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经济学家巧妙地利用了经济体制转换的机会，将自己的良心摆在了旧体制的对立面，将资本和老百姓的不满全部归咎于旧体制，将全部旧体制的恶归咎于政府，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总是不会错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吗？“体制”之错；工人待遇差吗？“体制”之错；就业问题严重吗？“体制”之错。虽然经济学家既取悦了资本，又不得罪百姓，但经济学家的良心呢？经济学家的良心难道不是说真话吗？追求利润是市场的唯一动机，在这个动机驱使下，媒体要登虚假广告、地产商要偷工减料、包工头要克扣工资、矿主会草菅人命，假奶粉、假药、假种子，屡禁不绝。“体制”有什么错？“体制”最大的错误在于听信了经济学家的谎言，以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以为市场存在通过利他才能利己的机制。
百姓对住宅价格不满，政府徒劳地企图压低房价，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一句真话：这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有人将房价高企归咎于地产市场准入制度，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一句真话：准入制度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百姓利益的必要制度！政府倡导节约，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一句真话：浪费自然资源是降低市场成本的最佳途径！
但经济学家并不总是沉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有人急急忙忙地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这时经济学家的良心发现了，纷纷自称自己有社会责任感，不惜胡说八道加上破口大骂也要将对私有化的质疑压制下去，可见经济学家的良心实在是有选择的良心。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仅仅选择为对资本最有利的制度辩护。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在没有任何法理基础情况下，被经济学家强行鼓动实施的。据说，国有资产是被“出让”的。可是，经济学家要消灭国有企业的理由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失位了。由于没有所有者的监督，所以管理者不尽心管理，于是国有企业非“出让”不可。于是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所有者失位，那么是谁“出让”了国有资产？财产的主人不在，财产是不可能被“出让”的，财产只有可能是被人拿走了。无论经济学家编出什么样的方案、使用什么样的技巧，他们都无法饶开一个基本的悖论：国有资产私有化非法性的理由恰恰与他们要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理由完全一致：所有者失位！
就在经济学家们在中国埋头推销他们在西方书本上学来的漏洞百出的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效率的条件中，理性预期假设为不真、行为理性的假设为不真、收益递减不真、信息完全不真、完全竞争的假设当然也为不真，市场效率的前提假设竟然没有一项为真。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根据经济学的新成果，“看不见的手”并不存在！传统经济学并不是没有看见这些假设为不真，它只是一相情愿地假设这些不真只是偶然现象，但实验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中的理性偏差是系统偏差；而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不仅是市场的条件，而且是市场的结果。而收益递增的研究表明，如果经济是增长的，收益递减的假设就不可能为真。也就是说，市场效率的条件不可能为真。对于这样的新进展，曾经热衷于“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做了些什么？
在中国，经济学家要做的，就是继续自说自话。既然关于市场的理论不好推敲了，就只好将市场神化。帕累托最优就是一个被神话的概念，只要提一句帕累托最优，什么人就都敢胡说八道了。帕累托最优在什么时候可以存在？它仅仅在经济学家阿罗—德布鲁的有严格假设条件的数学模型中可以存在。利己的动机是市场的灵魂，存在利己的动机就存在欺诈的动机，而信息不对称则为欺诈提供了最好的生存环境，只要市场中还存在欺诈，帕累托最优就不可能存在。为了消除欺诈的动机和限制欺诈的机会， 我们就需要法律对市场进行约束，市场如果被约束，帕累托最优又如何存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了避免欺诈行为，法律设置了市场准入制度。在农资市场设立准入制度，是为了防止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坑农；在金融市场设立准入制度是为了防止百姓的存款被卷走；在地产市场设立准入制度是为了防止“集资建房”的骗局再发生。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准入制度都受到了来自市场基本教义的批评，因为市场因此绝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没有这些准入制度会如何？不需要任何经济学常识，我们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农民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其中就包括他们。如果农民的数量特别庞大，相对贫困的发生就以“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式表现出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的增长模型准确地预言了中国必然要出现“三农”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完全市场化可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可市场化国家的农民却偏偏全部需要政府补贴才可以生存。
经济学家有义务告诉人民实话。马克思说市场的本质是劳动者相对贫困；虽然是为市场辩护，但亚当斯密也说过实话，劳动在市场中虽然处于不利的位置，但他们的生活状况要比在非市场经济中要好，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这句话翻译过来，还是相对贫困：劳动者在市场中生活状况虽有改善，但他们永远是市场中的弱者，是市场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经济学大师们对市场的态度虽然不同，但他们至少都是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们说了实话。
自称最有良心，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竟然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句实话：老百姓是市场中最后“富起来”的人，如果他们可以在政府的干预下富起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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