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由经济学家决定改革方案是荒谬的
几年前，北大著名经济学家，留洋回来的博士，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先生为了使北大成为世界名校，出台了改革方案，这方案后来没有通过。(这年头，改革是正常的，不改革是不正常的。张维迎的经济学是否是博士得打个问号了，可参看乌有之乡老田的文章。)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凡是没有在外国留过学的，没有在外国发表过论文的，不能在北大当教授。张维迎是国外留过学的，也是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当然杂志的级别和文章对中国有多少作用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现在崇尚的是有没有出国留学过，有没有得诺贝尔奖，哪怕是哪个诺贝尔奖教授的学生也不错，就像当年和毛主席握手的人是包裹着手回来，然后解开和大家一个个握一样。精忠报国的邓稼先就远不如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威风，也没听清华把别墅奖给邓稼先的家人啊。张维迎是出国留学过的，也在外国杂志上写过文章的。北大是以文史出名的，中国的文史是否要外国人来写倒的确是个问题。改革就是改革别人，巩固自己的地位吗？
启功老先生不是北大的教授，他是北师大的教授。启功老先生没有读过大学，是中学生，他的很多只是是学自生活，是自学苦练出来的。张维迎先生的文章手稿能否卖价超过启功，我想估计在英国拍卖行都是不行的。按照张维迎先生的标准，像启功老先生这样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定界的国宝是连在北大做教授的资格都没有的，北大和北师大的高下大概就凭这就分出来了。我是应该说北大高标准严要求，还是应该说北师大海纳百川呢？我是应该庆幸启功老先生走得早还是庆幸他不是北大的教授，没有遇到类似北大的改革呢，还是应该让启功老先生多活几年，为改革摇旗呐喊，或许这样的改革成功了，中国就富强了，不用做殖民地了？启功先生过世，所有国家最高领导都送挽联或直接到场表示哀悼，可见老先生的人品和水平了。当然他是中国级的，不像北大张维迎是世界级的。
纵观世界各国，哪里有国家领导都是经济学家的，哪里有国家领导竞选必须懂经济的。改革方案光由经济学家拍板才是荒谬。如果是这样的话，2003年本来应该启动医疗系统的市场化改革的，医疗市场化，这在全世界都是闻所未闻的。光一个教育产业化就全国怨声载道，至今无人肯对这错误负责，也没有人肯改变这错误。如果真的教育市场化，那传染力极强的“非典”来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把没有钱看病的推出去，然后所有人统统得病死亡，亡国。真不知道是“非典”挽救了中国还是威胁了中国，至少因此很多人能继续看得起病了，因为没有改革？改革改了那么多年，真是越来越奇怪，教育改革不是由教育家为主参与决定，却由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和他的老婆－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就是提出股市永动机理论的；当然，世界上的永动机要么是失败的试验，要么是骗子吹的)决定，医疗改革也是喊市场化口号，古人讲究医者父母心的传统都不要了吗，西方的经济学是这么教的吗，举例看看呢。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么做的吗？一个国家解决问题，就是要提出方案，无论你是不是经济学家，哪怕理论讲得再多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方案上，经济学家不等于能提出具体方案，这是无法划等号的，理论背得再多，再能总结经验也不等于提出方案。“学业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传统名言。无论是哪一级别的经济学家，都不等于他是个好人，能提出好的方案。作为国家领导看方案是要权衡利弊，要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矛盾激化的方案是无法实施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被大家指责为不懂行普通人往往更能够比那些所谓懂行的更加小心谨慎(一般来看是这么样的)。
毛主席是军事家，但同样他是无法远隔千里指挥的。林总是具体的执行者，主席的战略是要林总以具体的方案来执行的。而且这方案的好坏直接涉及整个战略的实施。
经济学家最好拿出方案，而且你的方案和其他专业的人是平等地要接受质问的。不是常在报纸上叫中国经济可以每年增长8％几年就可以改变经济周期的。无非是让报纸多等自己的名字出名而已。
向启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为了中国的安定，不好意思借用他老人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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