身权利的经济资源，因此他们的理想得以表达的唯一方式就是形成支持群体。支持群体和非政府组织（NGO），象更一般的权利讨论情形那样，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转折而兴起的，大约80年代以来则有更加惊人的增长。在许多情况下，这些NGO都踏入了由于政府退出而留下的社会服务领域的真空。这实际上等于一个由NGO进行的私有化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这看起来有助于加速政府从这些社会服务领域的退出。因此NGO也就充当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在发挥作用。而且，它们不是什么民主机构。它们的基本倾向是精英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并且就其明确定位来说也是远离那些他们所要保护或帮助的人们的，不管它们听起来多么入耳。他们通常藏起议程，而更喜欢与政府和阶级权力机构直接谈判或对他们施加影响。典型情况下他们是控制自己的委托人而不是代表他们。他们声称并假装代表那些不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们说话，甚至替他们定义他们的利益内容（似乎人们连这一点也无法替自己办到），但它们做法的正确性一直令人怀疑。例如，当一些组织成功地鼓动起来，作为一个普遍人权问题来禁止在生产中使用童工时，在童工是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地方它们却可能会破坏经济。在没有任何可行的经济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这些儿童可能会被卖为性奴（于是问题又交给另外一个专门从事消除这种现象的支持群体）。“权利讨论”中作为前提的普遍性和NGO与支持群体对普遍原则的信奉，与本地特殊性以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并不能和谐相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说明这种特定形式的反对文化近些年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与通过在工农业中扩大雇佣劳动来进行的积累相比，剥夺式积累要求一种极其不同的实践。曾在五六十年代主导积累过程的前者，引起了这样一种反对文化，这种反对文化最终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折衷方案（例如表现在工会以及工人阶级政党中）。另一方面，剥夺却是处于一种碎片化和特殊化的状态——这里是私有化，那里是环境恶化，另一处又是债务金融危机。不求助于普遍原则就很难反对所有这些特定的和特殊的表现形式。剥夺必然造成权利的丧失。因此就要求助于一种关于人权，尊严，可持续生态实践，环境权利，以及诸如此类的带普遍性的辞令，来作为一个统一的反对派政治的基础。

　　这种对权利普遍主义的诉求是把双刃剑。心存进步目标的人可能也可以使用它。以大赦国际、无国界医师组织（Medecins Sans Frontieres）及其他组织最为鲜明地代表的历史传统不应仅仅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附件而抛弃。人道主义（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和各种非西方版本的）的整个历史要远比那复杂得多。但许多权利讨论（如大赦国际直至最近还是仅仅关注与经济权利相对立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有限目标使得它们很容易就被吸收进新自由主义框架。普遍主义似乎与气候变化、臭氧洞、居住环境破坏造成的生态多样性损失以及诸如此类的全球性问题相容得特别好。但由于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它在人权领域的情况却是很成问题。进一步说，把人权问题仅仅看成“帝国之剑”（用巴塞洛缪和布里斯比亚一针见血的形容语来说）实在太容易了。例如，美国所谓的“自由之鹰”曾经求助于这些来为对科索沃、东帝汶、海地的入侵以及最重要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国主义入侵辩护。他们“以保护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名义”证明军事人道主义的正当性，“即使这是由一个自作主张的帝国主义势力（例如美国）所单边推进的。” 更广泛地说，很难不同Chandler一起得出结论说“今日基于人权的人道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70年代以来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不断赢得的认同和支持”。核心问题在于“国际机构、国际和国内法院、NGO或者伦理委员会要比选举出来的政府要更好地代表人民的需要。政府和选举出来的代表所以令人怀疑，恰恰因为他们为其选民所左右，因而使人觉得他们有着‘特殊’利益而有碍于他们按照道德原则行事。”在国内，后果一样糟糕。结果就是“通过使正在发展中的司法和非选举势力以及道德委员会的决策角色合法化而缩小公开政治辩论的范围。”政治后果可能是消沉的。“人权管理远非要对我们原子化社会的个体隔离和被动状态构成挑战，而仅仅是把这些分离状态加以制度化。”更坏的是，“人权的道德化讨论造成的社会前景暗淡的看法，像其他精英理论一样，只是起到维持统治阶级自负心理的作用。”

