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刘国光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

刘国光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理论界引发了很大反响。但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和批评无疑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些讨论和批评不仅说明刘国光所提出的问题已不容回避，而且对于进一步澄清刘国光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杨宇立在《混淆目标与手段的做法不可取》（见《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0日，以下简称杨文）一文中，对刘国光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但我认为，杨文的某些观点还值得再商榷。
    第一，关于“自由选择”的问题。杨先生倡导“自由选择权”，当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我认为，在今天的经济院校，大学生是否真的有杨文所谓的“选择权利”？到底是谁在“限制别人自主作决定的权利”？其实，在今天大学的讲台上，以宣传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时尚，以谈马克思主义为耻辱，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安排极力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何况应用经济学），这些难道不都是事实吗？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大学教师一提马克思就腿脚发软底气不足，学生更是青出于蓝，以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连大二学生都蒙不住的可笑骗子。请问杨先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才是真理”的现实语境下，在主流经济学垄断了话语权的“选择范围”中，让那些18岁左右、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尚无可靠的对经济学理论辨别能力的大学生们如何“自由选择’？
    第二，关于“经济人”假设。我认为杨文的申辩误读了刘国光的质疑：（1）刘国光说：“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请注意文中“不变的”三个字．刘国光所质疑的“经济人”假设，是针对那种把自私自利“永恒化”和“绝对化”的浅薄，并没有否认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作为人性抽象的现实性。（2）马克思主义把人性看作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杨先生念念不忘的道德高低实在是扯不上边。（3）在我看来，刘国光对“永恒化”人性的怀疑，恰恰具有“反神学”的意义——主流经济学将自私自利“‘永恒化”的经济人假设，难道不是已经成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许多人的一种“神学”了吗？（4）如果说经济人假设“强调‘自利’倾向的‘利他’和‘公益’后果”，那么刘国光的质疑也不过是强调了一下自利倾向的“负面后果”。只准强调自私自利的“正面后果”，不准说自私自利的“负面后果”——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
    第三，关于私有制的问题。在我看来，杨先生对刘国光有关私有制的批评，显然有些文不对题。（1）如果要为私有制辩护，我建议最好不要拿“劳动成果被他人占有”说事。杨文拿这一条为私有制辩护，实在有点提虚劲。劳动阶级的劳动成果为什么能被他人占有？这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到底有何关系？建议杨先生好好读一下《资本论》。（2）公允地说，在现阶段生产力的水平下，我们的确还找不到比私有产权更好的制度安排。但不能由此断定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安排（老实说，我从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选择）。杨文断定人类永远找不出一种比“确保私有财产权利更好的制度安排”，这难道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有的科学态度吗？其实，刘国光批评的正是这样的“致命的自负”，由此看来，杨先生对私有制的迷信，的确值得好好反省一下。（3）诚然，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使命，保护和发展“合法的私有财产”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但是，杨先生实在没有必要用“保护人的生存权”来为私有制提供理论合法性。这种做法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12月1日《社会科学报》）