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哪些 “基本不成功”？
黄河清
2005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我国医改工作基本不成功》指出；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完全错误”，沉重的字眼。更沉重的是，这些不成功和错误造成的中国老百姓这几年精神、物质、民主生活水平的下降。
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也有权利问一问——
还有哪些改革“基本不成功”？
机构改革如何——
从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至今，我国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改革开发以后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改革有4次：1982年机构改革、1988年机构改革、1993年机构改革和1998年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成败与否先不下结论，但一直未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是有目共睹。政府机构事实存在的“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现象，改观甚微。
剖析我国财政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4个官员,167个吃财政饭的人。政府机构由典型的“审批和收费”转型为“服务与法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金融机构改革如何——
2005年金融业一大“亮点”是银行与证券板块性腐败。中行“高山案”、建行“张恩照事件”、农行“内蒙古案件”、中行“森豪被骗案”相继曝光，案发频次之高、涉案金额之巨、牵连之广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银行业成为新一轮腐败的重灾区。曝光的金融腐败案只是金融腐败之冰山一角，暴露出国有银行体制、监管机制等诸多缺陷。
为应对2007年人民币业务完全向外资银行开放的挑战，国家计划在此之前完成四大国有银行全部上市，短时内突击上市能否改变国有银行 “一股独大”的结构型缺陷？没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态势下的改革前景，令人担忧。
国企改革如何——
如果说改革前国家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之上，那么随着国企改制，由领导干部构成的“利益阶层”日趋形成并“坐大”，普通员工无法也无权监督（连自身权益都无法保障），政府部门又“放开搞活”，这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利益阶层”更是“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对待国有资产“自己定价、自己买卖”；对待劳动者权益“公开剥夺、一脚踢开”。出现下列“怪事”就在情理之中了：一方面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岗的职工的收入也在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而企业各级领导者收入却在绝对增加，高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另一方面国企大面积亏损甚至倒闭，资产流失，国有资产在国民总资产中的比例大幅下降。其恶果就是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利益被大量侵吞，数千万职工陷入贫困底层，形成社会对立并日趋尖锐，20年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农村改革如何——
教育改革如何——
司法改革如何——
城市改革如何——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
政治制度基本“稳定”，而随着改革深入我国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经济环境、经济关系发生了质的嬗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和谐”已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与执政方式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从体制、机制上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基层组织退化、民主监督缺失等问题，是中国经济持续、良性、有机发展对上层建筑提出的愈益紧迫的要求。“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邓小平
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关乎每一位中国人的切身利益，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也有权利监督和制衡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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