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必要重申立场：我反对一切恐怖活动，但不敢自称这一切都是为了正义；有时候，持这种态度仅仅是因为符合我个人及我们国家的利益。毕竟，恐怖活动的支持者只是这个“文明世界”的弱势者及边缘群落；毕竟，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相去甚远。我认为，恐怖分子在当下袭击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正当性，除了美英。对于袭击伦敦的恐怖分子，除身受其害的无辜受难者外，其他人都无权横加指责。
当下恐怖分子袭击美英的正当性源于美英两国主流民意对伊拉克战争的鼎力支持，没有这种民意支持，伊拉克战争不可能在民主制的美英发动；放任这种民意，民主国家就会成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
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英民众是无辜的，因此笔者谴责9.11恐怖袭击，那显然是滥用暴力，率先突破了人道底线。但是，所谓“人道底线”并非静止绝对。杀人是罪恶，但当兄弟姐妹都倒在侵略者的枪炮下时，杀人就不再构成禁忌。伊拉克战争改变了原来的道义格局，从战争被发动之日起，美英两国就与伊拉克一样成为了战场。
且不说伊拉克战争是否如它的辩护士所称的具有某种“实质正义”，无论如何，战争中死去的平民是无辜的，他们难道没有理由伸张自己的权利，没有权利复仇？他们与所谓萨达姆暴政毫无瓜葛，唯一错误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或出生）在错误的地点，就象伦敦惨剧中的受难者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唯有被称为“恐怖组织”的暴力组织能够为他们复仇。站在恐怖组织背后的，不是被推翻的萨达姆，而是被伊拉克战争无辜伤害的平民。
有人说恐怖分子应该分辨伊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不应该连反战者也一块炸死（后者正是我文中提到的“无辜受难者”）；但是，被美英联军“误伤”的伊拉克平民，难道都是萨达姆的支持者吗？美英联军为什么不避免伤及无辜？为什么不能在没有把握不伤无辜的情况下放弃行动？他们既然主动采取了行动，他们以及他们的决策者、支持者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罪责。
抽象说，恐怖袭击与伊拉克战争在伤及无辜上半斤八两，但二者有先后、因果、主动被动之别。二战中德军轰炸伦敦伤及平民是罪恶，必须追究战争罪；但随后英美对德日平民实行的轰炸，德累斯顿炸死十四万人，火烧东京炸死十万人，却被视为是正义复仇的行动。正是这种先后、因果、主动被动的顺序，决定了暴力行为的正当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分子袭击伦敦无可厚非。
有人说如果美英象恐怖分子一样放手大干，阿拉伯人早死无噍类矣。但美英的有所节制，并不能为其率先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开脱罪责。更何况，美英之节制，更多是因为没有突破节制的必要。在目前这种暴力运用程度下，美英已几乎可以“零伤亡”完成战略目标；进一步滥杀无辜，只会无谓增加全世界范围的阻力与反对，美英当然要核算增加暴力的成本收益比。如果有必要，相信美英会加大暴力滥用及伤及无辜的程度--美国连原子弹都敢扔，还有什么不敢的？这不，为了“减少美军士兵的伤亡”，美国已在大力研制“战术核武器”，准备把核武器再次带入战场。
伊拉克人没有美英这种军事优势，他们既不能保证自己的“零伤亡”，更难以保证不伤及无辜；他们没有实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英联军正面交锋，只能采取被称为“恐怖袭击”的隐蔽战斗方式，否则他们就只有任人宰割。有人说什么“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就是政府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人民对政府负责”，所以伊拉克人要报复只能找美英政府，不能针对美英平民。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也不知道这是何种情境下的言说。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如果仅指国内事务，上述“原则”还基本可成立，因为国内决策的最终后果承受者正是民众自己；但如果把这样的“原则”扩展到国际事务上，那就成了典型的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民众只享受权利，无须承担责任与后果。这种“原则”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负责任的决策，决策者（民众）沦为暴君（暴民）。
对恐怖活动“不能一言以蔽之”，并非所有恐怖活动都邪恶，也并非所有恐怖活动都情有可原，必须具体辨析因果。对伦敦的袭击与“东突”不可同日而语，东突并非受打压而闹独立，而是因为图谋独立而被打击。东突既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更没有实施恐怖袭击的正当性。
美国惯于将其它国家裁定为“无赖国家”，其实，当今之世，最大的无赖是美国。唯强者才有资格无赖，弱者只能求庇于规则与正义。当求告无门时，他们只能挺而走险、鱼死网破。我希望世界上不发生恐怖袭击，正如我希望不发生战争；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我对伦敦惨剧的无辜受难者深表同情，也对实施此次袭击的恐怖分子表示理解。
冤冤相报何时了--话是不错，只是首先应该对着强势者的耳朵说。
(闲言文集：http://www.cat898.com/lib/list.asp?libi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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