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难题 |
| 作者：何清涟 发布时间：2005-5-28 21:34:15 |
最近，在觥筹交错的“财富论坛”上，参加者都在欢庆商业公关与现实政治的双赢，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关中国环境生态的一番讲话，却为这一成功者的盛宴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 潘岳在《财富》全球论坛上指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可能会成为“世界垃圾厂”。这一点并不希奇，希奇之处在于他在这一特殊的场合公开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整个社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这一点官方公开承认比学界讨论晚了10余年！ 迟到10余年意味着中国错过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时期。因为中国事实上每年都发生许多生态灾难。且不说甘肃民勤这个城市与罗布泊因生态灾难而消失，在自然资源本来比较好的地区也发生许多缘于生态灾难而引起的社会反抗。譬如去年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但10万人的悲壮反抗似乎并没有阻碍大坝的建设，而许多其它的大坝还在拟建中。而最近发生的浙江东阳画水河两岸村民大规模反抗事件，直接缘于当地严重的工业污染。 中国的生态污染绝不止上述几个事例，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 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两个月前，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的话说：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 1.5亿人口沦为生态移民。 有些问题，人类认识到以后就能够解决；而有些问题，人类认识到以后不一定能够解决。还有些问题，其他国家的人认识到以后能够解决，而搁到中国就不能解决，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资源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严峻约束，早在80年代后期，笔者就曾在拙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中分析，中国从清乾隆时期开始，由于人口与生态关系的过度紧张而导致社会动乱频发，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也缘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但这种观点受到的批评多，赞同者少。人们的反驳总以 日本为例，认为日本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更紧张，他们能够发展，我们中国就能发展得更好！ 尽管本人在书中指出，日本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完成了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减轻了人口抚养系数，环保意识也觉醒得很早；而中国的人口转变远远滞后于经济起飞。最严重的是，中国人文化素质偏低，至今还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非全部）具有环保观念，许多地方为政者至今都还认为“先发展，后环保 ”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许多留学归国者一引证发达国家“先发展，后环保” 的“经验”时就滔滔不绝。等到潘岳最近指出“我们那一点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可能提前到来的生态、社会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危机”时，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惨不忍睹！ 而造成地方政府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发展观念错误之外，就是中国官员政绩的考核体制。国家环保总局虽然于去年提出要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将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以货币化，引入考核体制，以督促政府和企业决策者从根本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因牵涉到官场游戏规则的改变，还有许多技术难点与观念难点，至今还只是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计划。 中国的生态问题既然是个政治问题，就必须政治解决。在未改变造成环境生态灾难的制度以前，中国的生态灾难还会处于继续恶化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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