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华：中国教育改革的“眉睫三问”

在过去短短的25年里，我国教育所实现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确让大众感到欣慰，但如果有人认为，现今“中国教育改革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已经主要是“均衡发展”和“解决那些弱势群体的基本教育问题”的话，那就值得商榷了。

笔者试图就“中国教育改革迫在眉睫”的若干问题，择其要者三，试问一二，以为引玉之砖。

之一：创新为何乏力

我国科技经济社会普遍且持续性地创新乏力与我国教育创新乏力之间的相关系数，是高还是低？

这是一个看似解决而实际没有解决的问题。说“看似解决”，指的是我国教育界从上世纪80年代热闹一阵的“创造教育”，90年代时兴的“创新教育”，到21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开始探究的“教育创新”，发表的文章、报告甚多。

然而，依笔者陋见，专门调研和探讨上述两者之间“创新乏力”相关性问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恐怕还未曾面世。根据邓小平理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如今，面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科技经济社会普遍且持续性地创新乏力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我国教育应负何等责任呢？我国教育哪些弱点与毛病才导致了前者的“普遍且持续性地创新乏力”呢？

笔者暂且以IT产业为例。众所周知，IT及其相关产业乃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有关研究表明，无论是IT原创国美国，还是IT后发国家如英、法等，IT产业之所以成为其支柱产业都不过是一代人的工夫。他们的IT硬件工程师、IT软件工程师等，其中绝大多数人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而面对我国IT及IT产业的落后现状，我们扪心自问：中国教育怎么啦？中国IT教育怎么啦？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信息科学落后，IT产业薄弱，IT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一半多责任应由中国教育界负责”，恐怕是颇有见地的。

在笔者看来，这第一个问题不仅是“实际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该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首要且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绝不是任何听起来非常充满感情色彩的别的什么问题。

之二：投入何时达标

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的承诺，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兑现？

这是第二个看似在解决而实际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谆谆教导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在1994年，江泽民同志又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财政再困难，也必须舍得投资把义务教育办好，这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奠基工程。”

在随后的中央文件中，曾多次明文做出了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要在20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承诺。非常遗憾的是，新世纪的头五年又过去了，政府的教育投入距离“占GDP的4%”的承诺依然相去甚远。

世界著名科学计量学家布劳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访华演讲时曾风趣地说：“对科学研究而言，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难道对教育而言，不也是“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吗？也许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据媒体报道，周济部长最近指出，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最严重的问题是经费短缺问题。

那么试问：政府在上个世纪做出的关于教育投入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承诺，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之三：教育界的态度如何

为何我国教育界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教育的批评，仿佛采取一种视而不见或不予理睬的态度？

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到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都对我国教育提出过批评意见。如果说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教育的批评意见，我国教育界曾给予过及时回应的话，那么，对第三代领导人关于教育的批评，则有些部门尚缺积极的学习、响应和回答。

比如，在1999年我国第三次“全教会”后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曾严肃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基础教育比较落后。文献研究表明，面对朱总理的批评，我国教育界非但没有半点自我批评，反而只当没有听见而继续宣扬“我国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奇谈怪论。更为严重的是，当党中央把“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的现状，写进了庄严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之后，在我国教育界依然未见有什么积极的、带点自我批评的文章或讲话。恰恰相反，教育界（包括教育部门的官员）倒流传起了什么“我国的教育，自硕士研究生教育以下在世界上比较是无可挑剔的”之类的大话。

如果说，我国教育界存在什么问题值得拿出来供大家探讨和研究的话，难道这不是一个应当足以引起重视和警醒的大问题吗？

（特约撰稿 蒋国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民进北京市委秘书长，北京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