　　根据这种批评，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普遍性的东西有着致命缺点，而回避对它的任何诉求，倾向于把权利看成仅用来掩盖阶级权力的复辟的一种站不住脚的抽象伦理的强加，而再不提任何权利。在两种主张都应认真考虑的情况下，我认为把这一领域完全放弃而让新自由主义独享是很不幸的。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在特定情形下哪种普遍性以及何种权利较为适用的战斗，也是一场关于普遍原则和权利概念应该如何构建的斗争。在这方面，作为特定政治经济实践演化结果的新自由主义，与作为道德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对普遍性、伦理原则及特定种类的权利的不断上升的诉求之间的关键联系，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布雷默法令在伊拉克强加了某种权利概念。同时他们也违反了伊拉克人的自决权。“两种权利之间，”马克思在其关于工作日斗争的章节中的一个著名评论中说道，“力量起决定作用。”如果阶级复辟需要强加一套特别的权利，那么对这种强加的抵制也就需要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利而斗争。

　　例如，正义作为一种权利的正面意义在政治运动中曾起到一种强大的鼓动作用：反对非正义的斗争曾有力地鼓舞了社会变革运动。当然，问题是存在着我们可以诉求的关于正义的无数概念。但是分析表明，某种主导性社会过程会产生关于并基于某种正义和权利的特定概念。挑战这些特定权利，也就是挑战它们所依附的特定社会过程。反过来说，如不同时把主流概念从一种主导性权利和正义的概念转到另一种上来，就不可能使社会摆脱某种主导过程（例如通过市场交换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而转到另一个过程（例如政治民主和集体行动）上来，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所有关于权利和正义的唯心主义说明的困难，正是在于他们掩盖了这种联系。只有当他们在涉及某些社会过程的问题时回到现实中来，他们才能从中发现社会意义。

　　例如考虑新自由主义的情况。围绕两种主导的权力逻辑有两种权利束——领土国家的权利束和资本的权利束。首先，考虑国家权力。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权利是普遍的，还是得有国家机器的保护才能实施这些权利。如果政治权力机构不愿意，那么权利概念就会空洞无物。在这种情况下权利根本上就是派生于公民身份且以之为条件，因之权限边界就会是个问题。这会按两种方式起作用。由于存在无国籍人士、无证移民、非法移民以及诸如此类，因而困难就会出现。在民族国家或地方国家境内制定公民的包含以及排除原则时，谁是谁不是“公民”就会是个严重问题。在关于权利方面国家如何行使主权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对于这种主权也存在有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则所施加的限制（如中国所发现的那样）。然而，民族国家因合法形式的暴力的垄断权，可按霍布斯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权利束和对权利的解释束，而国际公约对这些仅有松散的约束力。举例来说，美国坚持认为自身有权不对国际领域定义的人道主义罪行负责，同时它又坚持别处的战争罪犯应被带到同一个法庭来接受正义的审判，这个法庭的权威在涉及它自己的公民时则遭拒绝。

　　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还意味着要接受或屈服于资本积累所必要的那种自由主义权利束。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体（回顾一下，公司在法律中也被定义成个体）对私有财产和利润率的不可剥夺权，压倒其他任何你能想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概念的社会里。这种权利体系的辩护者似是而非地争论说它会鼓励“资产阶级美德”，如果没有这种美德，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会更加糟糕。这些美德包括个人责任和义务对于国家干预的独立性（这经常把这种权力体系置于与国家内部定义的权利体系严重对立的地步），在市场和法律面前机会均等，对主动性和企业家努力的回报，关注自己和自己的东西，一个对于契约和交换提供广泛选择自由的开放市场空间。这种权利系统当延伸到对于人身的私有财产权（这会加强个人自由签订契约出卖自身劳动的权利，个人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不得像奴隶制度那样进行人身强迫的权利）以及自由思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时，看起来更有说服力。我们得承认这些衍生权利是有吸引力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很严重地依赖它们。但是我们却正像靠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冷炙生活的乞丐。让我对这一点加以解释。

