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转型国家，两者选择的改革之路具有天壤之别，一个选择的是彻底的资本主义革命，对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次摧枯拉朽式的激进变革，在新权威新次序还没有完全充分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发展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与之相比，另一个选择的是改良主义，即在保留维持原政治体系及执政党和政府权威的基础上，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作连续不断的修正，逐渐地消减中央计划及国家作用在经济中的影响，使经济体制慢慢地演变成国有与非国有成份相互混合的市场经济。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中俄改革无可比性。这主要是社会发展阶段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异。在转轨之初，俄国已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经济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另外, 俄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在政治上，俄国是民主议会制下的总统选举民主制度，用民主推动市场发展. 而中国是一党制, 用权威去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些差异都构成了中俄在经济改革途径选择上的必然差异。
这种过于绝对的观点和解释总让人有种牵强的感觉, 好象是在掩饰什么东西。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差异并不能全部解释改革成效的差别. 在给定制度与经济条件差异的前提下, 成效的差别总能启发我们去吸取一些可以比较的经验与教训. 这种观点似乎在《金融时报》资深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 所著的‘世纪大拍卖’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应证。
显然，不管是俄罗斯的“革命式”激进改革，还是中国的“修正式”渐进改革，其两者的改革路径尽管截然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一样：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经过十多年改革实践，这两种模式的改革成效如何, 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可以从直接的比较中鉴别出改革的一般规律和通用的经验，这个问题从上世纪末就一直存有争议。
弗里兰的书全面记实地介绍了俄国经济转轨的核心内容—企业私有化。该书详细描述了俄国私有化的整个过程，尤其是私有化背后的精彩而深刻的故事。这些故事为我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生动鲜活而丰富。这些内容让读者从实感方面去了解俄罗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尤其是后私有化问题是如何发生的. 所以, 该书是研究俄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及其伴随的有关私有化问题而不可缺少的一份珍贵资料. 尽管书中没有太多的统计数字，但每个章节所描述的故事都给该书作者的观点提供了充分证据。书中有些观点非常精辟，深刻，让人回味。比如，弗里兰一书对俄罗斯的改革成效是这样评价的：
‘俄罗斯激进式资本主义革命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胜利还是一种失败？在 2004 年，苏联解体十多年后， 俄罗斯革命唯一确定的成果是他永远地改变了国民关心的议题。20 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大家讨论的问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十年以后的问题则是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公开的， 自由的制度，具有清晰的游戏规则和竞争厂商自由进入的资本主义，还是腐败的，权贵的，具有一个高度干预性的政府和轮换争宠的寡头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答案并不令人鼓舞。’
这一评价令人深思. 俄国如何引入了一种扭曲的资本主义? 与之相比，中国所采取的对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已成功引入了一套高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开放，公开，竞争充分, 游戏规则逐渐与国际接轨,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后，这种接轨更加加快。
中国目前所徘徊的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为中国从改革之初至今，一直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五个字：提高生产力。至于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去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采用的是实用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正是邓小平留下的这种实用主义, 使中国目前进入一种公有与私有混合的经济体系，而这种混合产权的市场经济是否最终会演变成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对私有制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取决于私有企业在经济中的表现, 尤其是私有化是否真能帮助中国企业快速进入世界企业之强。显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没这个信心。
中国对其大企业私有化的忧虑态度与俄罗斯对其企业私有化的坚定改革策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是为了淘汰落后提高企业生产力而私有化，所以中小企业首先被改制掉。结果，使中国滑上了一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混合经济体系。而俄罗斯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而私有化，私有化是为了实现一种信仰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一旦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信仰，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一切都会被认为是美好的。由此，正像弗里兰在书中所评价的那样，俄罗斯的改革派在早期是浪漫的，他们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实现，一切好事都会自然发生。
由于这种经济浪漫主义，俄罗斯早在1994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把企业产权全部转移到私人手里。在这个激进的私有化过程中，腐败被容忍了，改革者们不在乎财产以何种方式转移到私有者手里， 即使是偷也可以接受，因为今天是偷，明天就是财产的所有者和优秀管理者，腐败就会停止。这种为‘民主而腐败’在早期私有化过程中完全成了一种自觉地选择。但是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经营仍然非常拙劣，生产力仍然低下， 更为糟糕的是私有化创造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财团寡头，使俄罗斯改革滑上一条谁也不想看到的经济轨道: 创造了一种私有的，但却没有生产力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发展了，但却被寡头操纵和控制了。
这就是弗里兰在书中对私有化后的俄罗斯经济体制的高度概括。俄罗斯改革初期受到了极端右倾的影响：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这就像中国在文化革命时所受的极端左倾影响一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这两种极端主义的代价都是一样：抑制了生产力的提高。
弗里兰的书尽管描述的是俄罗斯如何受经济浪漫主义影响去发展市场经济，但书中的内容却强烈暗喻了中国渐进改革模式于俄国模式的本质差异：中国是用实用主义去引导发展市场经济，从而避免推出极端的改革措施，使改革更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的‘苗’。
这种鲜明的差异是通过直接比较鉴识的。这种鉴识和弗里兰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不但对中国正进行的私有化改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同时, 对俄罗斯如何修复出了问题的资本主义，也会是很好的借鉴。
（刘芍佳：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英国BRUNEL大学经济系讲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与中国企业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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