　　关于新自由主义权利体系并不公正，这一点我不能靠哲学论证来说服任何人。但拒绝这种权利体系的原因却很简单：接受它就意味着接受那种认为除了生活在这种制度下别无选择的观点，在这种制度下，不管会造成何种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都要坚持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对应地，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权利体系必须在地理上扩展到全球，如有必要可通过暴力（如象智利和伊拉克）、帝国主义实践（如象WTO，IMF，和世界银行的行为），或原始积累（如象中国和俄罗斯）来实现。私有财产和利润率的不可剥夺权，将会被不择手段地普遍建立。这正是布什说到美国致力于在全球推进解放和自由时的真正所指。

　　但这些并非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权利体系。即使在如联合国宪章所解释的自由主义概念内部也有诸如言论自由、教育和经济安全自由，组织工会权以及诸如此类的派生性权利。坚持这些权利将会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实践构成严重的挑战。把这些派生权利变成基本权利，而把原来私有财产和利润率的基本权利变成派生权利的做法，将会要求在政治经济实践领域发动一场重大的革命。此外还有我们可以诉求的完全不同的其他权利概念——例如对全球公共资源和基本食物安全的利用权。“两种对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以及关于何种权利概念较为正确的政治斗争，已经使可能性和替代方案如何得到表现、表达以及最终付诸政治经济转型实践这一问题成为中心焦点。如巴塞洛缪和布里斯比亚所言，要点在于“恢复人权政治，使之成为公开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紧迫工程的一部分”，我还要加上，以及反对新自由主义本身。但是，我们在结论部分才能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新保守主义的应对

　　在思考中国的最近历史时，汪先生提出：

　　“在理论层面上，诸如‘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极端主义、国家现代化之类的散漫描述，所有这些都与新自由主义的构造有着这种那种的密切联系。这些术语的连续替代（甚至是它们之间的矛盾）证明了权力结构在现代中国以及更一般地说在现代世界的不断转变。”

　　在政治权力的权威主义、军事主义和等级结构的意义上，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精英统治和不信任民主的思想完全一致。从这个观点来看，新保守主义看起来仅仅是剥掉了权威主义的伪装，对这种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力图加以掩饰。但是新保守主义的确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答案。如果真的“没有社会之类的东西，存在的只有个体”，如最初撒切尔所说的那样，那么，个体利益的混乱将会以轻易压倒社会秩序而告终。市场、竞争以及放任的个人主义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个人的希望、要求、焦虑和恐惧；生活方式、性习惯和性方向的选择，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针对他人的行为），将会造成一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局面。它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所有联结纽带的崩溃，并造成濒临社会无政府状态和虚无主义的境地。

　　有鉴于此，为了恢复秩序，看来一定程度的强制不可避免。新保守主义倾向并强调把军事化作为矫正个体利益混乱的方法。因此他们更为可能突出强调对民族团结和稳定的威胁，不管这些威胁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美国这则要求触发一场霍夫施塔特称之为“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的反应，其中本国被描述成处于被内外部敌人包围和威胁的状态。这种政治风格在美国有过很长时间的历史，它立足于对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觉的培养上。在整个20世纪反共曾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焦点（虽然无政府主义以及对于中国和外来移民的恐惧在过去也曾扮演过这种角色）。因此，新保守主义实际上并不新，二战以来它就在一个强大的军工联合体里找到了归宿，这种联合体在永久性军事化过程中有着既定利益。但冷战结束提出了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来自何处的问题。激进伊斯兰教和中国这两大外部威胁以首选的面目出现，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在韦科被焚的大卫教派、对俄克拉荷马州爆炸事件给予援助的民兵运动，旧金山罗德尼·金被殴案激起的暴乱，以及最后1999年在西雅图爆发的混乱）也必须密切监视并以警察手段来对付。90年代真实出现的、在9/11事件中达到顶点的激进伊斯兰教威胁，成了宣布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永久战争”的核心依据被提至首位，这种战争要求为保护国家安全在国内外都要进行军事化。很明白，当在对纽约世贸中心的两次攻击中显示出确实需要某种形式的警察/军事应对时，新保守主义上台则在向国内外泛军事化的转变过程中确保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反应，在许多人的判断里也是过了头的反应。

　　新保守主义很愿意施加强力，然而他们还是承认一定程度的拥护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义寻求恢复一种道德目标感，某种可形成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中心的更高秩序价值。其目标在于由此控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内部权威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露骨的矛盾，并对新自由主义典型地产生的个体利益混乱造成的解体效应进行抵制。无论如何它都没有偏离构建或复辟一个统治性阶级权力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既定程序。但它致力于通过围绕中心道德价值构建一种拥护的氛围来寻求这种阶级权力的合法性。这立即就会提出何种道德价值应为中心的问题。例如，求助于象体现在美国权利法案中的自由主义人权体系就完全可行：人权激进主义的目标毕竟是，如玛莉·卡尔多所说，“不仅仅是通过干涉来保护人权，而且要创造一个道德共同体。”但这一点却与军事化转变相背离。

　　在美国，成为新保守主义运动核心的道德价值作为特定联合的逻辑产物可得到最好的理解，这种联合是在70年代建立起来的，联合的一方是希图恢复阶级权力的精英阶级与商业利益，另一方则是心怀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道德多数”构成的选民基础。这些道德价值以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义、基督教（某种福音派新教会）、家庭价值和对于生命问题的权利、以及对新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赞助性行动、环保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对抗为中心。在里根时期这种联合主要还是一种策略性，到了克林顿时代，国内混乱则迫使道德价值争论在小布什共和主义时期成了头等重要的议题。现在它已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道德议程的核心。

　　这种意识形态的巩固在国内国外均有另外的意义。在国际场合，鼓吹“美国价值”优越性以及它们以适合所有人类的“普遍价值”面目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会把事情弄得像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进行一场“文明价值”（据说如此）的“十字军远征”（这倒的确是）。美国的全球行为中包含的民族主义将会变得露骨，道德圣战感将会影响日常外交，尤其在涉及以巴冲突时，在这种冲突中对哈米吉多顿有着强烈信仰的美国基督教右派将会把它看成决定自身命运的事情。美国的道德优越感将在国内取消公开对话和说理交流可能性的同时，在世界其余各地激起对抗。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转折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中创建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与在克林顿任期的多元文化新自由主义下所追求的完全不同。

　　但如果把这种新保守主义转折看成美国例外才有或一家独有的现象，将是错误的，即使美国有一些其它地方或许没有的特殊要素。在美国，这种道德价值主张严重依赖于对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和类似思想的诉求，这些思想无论如何决非限于美国。例如，日本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近些年来尤为引人注目，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情绪都可看成对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先前社会联系纽带解体的一种矫正。文化民族主义的洪流在现今组成欧盟的旧民族国家（例如法国）里也开始活跃起来。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也在印度民族主义党最近成功输入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做法背后为其提供了道德支撑。在伊朗革命中对道德价值的祈祷和随后的独裁主义转向，并没有导致完全放弃新自由主义实践，即使该革命本来志在抵制放纵的市场个人主义带来的堕落。类似的推动可用来解释在诸如新加坡和日本之类的国家中流行的，与美国“堕落”（他们是这样看的）的个人主义和无定形的多元文化相比时的一贯道德优越感。在这方面，新加坡的情况尤有教益。在基于被包围岛国（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以后）、儒家价值观、以及最近适合于其在国际贸易世界里所处地位的一种独特形式的世界性伦理的思想上造成了道德团结的同时，它把市场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与严厉强制而独裁的国家权力结合了起来。

　　很清楚，在每一种新保守主义都想诉诸严厉的强制作法，而每一种又都标榜自己特有而想象为优越的道德价值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巩固就会存在危险。看起来似乎为新自由主义内部矛盾提供了答案的东西，也会非常容易地出问题。实际上，新保守主义权力的扩散，虽然在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有着不同的基础，却都突出强调堕入民族主义竞争甚至可能是战争状态的危险性，如果不是文明彻底崩溃的话，像亨廷顿一类的人曾错误地看作不可避免的世界现象那样。这里如果有必然性的话，那么它也是仅仅来自于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而非来自于关乎文明差别的永恒真理。因此这种“必然性”就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放弃新保守主义方案，转而寻求其它替代方案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矛盾（如果不是完全替代新自由主义的话）。这就是下面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其它可选方案

　　我们的任务既是理解世界，也是如马克思很久以前所说的改造世界。但如果改造前景不是已经潜伏在现有条件下，从而现有社会秩序就无法改造的话，如果除了在上代人传给我们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我们就无法设想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地理的话，那么深入探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地理和随后的新保守主义转折的目的，就在于从现有条件下探寻可行的未来。

　　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有两条。我们可以考察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丰富资料，从中过滤出基础广泛的各种反对计划的精华。或者，我们可以求助于对我们现有条件（这种分析我在这里已有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分析以定义可选方案。走后一条道路无论如何决不是认为现有的反对运动是错误的或者认为他们的理解有着某种缺陷。出于同样理由，各种反对运动也不能假定认为这种分析性成果与他们的事业无关。任务在于要启动两条道路上的人们之间的对话，由此加深对于各种可能性和可行性选择的集体理解。

　　新自由主义曾在自身内部和外部滋生出一长串的反对运动。这些反对运动中的许多都与主导80年代的以工人为基础的运动有着根本区别。注意我说的是“许多”而非“所有”。传统的以工人为基础的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消失了，哪怕是在其权力因遭新自由主义打击而大为削弱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南韩和南非，80年代曾经出现过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而在拉美许多国家工人阶级政党正在兴起，如果说还没有掌权的话。在印尼，一场公认的有着巨大潜在重要性的工人运动正在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斗争。在中国，工人骚动的潜能是很巨大的，虽然前景如何很难预料。在美国，在过去一代里曾因为文化民族主义、宗教和反对各种社会运动的缘故而一贯投票反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工人阶级群众，很难说将永远锁定在这种由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阴谋诡计而造成的这样一种消极政治里。由于事物发展的曲折性，没有任何理由排除在未来年月里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复苏的可能性，这种工人政治将会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

　　但是反对剥夺式积累的斗争激起了有着各种极为不同路线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斗争。部分因为造成这些运动的特定条件，他们的政治取向和组织方式都和那些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极为不同。例如，萨帕塔主义者的反抗就不追求夺取政权或者完成一场政治革命，而是追求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来使整个公民社会行动起来，更为公开灵活地寻求替代方案以满足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需要，使得他们能够改善各自的命运。在组织上，它有意回避先锋队主义，拒绝采取政党形式。它更乐意保持一种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努力造成一种政治势力团体，在其中本土文化处于中心而非边缘地位。由此它寻求在现政权逻辑内部完成某种类似于被动革命的东西。

　　所有这些运动的后果就是使得各种政治组织在面目上与传统政党和工人运动相去甚远，而组织成包括整个公民社会的较为涣散的从事社会行动的政治势力。但在内涵上有所失，在外延上就会有所得。它从对日常生活和斗争的本质的深入中汲取力量，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经常发现难以从地方性和特殊性事物中脱出身来，以理解新自由主义剥夺式积累整体上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宏观政治问题。这种斗争的多样性过去是、现在还是仅仅吸引眼球而已。甚至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他们过去是、现在还是一种关于抗议运动的不稳定混合物的各别部分，这些抗议运动在80年代期间和以后曾席卷世界并且越来越成了新闻头条。这些运动和反抗不时被残忍的暴力所压服，这种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以“秩序和稳定”名义行事的国家政权。在其它地方它们造成了种族间暴力冲突和国内战争，就像剥夺式积累在一个资本主义势力实施分而治之策略占主导的世界里造成剧烈的社会和政治竞争一样。得到军事支持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得到主要军事机器国家（有美国领导，而英法扮演了次要角色）所训特殊部队的支持的附庸国，带头实行系统性的镇压和清算措施，以严厉控制那些挑战剥夺式积累的激进运动。

　　这些运动本身就已产生许多关于替代方案的思想。有些方案追求全部或部分割断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压倒性权力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些方案追求通过改革或解散诸如IMF、WTO、世界银行之类的强大组织，以寻求全球的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还有一些强调“收回公共资源”这个主题，由此表示当前斗争是对长期以来斗争以及贯穿整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痛苦历史时期的斗争的深入继续。一些人憧憬着群众运动，或一场在全球公民社会内部的运动，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分散的离心的势力，而另一些人更为温和地指望进行新的生产与消费体系的本地试验，这些体系是由完全不同种类的社会联系和生态实践所引致的。也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更为传统的政党结构上，这种政党结构以取得政权作为通向全球经济秩序改革的第一步。许多这些各不相同的流派如今在世界社会论坛上走到了一起，以便确定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和建立一种能够对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各种变体的组织力量。在这方面有许多东西是值得钦敬和鼓励的。

　　但是从这种分析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社会民主主义折衷方案和随后新自由主义转折的整个历史，都指明了阶级斗争无论在阻止还是复辟阶级权力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确实经历了在上层社会方面一整代复杂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为了复辟或者（象在中国和俄罗斯那样）为了构建一个压倒性的阶级权力，虽然这一事实曾被有效地加以掩盖。向新保守主义的进一步转变，很能说明这个阶级为了保持和提升自身权力将走多远并将采取何种战略。而所有这一切均发生在最近几十年，在此期间许多进步人士在理论上却已相信阶级是个毫无意义的字眼，而迄今为止在阶级斗争中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那些机构也遭受了严重打击。因此，我们必须记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一种东西看起来像阶级斗争，并且按阶级斗争的样子行事，那我们就必须名副其实地称之为阶级斗争。大多数群众或者顺从于这个压倒性阶级权力所设定的历史和地理轨道，或者必须用阶级的方式进行应对。

　　这样提问题不是为了缅怀无产阶级运动时期的某种逝去的黄金时代，也不是意味着必然（如果曾经有过这种必要的话）存在某种关于无产阶级的简单概念供我们诉求，以作为历史转变的首要（更不用说是唯一的）代理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可以依赖的乌托邦式马克思主义幻想的无产阶级领域。指出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不是说阶级构建的方式是预先决定的，甚至是可以预先决定的。阶级运动是在不由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展开的。分析表明，这些条件当前已经分为两支：一支是围绕扩大再生产进行的运动，其中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确定社会工资的条件是问题的中心；另一支是围绕剥夺式积累进行的运动，从通过实践进行原始积累的古典形式造成的文化、历史和环境破坏，到金融资本的现代形式造成的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抵制的焦点目标。找出这些不同的阶级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一项紧迫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任务。但是分析还表明，必须在资本积累的一种历史地理轨迹中来做到这一点，这种资本积累立足于一种跨越时空的不断增长的联系，且因不断加深的地理性不平衡发展而尤为醒目。这种不平衡必须被当成由资本积累过程所积极造成和维持的某种东西来理解，不管在文化视野和社会视角出现的过去事物残余的迹象可能会多么重要。

　　但是分析也强调指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程序内部可资利用的矛盾。辞令（为一切人带来好处）和现实（只为少数统治阶级带来好处）之间的鸿沟随着时间和空间而不断增长，各种社会运动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来促使人们注意这种鸿沟。市场就是竞争和公平的想法，越来越为大公司和金融势力的超常垄断、集中化和国际化的事实所否定。国内（如象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和国际上阶级和地区间不平等的惊人增长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再也不能用诸如通向完美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转型”阶段这样的托辞来敷衍掉。新自由主义越是被看作失败的乌托邦工程，这项工程仅是为了掩饰成功复辟阶级权力的另一项工程，它就越是为群众运动的兴起奠定基础，这种运动将会提出平等主义的政治要求并且追求经济公正、公平贸易和更大的经济安全。

　　新自由主义下权利讨论的兴起，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即使诉诸于最普通的自由主义权利概念，也能形成强大的可用来批判新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抵抗之剑”，尤其是在“反恐战争”处处（从美国到中国和车臣）都作为缩小市民和政治自由的借口而部署起来的情况下。要求承认伊拉克自决权和主权，这越来越高的呼声是一个可用来阻止美帝国主义企图的强大武器。但是还可以定义其他替代性权力束。我在别的地方曾论证了一束权利，包括生命机会权、政治结社和“好的”治理权、由直接生产者控制生产权、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整权、进行批评而不必担心报复的权利、体面的健康的生活环境权、未来几代人们对公共财产资源生产空间的集体控制权、差异权以及内在于作为物种我们所处地位的各种权利。对作为塑造我们生活的主导过程的无止境资本积累的批评，要求同时批评那些内在于这种过程的特殊权利——个人财产权和利润率权利——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主张一个不同的权利束，也就提出了指定一个主导性社会过程的义务，这些权利是这个过程所内在固有的。

　　关于新保守主义为了自身的权威与合法性而寻求道德制高点的问题，也可得出类似的论点。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经济的思想从历史上来说与左派并不矛盾，许多反对剥夺式积累的运动也都在积极用道德经济的术语表达构建替代性社会联系的主张。道德并不是一块仅由反动的宗教右派定义的专利领域，这种宗教右派由媒体霸权所动员，并通过由公司金钱权利所主导的政治进程来表达。在道德辩论的一片混乱中实现的统治阶级权力复辟必须加以抵抗。所谓的“文化战争”——不管其中一些曾被怎样地误导——不应仅仅作为不受欢迎的干扰因素（如一些传统左派所主张的那样）而从阶级政治中抛弃掉。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内部道德讨论的兴起，不仅证明了在个体化新自由主义下对于社会解体的恐惧，而且证明已经出现了广泛的道德反感以反对新自由主义世界造成的疏远、混乱、排斥感、边缘化和环境退化。把这种道德反感转化为文化的、进而政治的抵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对于这个特征需要正确地加以解读，而不是简单地逃避。对于这种文化斗争与反抗阶级权力统治的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才能明了。

　　但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深刻的反民主性质，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这种反民主倾向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权威主义的支持。在名义上“民主”的国家里，例如美国，民主缺乏的现象现在是很严重的。在那里，政治代议制受到了金钱权力的损害和腐蚀。基本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的偏向。来自不足总人口20%的二十七个州的议员，在决定立法议程时有着过半数的投票权，为支持现任者，粗暴地任意划分议会选区制也被司法体系认为是合乎宪法的，而司法体系本身也越来越充塞着新保守主义偏见的政治任命人员。象美联储这样的有着巨大权力的机构，则不论怎么说都不受任何的民主控制。国际上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诸如IMF、WTO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是无需负什么责任的，更谈不上对之施加民主控制了，而NGO也是在没有民主因素或民主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操作的，不管其行动有着多么良好的愿望。

　　由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概念的含义都必须重新加以解释以考虑当前条件和可能性，因此重提对民主治理的需求和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平等与公正的需求，不等于主张向着过去黄金时代的某种回归。古代雅典时期的民主含义与我们今天要赋予它的含义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包括圣保罗、约翰内斯堡、上海、马尼拉、旧金山、利兹、斯德哥尔摩和拉各斯在内的如此多样的环境下。但这里核心要点在于：正是在横跨全球的范围内，从中国、巴西、阿根廷、台湾、韩国到南非、伊朗、埃及，从东欧到现代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所有那些正在斗争中的国家，它们都有着各种团体和社会运动，这些团体和运动正在集结起来以争取实现包含某种版本的民主价值的改革。

　　美国领导人曾在相当的公众支持下向全世界推销这一思想：美国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是通用的和优越的，这些价值观由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今世界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它开始拒绝这种帝国主义姿态，并把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反过来推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心脏地带，这些价值观是一种可用之达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公正的开放性民主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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